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会笺》解说

《毛詩會箋》解說 王曉平

《毛詩會箋》為日本明治時期學者竹添光鴻所撰，是日本詩經學新舊交替的分水嶺。 竹添光鴻（一八四二——一九一七）名漸，字光鴻，亦字漸卿，通稱進一郎，號井井，別號獨抱樓。生於肥後（今熊本縣）天草上村（今大矢根町）。竹添光鴻出生在幕府末年，親眼目睹“脫亞入歐”的風潮中漢學遭遇的幾盡覆滅的衝擊。一八八二年竹添光鴻出任朝鮮公使，由於京城之變而失勢，撰寫漢文《紀韓京之變》以紀其事。一八九三年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一八九五年辭職，以後再未出仕。一九〇二年完成《左氏會箋》，並於一九一四年由此而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其時已年過古稀，為其去世三年之前。所著尚有《論語會箋》、《獨抱樓遺稿》等。

竹添一生，一波三折，經歷了書生、外交官、教授三種角色轉換，卻均與詩歌相伴，可謂失之政壇而得之詩壇。明治之前，曾奉藩命奔走于京都、江戶和中國的上海，遭遇詩禍，後在熊本、玉名兩地開設私塾；在三十四歲，經勝海舟推舉，隨公使森有禮到中國，獨自徒步入蜀，寫下《棧雲峽雨詩草》文名大震；五十二歲時就任東京大學文学部漢學科第二講座教授，兩年後辭職，專心著述，其中就有《毛詩會箋》。可以說因詩致禍，因詩獲名，又因《詩》之研究為中日詩界後學所知。

中晚年所撰《左氏會箋》、《論語會箋》、《毛詩會箋》、合稱三《會箋》，效仿中國經師注疏體，採用中日所傳各本參校，綜合中日兩國各代學人眾說，以經解經，各章參互發明，以注經的方式，完成了他傾力為之的中日經學交流的一樁大事業。三《會箋》之中，《左氏會箋》於一九一四年獲頒“學士院獎”，後又被收入《漢文大系》第一〇、一一冊中，在我國先有臺灣影印本，繼之又由岳麓書社影印出版，最為知名；《論語會箋》則被收入崇文叢書，亦有臺灣廣文書局影印本，書中引用日本學人近三〇家之說，可稱日本資料最富；而《毛詩會箋》刊行較後，流傳不甚廣，卻有作者將文學鑒賞引入詩歌闡釋的嘗試，可謂最可看出作者詩文功力和文學才華的一部注經之著。

《毛詩會箋》以日本所傳卷子本為藍本，以唐石經及延文古抄本校之。他的《毛詩會箋》不取《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中的《毛詩鄭箋》，除由於不專取《鄭箋》，而採取眾說，自為發明之意外，也是因為阮元當時沒有看到清原宣賢的寫本，而光鴻以為此本更接近古本。不過，此書只錄《經》、《序》、《傳》，而未錄《箋》，在轉錄寫本製成印本的過程，也存在不能不改變字形的情況。儘管如此,在利用寫本展開《詩經》研究方面，《毛詩會箋》仍是不能不提到的一本專著。

其中文字，多引延文古抄本，而此本今已不知存於何處，故書中所引，亦頗可貴。延文是一三五六至一三六一年年號，時當我國元朝至正一六年至二一年，從《會箋》所引看，大體是《毛詩鄭箋》完抄本，早於靜嘉堂本一百多年，如能尋得，當為至寶。

《會箋》序說，所采主要日本近儒，列舉了中井氏積德、龜井氏昱、仁井田氏好古、古賀氏煜、安井氏衡，而實際上人數較此說稍多；同時，由於援引其說時，多姓名不舉全稱，不出書名，甚至引文止於何處皆不明晰，閱讀者殊為不便。現特將書中援引較多的學人及其著述羅列如下：

