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管理智慧》教案

3、集权同心

在社会管理策略上荀子还提出集中权力,上下同心。在集权上荀子强调尊君,就象为父者乃“家之隆”一样,为君者乃“君之隆”，而“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致士》)。他认为一山不能容二虎,君上的至尊地位不容动摇,否则势必导致争乱。所以他强调集权同心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天下一隆致顺而治”(《正论》);“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议兵》);“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儒效》);“上下同心,三军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矣”，“欲治国驭民,调壹上下”(《君道》)。因此,荀子反复强调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集中权力,上下同心才是实现管理秩序的前提。

三、领导者 1、平政爱民

爱民即对民众施以仁政;利民、裕民,施民以惠。“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 (《王制》)

荀子视爱民为君人者的大节之一,认为爱民是君人管理好民众,稳固其地位和政权的一个重要前提。“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

荀子引古传论君民关系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 《君道》篇总结的好:“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这是基于上下关系的本质认识,不是统治和被统治的简单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是一种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

2、尚贤

对于贤能的使用,荀子强调必须做到大公无私,一视同仁。他认为必须要“内不可以阿弟子,外不可以隐远人,能中是者取之”(《君道》)。

有能则举,无能则废,决不以亲疏远近尊卑而定取舍。“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

荀子在这里仍是以礼义作为判定贤与不肖的重要标志。这就打破了尊卑贵贱的等级次序界限,反对世卿世禄和任人唯亲。选贤不论门第出身,不论贫富贵贱,在能力面前人人平等,必将鼓励人们积极进取向上。

3、衡听显幽,重明退奸。

衡听即兼听，显幽即揭露阴险,重明即表彰忠信,退奸即屏退奸邪。《荀子.致仕》:“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荀子认为管理者切不可听信朋党之间的相互吹捧及其对异己者散布的流言蜚语，“朋党比周之誉,君子不听;残贼加累之谮,君子不用”，“凡流言、流说、流谋、流誉、流诉;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荀子还强调管理者应该在兼听他人意见的基础上明辨是非,赏罚分明,“闻听而明誉之,定其当而当,然后士其刑赏而还与之”。如是,“则奸言、奸说、奸事、奸谋、奸誉、奸诉莫之试也。忠言、忠说、忠事、忠谋、忠誉、忠诉莫不明通方起以尚尽矣。”这些就是荀子所谓的“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这既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提高管理效益的前提。

4、赏善罚恶、赏功罚

荀子强调赏罚的重要作用,认为:“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

在管理上他主张赏罚严明,即“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王制》)。

管理者对有德、有能、有功、有罪之人应明察秋毫,及时决定是否贵之、官之、赏之、罚之。荀子主张对于那些既无德又无才的无能之辈要坚决罢免,“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王制》)。如果为官不称职,应立即废除,做到能举能废,能上能下。

第五章 公道——墨子的管理智慧

墨子名翟。鲁国（或宋国）人，（大约前468-前376年）“学儒家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成为儒家的死敌。做过宋国大夫，到处讲学。曾经制作过能在天上高翔3天不落的木鸟。

墨家组织严密，成员称为“墨者”，学文习武，为制止战争，为弱国守城（墨子曾派弟子禽滑釐为宋守城）；墨家纪律严格，奉行苛刻苦行的戒律，墨者出仕的俸禄需缴纳一部分给墨家集团。墨子死后，首领选举产生，称“钜子”。

《墨子》是墨子及其后学著作总汇。关于墨家学说，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指出：“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也。”

在中国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中，墨家与儒家相抗衡，史称“儒墨显学”。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是战国时期平民百姓利益的代表。墨子的管理思想包括“十论”：尚贤、尚同、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和非攻。这是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管理理论体系。

兼爱、尚贤、尚同构成墨子管理的三角结构。

一、 兼爱相利的管理伦理

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这是墨家学派区别于先秦诸子百家最突出的理论标志。

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非命上》）

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贪；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兼爱中》）

1、兼爱为本的伦理基础

墨子所说的“兼爱”就是不分彼此、不分亲疏、不分远近的普遍的爱，与儒家的“仁爱”相比较，有着重大的区别。

第一，儒家所说的“仁”，以“亲亲”为基础，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亲情的推演。而墨子主张的兼爱则是一种无差等的普遍的爱，超越了血缘、地域的差别。

第二，儒家所说的仁者爱人，侧重于仁者的克己，强调自我的道德修养，并不关注别人的回报，重在伦理学上的义务。墨子所说的兼爱，则落实到交相利之上，如果做到了兼相爱，人人都能够从中得到回报，获取利益。这体现着鲜明的功利观。

第三，儒家所说的仁爱，是人的真性情的流露，完全是出自人的内在本性。而墨子认为，他所说的兼爱是出于天的意志，即天志。在墨子看来，公正、公平是天的本质，天的运行，广大而没有私心，上天会根据人们是否做到了兼爱?±而进行赏罚，这就使人们的兼爱行为带上了某种外在的约束与规范。

2、兼以易别的行为选择

在墨子看来，人类相互不友爱的原因在于每个人都为自己打算，而不为他人着想，相互猜疑、对抗、争夺，墨子把这种状况称之为“别”。他的解决方法就是用“兼相爱”来取代“交相别”，对待他人好像对待自己一样。

墨家所提倡的这种“将身比身”、“将心比心”的兼爱思想，历代统治者确实难以完全做到，但只要有这份“心”，就可以收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良好效果。

3、“爱人若己”的利益相关原则

在墨子看来，人们总是爱自己的，但如果只知道爱自己而不知道爱别人，甚至害人以自利，会导致最终无法获得自己的利益。反过来，如果真正从爱己、利己的动机来考虑问题和待人处事，恰恰就应该关爱别人，充分地考虑到别人的利益，做到“爱人若己”，这样才能够达成共享其利的结果。

