“沉潜心性”的生命灵动 - 1956至1976年施蛰存的学者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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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成果并未在这20个岁月中展出，而是一直沉寂到复出之后才得以陆续发表。这些重大成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对于当时命运不济的施蛰存来说，研究金石古碑不是施蛰存为了解决经济上的需要，因为购买大量古书和碑帖是会消耗他钱财的，比如，编撰在《北山散文集》（第四辑）的《致李白凤（一三通）》（1974年8月11日和1974年8月27日）信中，施蛰存对此提出了如下文字来印证：

上海书画社下星期起继续供应碑帖，也许又得花一些钱了。 上海书画社已恢复碑帖供应，价亦不昂，??

[48]

同时，这也不是政治上的要求，是由于当时他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整理资料，如果他从事其他文化活动，是会被当成“别有用心”看待的。据他的好友徐中玉回忆，施蛰存无论在什么季节，都没有停止对金石古碑的研究。“而且这还不能叫苦叫累，让人知道他竟还在做这种‘大搞封资修’的‘勾当’。” [49]《投闲日记》里的文字已经透露出在当时物质缺乏的年代里，做这项研究工作完全是出自施蛰存先生追求心灵自由和精神独立的结果。否则，他既不会与友人做金石古碑的交易，也不会卖掉自己的书而去筹资买古碑了。对此，施蛰存在《致张索时（厚仁，三四通）》（1975年6月10日）里发出了自己最真诚的心声：

我十年来就只有收藏碑版兴致未衰，其他的文艺活动都无意从事了。

[50]

由此可见，20年沉浸在古碑的世界，让他不断回归自己的内心，尽可能地远离政治斗争。即使承受再大的打击，但因为有了一种兴趣的拓展，也做到了不趋时和不怕苦。尽管有些许忧郁，但他也不会走向虚无和绝望。相反，时代给了施蛰存一个苦修内功和拓展兴趣的机会，淡泊稳健的学者风度由此不断养成。一颗九死不悔的心，一种坚忍不拔的信念让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所在，冷静理智地对待不公平的待遇。中国知识分子的立身处世原则“穷则独善其身”在他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对治学践履谨严认真、笃实虚心的态度，让他决定沉下心来研究古碑，决心隐忍地坐“冷板凳”。这不仅是他个人兴趣和传统爱好的延续，更是他希望以自身微弱力量去挖掘当时被社会冷落的艺术文化传统，为延续和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作出自己贡献的结果。

三、 走进诗词唱和 寄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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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沉寂的二十年里，施蛰存除了投入到碑帖的研究外，还不忘倾心于他所擅长的一方面：古典文学和教学。这在他为学譬如开的“四扇窗”里属于“南窗”。在长时间研究古典文学中，他寄托着自己内心传统的情怀，回归了自己内心最真诚的感动，从而不会在政治大潮中迷失自我和遭受淘汰的命运。因此，他既能在“入乎其中”的境界里感受真知，又能在“出乎其外”的意境中觉悟真理。经过20年潜心探索和滋养的学者风度在诗词经典的研究中得到充分展现，施蛰存的学者气场和大家风度在此得到彰显。

施蛰存说：“唐诗宋词，我在十六七岁时即己爱好，经常讽诵，有时也学做几首绝句或小令。”[51]从这句施蛰存回忆的话中，可以知道他从小就开始浸润在古典文学的氛围里。1922年10月，他与戴望舒、杜衡等人组织文学社团“兰社”，在旬刊《兰友》上开始发表旧体诗词。在上海大学求学期间，俞平伯对施蛰存的影响是非常大的。1930年代，施蛰存在到达小说创作和编辑事业高峰的时候仍不忘编辑、校勘古典文学著作。同时，这也是他在海派学术中能形成自我风格的独特所在。其他海派作家，如穆时英和刘呐鸥，重点描写都市文化中男女的欲望和捕捉城市丰富多元的时尚色彩。而施蛰存则不忘传统，继续在现代和传统中寻找平衡的写作点。他的确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知识分子，他曾经说过：“我们标举的是政治上左翼，文学上自由主义。” [52]这就充分显示了海派文化的多元性和宽容性。1937年抗日战争后，施蛰存停止了文学创作，转向了古典文学研究。然而，这不是属于他的“江郎才尽”，而是职业改变的结果。除此之外，通过在一些大学任教，他更加清楚自己确实有必要对古典文学进行深造和研究后才能在此领域有所造诣。他在云南大学任教时期曾经有所体会：“有许多古典作品，过去读过几十遍，自以为懂了，没有问题。可是拿到课堂上去一讲，经学生一问，就觉得有问题了。怎么办？要解答，就得研究。从此开始，我的读书方法才深入了一步。”[53]凭着这种孜孜不倦的治学探索精神，他对古典诗词的研究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反右后，面对一次次无情的批判，虽然施蛰存在公众视野中渐渐消失，甚至几乎成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被人谈论最少，少到几乎要被人遗忘的老前辈，但他的“沉潜”生活悄悄为他开启了新天地，为他打开了治学的另一扇窗。1960年秋，施蛰存结束嘉定的学习，被分配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这个地方虽然冷寂，却正好给了他寄托内心的机会，给了他研究以前未曾深入钻研过的学问的机会。古典文学，正是他认为最合适的选择。他认为，在古典文学领域中，关于词的理论和品评，最少现成的参考资料。因此，他决心在这个领域里拓展深化，为我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延续默默做出贡献。从刘凌编的《施蛰存先生著译年表》中可查找并总结出：在1963年和1964年，施蛰存用《花间集》曲子词的规格体制分别出版了《宋花间集》和《清花间集》。[54]这让埋没已久的《花间》传统得以再现。施蛰存的《投闲日记》生动记载了他从1962至1965年阅读过的各类词书、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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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各种资料的历程以及校勘和补录历代词籍等细节。另外，写在《北山散文集》（第四辑）里的《致李白凤（一三通）》一文中，施蛰存也谈到了创作诗词的情形：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今年作《甲寅杂诗》，至今仅成卅首，不知能否成百首。