中井履軒（一七三二——一八一七），名積德，朱子學派。撰《詩雕題》七卷並附卷，有大阪大學懷德堂文庫刊行會影印本，尚有《詩雕題略》（寫本）等。另有《七經逢原》等。。

古賀侗庵（一七八八—一八四七），名煜，號侗庵，朱子學派。撰《毛詩或問》一卷、《毛詩劉傳稿》一卷。

安井息軒（一七九九—一八七六），名衡，號息軒，有江戶儒學集大成者之稱。撰《毛詩輯疏》、（收入一九三二年刊行的崇文叢書）、《毛詩詳說》一〇冊等。

木下韡村（一八〇五—一八六七），名真太郎、犀潭，號韡村，為光鴻之師。光鴻曾為之整理編輯《韡村先生遺稿》。

龜井昭陽（一七七三——一八三六），名昱，號昭陽，著有《毛詩考》二六卷一〇冊。《詩經古序翼》六卷等。《毛诗考》有一九三四年安川敬一郎印行的影印本，又收入一九七八年福岡蔁書房出版的《龜井南冥?昭陽全集》第二卷，有岡村繁解说。

太田錦城（一七六五——一八二五），名元貞，號錦城，折中考證學派，其有關《詩經》的著述多達一五種，其中有《詩精義》、《毛詩微言》八卷等。江口尚純曾撰《江戶時期〈詩經〉研究的動向之一》專論。

仁井田好古（一七七〇——一八四八），字伯信，號南陽，撰《毛詩補傳》三〇卷，有東京松雲堂書店一九三〇年刊本。

其中多引安井息軒《毛詩輯疏》，竹添光鴻從一五歲始師從木下韡村，故對其說也格外重視，獨以先生尊稱。儘管江戶時代研究《詩經》的著述數以百計，但對《會箋》影響最大的不過以上數家。

《毛詩會箋》“其體例一沿《左氏會箋》，以求合於諷喻之義”。自言“他經說苟有步《毛詩》者，隨得隨采，複者刪之，散者屬之，綜貫諸家之說，以期於會通。”在著述態度上一以貫之。這就是他在《左氏會箋》中所表明的：“夫經所以載道也。道原于人心之所同然，然則他人說經獲我心者，道在斯可知矣。以所同然之心，求所同然之道，何必容彼我之別於其間。集眾說折中之，要在闡明經旨。”“闡明經旨”正是他為“三會箋”確立的最重要的目標和落腳點。

竹添從辨明文字入手，探求詩句乃至篇章本意，兼顧疏解和鑒賞，整體把握詩人情感和句外之意。

《毛詩會箋》前有《序說》，首先引鄭玄《詩譜》、王肅、韓愈、成伯璵、王安石、王得臣、曹粹中諸人之說，以說明自己對《詩序》的總體看法。竹添光鴻認為，《毛序》首二句為毛萇以前所傳古序，以下續申之詞為毛萇以後經師所附，因此自己採錄諸家說，闡明其義。竹添光鴻在自己的《序說》中，還引大田元貞、元馬端臨、明郝敬之說以論《詩序》，引崔述之說以論刪詩，引魏源之說以論讀詩之法，引明賀貽孫、成僎之說以論詩皆入樂，引王夫之、顧炎武、嚴虡惇、成僎之說以論叶韻。

明治中後期，漢學传统改革派沿襲了江戶時代折衷學派的學風，不設古今派別壁壘，看重清代考據學派，亦不棄宋明朱子學派中有價值的資源。

在明治時代的《詩經》研究中，《毛詩會箋》是最注意吸收清代考據成果的著述。援引的清儒著述，文字音韻方面有顧炎武《詩本音》、王夫之《詩經協韻辨》、顧廣譽《學詩詳說》、《學詩正詁》等。傳說方面有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戴震《毛鄭詩考正》、《杲溪詩經補注》、段玉裁《毛詩故訓傳定本》、焦循《毛詩補疏》、胡承珙《毛詩後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陳奐《詩毛氏傳疏》、《毛詩說》、《鄭氏箋考證》、李黼平《毛詩 義》、俞樾《毛詩平議》、《達齋詩說》、薑炳璋《詩序廣義》等。天文地理名物制度有趙佑《詩細》、《毛詩草木疏校正》等，思辨學派有王夫之《詩繹》等，今文詩學有魏源《詩古微》等。