墨子所主张的兼爱学说，往往会引起人们的误解，认为就是鼓吹“爱人”而不“爱己”。对此，后期墨家专门做出解释，即爱护他人也不排除爱护自己。当然，墨家的基本立场还是突出爱的奉献。在他们看来，圣人爱己的目的也是为了爱人，实行仁义的事业

二、尚同尚贤的组织原则

墨子在组织管理方面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同天下之义”的认识，要求整个组织统一服从于管理者的思想和意志。为保证这一“天下之义”的正确及其在组织内部的共享，墨子同时提出了尚贤使能的人事原则和上下通情的沟通原则。

1、尚同一义的共有价值观

墨子首先指出“上下不同义”的弊病，针对这个弊病，墨子主张选择天下有才能、有德行、又聪明、口才又好的人，充当“天子”，让他去做统一天下各种意见的工作。还要选择优秀人才，把他们分别安排在“三公”、“国君”、“卿大夫”、“乡长”、“里长”的位置上，让他们也参与管理天下、统一天下各种意见的工作，这样就可以达到“尚同一义”的目的

墨子所谓“尚同一义”，用现代管理的语言来说，就是形成组织的共有价值观。会形成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的认同感，有助于增强组织系统的凝聚力和稳定性；管理者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组织成员也才能够据此判断事物的善恶、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为。

2、“尚贤”是为政之根本

“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在墨子眼中，贤才是“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佑”。（《墨子·尚贤上》）“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墨子·尚贤上》）

贤才的出谋划策是君主建功立业的重要原因，而贤才的多少与得失又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墨子·尚贤上》）“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亲士》）

“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

因而在人才选举上，墨子主张应不计贫富、亲疏、容貌与出身，“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贼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中》）“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

墨子主张选举人才要出于公心，不计私怨，“举公义，避私怨”。（《墨子·尚贤上》）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观点。

墨子眼中的人才，在品德上“仁”与“兼爱”是贤才的首要条件。“夫仁，事上敬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时，仁者弗为也。”

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吾闻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

墨子要求贤才必须忠孝、富有正义感与爱心，以及为民谋利除害的抱负。

雄辩的口才是墨子要求人才必备的能力，“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辩论是为推行政治主张而服务的，同时又可以认识事物、明察事理，而且辩才是得到重用进入仕途进而能为百姓“兴利除害”的工具，所以墨子感慨地说：“治于神者，众不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

多方面的办事才干和治国能力是人才的核心条件，能够政治上“国家治而刑法正；经济上“官府实而财不散”“菽粟多而民足乎食”；对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

“博乎道术”是要求广泛精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原理及实用技术。 墨子更注重的是对能力运用的实效，“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 “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因而，具备忠孝、兼爱的品德、雄辩的口才与各项管理、治政能力及实用技能的人是墨子眼中标准的人才。

三、节用尚俭的消费观念

墨子观察到了当时社会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认为除了加强生产之外，还要靠“尚俭”、“节用”。

一是反对统治者为了享乐而横征暴敛和掠夺老百姓的财富。因而要求统治者力行节约，懂得“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道理。

二是反对衣饰过度追求华彩，认为“衣服之法”在于冬服足以御寒、夏服能保持凉爽就可以了。不主张过分追求五味调和、气味芬芳和罗致远方的奇珍异品.

三是反对制造华美的兵甲车船，认为剑的作用在于击刺，铠甲的作用在于防护身体，车的作用在于负重到达远方，舟船的作用在于渡河。因此，制造这些兵甲车船，只要达到其功能即可，没有必要作额外的打扮装饰。

四是主张简易的宫室建造，认为建造房屋宫室，四壁能够抵御风寒，房顶能够遮蔽雨雪，中间洁净，墙壁能够隔绝男女，使之有别，就可以了。

五是提倡节葬。他认为，儒家的葬礼仪式繁杂，多以财货殉葬，礼制规定的居丧期又很长，使生者难以承受，因此主张薄葬、节葬。

六是主张非乐。墨子认为音乐不能给人民带来实际的利益，统治者为了满足对音乐的享受，必将征调许多劳力制造乐器，充当乐手，耽误了生产劳动。如果老百姓也起而仿效，就会妨碍耕织生产，因此，他反对儒家的“礼乐”，主张“非乐”。

四、非命尚力的进取精神

墨子提出过著名的“三表法”，就是考察言论正确与否的三个标准：

第一是向上探求古代圣王的事迹；第二是向下考察百姓耳闻目睹的事实；第三是 把这些言论具体化为政治管理的措施，看它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墨子运用“三表法”，揭示了“有命论”的荒谬和危害，提出“尚力”的主张。他指出： 人类当然与禽兽、麋鹿、飞鸟、爬虫们不同。后者可以听天由命，以它们的羽毛 为衣裳，以它们的蹄爪为鞋袜，依靠它们周围的水草为食物，因此即使雄性的动 物不耕田种地，雌性的动物不纺纱织布，也能够衣食无忧。而人类就不一样了。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墨子提出“非命”观点，强烈反对宿命论者的“命富则富，命贫则贫”的观点，

相信“有命论”的人认为，人生的寿夭、贫富，社会的安危、治乱，都是由预定的“天命”决定的，人的力量无法减损与增益。个人的困穷、显达、受赏、被罚、吉祥、祸殃都有定数，个人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也不能改变它。墨子指出，如果官吏们相信了这种说法，就会怠慢分内的职守；百姓们相信了这种说法，就会懒于劳作。官吏们不理政事，社会就会混乱；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