[55]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昔人编选诗集有《宋人小集》，荟萃诸家之作，每集仅四五十诗，今亦仿其例，作印人小集，每家钤惠二十—三十印。

[56]

又如在《致张索时（厚仁，三四通）》里，施蛰存提起如下之语：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已于去年十一月光荣退休，现在正在把一些关于碑版和词学的著作整理写成清稿，希望有一天能印出来。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今年要把一些关于碑的著作写定。明年要把词话稿写定（一半是词论，一半是历代词的读书记）。??

[57]

虽然这段“沉潜”的日子非常辛苦，但施蛰存在诗词世界里“慢慢地感觉到词的园地里，也还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于是才开始学习以钻研学术的方法和情感去读词集”[58]。因此，他才能在如此浮躁的岁月里找到自己心灵的寄托，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一方面，通过撰书和写论文，他下了很大功夫来考证许多诗词概念和作家。其中，有对韩偓、温庭筠、韦庄、李璟李煜父子等作家研究的论文。据黄德志，肖霞所撰写的《施蛰存年表》记载，在此期间，他写出了《汉乐府建置考》（1956）、《读温飞卿词札记》（1964）、《读韩词札记》（1964）等作品；[59]另一方面，他编撰了许多关于词学方面的书籍和论文，如1963年作《云间小志》和续作《云间语小录》、1973年北山楼增辑《燕子龛诗》等书籍[60]。这些书，沉寂了近20年，在1977年后才得以出版。另外，单篇论文也交由《中华文史论丛》、《文史知识》、《词学》、《文艺理论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出版物上发表。

[61]

在总结施蛰存古典文学成果上，刘凌的《施蛰存先生著译年表》列举较为详细：

1963年 五十九岁 编撰《云间词人姓氏录》。 1964年 六十岁 辑录《宋金元词拾遗》。 1965年 六十一岁

编撰《云间花月志》、《王修微集》，参与编写公共课教材《中国文学史》。 1966年 六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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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录《北山楼藏词学书目》。 1967年 六十三岁

编撰《晋书征碑录》、《赵盂频石墨志》。 1968年 六十四岁

编撰《宋花间集》、《北山楼词话》。 1969年 六十五岁

编撰《清花间集》、《北山楼集古别录》，续撰《北上楼词话》。 1970年 六十六岁

续撰《北山楼集古别录》、《北山楼词话》。 1971年 六十七岁

续撰《北山楼集古别录》、《北山楼词话》。 1972年 六十八岁 续撰《北山楼词话》。 1973年 六十九岁

选编《文苑珠林》，续撰《北山楼词话》。 1974年 七十岁

始撰《浮生杂咏》，续撰《北山楼词话》。 1975年 七十一岁 续撰《北山楼词话》。 1976年 七十二岁 续撰《北山楼词话》。

[62]

在此，要提出来的是，即使施蛰存复出了，其出版数量也不是特别多，归其原因是施蛰存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有非常严谨的要求，不会因为曾身处不公正的环境而对自己有所放松，充分体现了一个学者的学术修养。施蛰存的好友、对施蛰存古典文学成就有专门研究的台湾学者林玫仪对此有深刻感受，她说：“唯是先生的词学著作，见于日记及文章中而未见出版者，尚所在多有，如《云间词人姓氏录》、《云间词人小传》、《宋金元词拾遗》之类，这也许是因为先生为学严谨，不轻易发表；但是从后学的立场来说，先生的词学旧作若能一一整理问世，对于词学研究，当有重大之意义。” [63]实际上，80年代以后出版的施蛰存诗词研究学术刊物，确实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巨大的文化收获。他的许多观点都非常独特，并且能够指出其他研究者所发表观点的不足之处。在《北山散文集》（第三辑）里，笔者重点关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在1174页的《说杜甫<戏为六绝句>》（1984年）。在这里，施蛰存对各方的观点都做了一些比较、更正和评价，让读者对六首绝句有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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