對於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竹添曾認真研讀，多處引用，注重領略和吸收今古文經學家以古音古以正其中訛誤、以雙聲疊韻明其通假、橫貫全經以求其章法句法、以辭彩逆其情意的注詩方法，力圖將《詩經》放回兩周弦歌諷誦、斷章取義的現場去解讀，同時對漢代經師以《左傳》比附、以美刺說詩的方法也抱信從態度，在領會詩人情意的時候體察各地風俗影響的同時，淡化歷史、民族的差異，將《詩經》看成超越中日文化差異的人情鏡鑒。全書用漢文寫成。書成之時的明治末期，研究中國學術的學人多不屑于摁住文本一字一句死摳原義，更無心逐頁翻檢古人繁雜的解說，注疏體被視為無思想創新價值的舊物，《毛詩會箋》也就遠不如那些漢文訓讀並輔以日語口語翻譯解說的《詩經》講義之類的書知名，《毛詩會箋》可以說是一首日本經學舊注疏的挽歌。

不過，在《毛詩會箋》象牙塔中純學術化的操作中，也並非沒有對新時代、新學術的嚮往。竹添光鴻在中國遊歷的經歷，有助於他正確理解中國的語言。《毛詩會箋》對音韻說解雖然不多，其中也有一些值得重視的見解。《毛詩會箋》在每篇末，或從全篇結構的角度對各章內容加以分析，或鑒賞加評論。竹添光鴻讀書的方法，注重“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又讚賞毛公“非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所以時有跳出詩句議論世人情事者。

竹添光鴻身為漢詩人，在說解詩意的時候，是很在意鑒賞文字之美的，這就不同於一般經學家。這些闡述詩意的文字，語彙豐富，講究修辭，多用排比、比喻等手法，從某種意義上說，竹添光鴻在用箋注作詩。和那些語言枯澀的箋疏文字相比，《毛詩會箋》的『箋曰』是比較具有可讀性的。明治時期漢文雖然受到新文風的打壓，但從歷史上看，那時的漢文實際上到達了最高點。竹添井井還充分發揮了熟悉《左傳》之長，在解釋詩中的比興時，《會箋》時出新意。說比興，有時他能聯繫民俗。

今天的人們完全有理由批評竹添光鴻沒有擺脫舊經學的影響，對《詩經》篇意仍然信從《詩序》之說，似乎明治期間的社會大變動和文化思潮的震盪絲毫沒有在《毛詩會箋》中留下痕跡。竹添光鴻本人一度處在政治的漩渦之中，晚年閉門著述，是把經學研究當作現實社會生活以外的一人獨有的別一世界來看待的，似乎絕不把現實中所思所想帶入學術研究中來，所以幾乎看不到他借《詩經》來明顯地議論現實政治的文字。只是有些地方間接地接觸到有限的近代知識和觀念。《毛詩會箋》重視的是對全詩作總括性的結構分析法。

有關竹添光鴻《詩經》研究的文獻，東京都立圖書館日比谷分館特別文庫室諸橋文庫收藏有竹添光鴻抄寫本《毛詩雜抄》，該文庫還收藏有竹添光鴻再校抄寫本《毛詩會箋》。江口尚純著《江戶時期〈詩經〉關係書目》（第二次分類版）著錄了竹添光鴻的親筆稿本，即親筆朱訂稿本，存二冊〔卷一一、九末闕〕，並著錄諸橋文庫藏所著《毛詩會箋序說》，親筆稿本一冊。一九六二年目錄還著錄了靜嘉堂所收藏的《毛詩會箋》稿本二〇卷，題作“毛詩”，為竹添光鴻親筆寫本。由此可知《毛詩會箋》收藏於諸橋文庫與靜嘉堂文庫的情況。

竹添光鴻生前並沒有看到《毛詩會箋》的刊行。這本書最早是由其養子竹添履信（一九〇〇——一九三四）主持於一九二〇年四月於東京排印的。履信是竹添光鴻女婿嘉納治五郎（一八六〇——一九三八）的長子，過繼給光鴻作養子。一九二八年八月東京松雲堂再次刊行。一九七〇年臺北大通書局影印出版的本子，五冊，多達二三二〇餘頁。本書據日本刊本影印。底本與臺北刊本不同的是，書後附有勘誤表，應該說明的是，底本一〇冊二〇卷，但沒測封面所標並非冊次而是卷次，是加上所指卻是第幾冊，跟內文卷次無關。勘誤表沿用了此種作風，如『卷八』卷實際上指的是第八冊。讀者在使用勘誤表時，可以通過勘誤表中的篇名去查找，以免被卷次誤導。

江瀚（一八五三——一九三一）曾為初版本作序。江翰字叔海，別號石翁山民，福建長汀人。1893年主持重慶東川書院，一九〇五年任江蘇高等學堂監督，一九一二年任京師圖書館館長。在這個期間曾到日本訪問，見到竹添光鴻的女婿嘉納治五郎。江瀚在民國9年撰寫的序言，既談到了自己對《毛詩會箋》的評價，也說明了《毛詩會箋》刊行的緣由。可以看出，江瀚注目的是竹添光鴻對字句的理解：“日本竹添進一郎先生撰《毛詩會箋》若干卷，雖以《毛傳》為主，實兼采漢、宋，不立門戶，務在平心靜氣，融會貫通，往往有所闡明，深得詩人言外之旨。其於名物訓詁詮釋，亦極詳悉。” 與陳奐《詩毛氏傳疏》相同的是，《毛詩會箋》以《毛詩傳》為研究對象，尊《序》、《傳》的傾向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陳奐重點在於為《傳》作文字和詩意的疏解，吸收鑒賞方面的成果，而《會箋》更多從詩學的角度進行闡發。在各種新思想如狂潮一樣湧來的時代，竹添光鴻以獨自堅守的態度，寫下的這部《會箋》，力圖將傳統經學與文學的研究結合起來，在研究方法上，考證、闡釋、鑒賞三者合一，在日本《詩經》研究史上，可以稱得上是新舊詩經學過渡的橋樑。

明治時代的文明開化運動，帶來了西方文學的翻譯高潮，學人陶醉于西方文學。在引進新的外來思想的同時，一切舊學問遭到嚴厲質疑，其中漢學也被視為阻礙新學的罪魁禍首。福澤諭吉在《福翁百話》中將所謂“學問無益說”的根源，歸結為“數百年我日本國流行的漢學之迂闊，已為世人所厭”，所以只要一聽人說起“學問”，就相信那是空談，所以打一開始就不去問學問的意義了。面對一切對漢學的指斥，舊漢學顯得毫無還手之力。從明治時代《詩經》研究的總體情況來看，竹添光鴻的《毛詩會箋》無疑是代表當時最高研究水準的著述。

竹添的入蜀詩篇，被選入《明治百二十家絕句》、《東瀛詩選》，等在中國早有流傳，《棧雲峽雨日記並詩抄》初刊於一八七八年，俞樾為之作序，多位中國文人撰寫題跋；一九一二年再刊（《獨抱樓詩文稿》附錄），竹添光鴻在華期間和很多官僚、文人有交往，李鴻章、黎庶昌、潘祖蔭等都曾為他所作《棧雲峽雨日記並詩草》撰冩序言，俞樾在《東瀛詩紀》中記述了竹添來訪和而後兩人頻通音問的情形，稱讚該詩草“於山水脈絡風俗得失，物產盈虛，言之歷歷”。竹添光鴻的著述在我國出版的有《棧雲峽雨日記並詩草》

等。相對於竹添的詩作，《毛詩會箋》還不太為今日中國學者所瞭解，此次鳳凰出版集團將其影印出版，對於域外漢籍和經學的研究都不失為有力的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