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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1：银行尽可能多地发放贷款，试图通过加大不良资产率的计算分母来达到稀释坏账的目的，从而产生经济过热。
观点2（樊纲）：中国的银行体制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我们现在强调信贷过热缘于经济过热，仅仅是希望更正一些观念——即使没有了国有银行、没有了国有企业、中国真正实现了市场经济，那一样会出现经济波动。在一个市场经济体里，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高涨期来临，当人们对市场、投资前景的预期普遍发生变化，且普遍进入乐观状态时，银行也会受到这种乐观或过度乐观情绪的影响，从而加大它的信贷投放。中国银行业的体制问题有其特殊性，但金融随着经济过热却属于金融机制和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情况。没有这种预期的改变，银行突然从“借贷”转为“热贷”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哪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能够避开经济波动，这也是宏观调控存在的前提。同时更需要指出的是，往往经济出现过度的高涨，就必然会导致衰退，而衰退的过程中，银行坏账增加在所难免。美国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会出现IT泡沫，也会引发经济波动；我们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会有波动的，其本身具有风险”。
分析：经济波动是市场失灵的重要表现。经济的运行如同人类的呼吸，时而高涨、时而衰退，人类不能不呼吸，相应的，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常态。
本案例是一个典型的宏观经济波动失衡的案例涉及到复杂的宏观调控理论，事实上2003年底就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经济过热的争论，一直到2004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才基本告一段落。
市场经济存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就存在着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并不存在争论，财政政策是政府干预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也不存在争论，真正争论的是如何看待当前国民经济运行的态势。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在经济过热时采取紧缩政策以抑制需求，反之在经济萧条时采用扩张政策刺激需求，而包括税收、公债、公共支出、政府投资等一系列相关政策的调整都要围绕着政府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而展开。因此可以说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相机抉择政策的使用，其关键在于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
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是否存在经济过热的现象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部分产品和行业的价格上涨是否意味着经济过热？部分产品如电力的供不应求是否意味着经济过热？部分行业存在着泡沫是否意味着经济过热？银行
贷款高速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是否意味着经济过热？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进行研究，但有一点是值得探讨的，那就是为什么在部分产品价格上升和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我国还存在着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局面？我国目前是否存在“滞胀”的情况？
政府宏观调控是必然的，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调控的好。
思考题：相比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经济波动幅度较大，原因何在？如何解决？
（五）案例1.5：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是社会和谐基础
近年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有三个指标：一是分配率，指的是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二是每小时劳工成本中的福利开支；三是社会保障税与个人所得税占政府税收收入的比重。如果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越高，说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同样，每小时劳工成本中的福利开支越高，或社会保障税与个人所得税占政府税收收入的比重越高，则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
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上述三项指标各自所占比重都很高。以美国为例，国民总产值的70%是“按劳分配”的，其他国家的分配率也普遍都在54％－65％之间。另外，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也至少在40％以上，有些国家更达60％以上。初次分配的这些特征至少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是以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因素为主，以政府再分配中的公平调节为辅。
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目前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6）》有关数据测算，2005年，我国GDP实现18万亿元，全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8万亿元，但职工工资总额只有1.9万亿元，只占GDP的11%，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0%，另有2.9万亿元（约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0%）通过非工资渠道分掉了。除此外，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为15.3%，1996年为13%，2000年下降到12%，2005年下降到11％，同时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
观点1：一些部委拟出台的政策或措施以及一些学者发表的文章来看，对于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问题，一个似乎明晰的解决思路是，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并辅之以社会的慈善捐款。也就是说，把希望寄托于二次分配甚至三次分配。
观点2（邓聿文）：不能说政府通过税收、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方式，或者企业家通过捐款给穷人，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一点作用也没有，但指望它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不现实。因为，现阶段更多和更大的分配不公，其实不在二次分配或者三次分配中，而是在初次分配。初次分配要解决的主要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不仅数额大而且涉及面广。而二次分配的功能主要是面向全社会的宏观性调节，它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意义上的不公平。所以，把初次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推到二次甚至三次分配去解决，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类似“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重公平”这样的观念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不符合当代市场经济国家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事实，也不适应我国基本社会关系重大变化的现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造成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关系紧张、利益冲突加剧的根源。
当然，强调初次分配的公平不是要否定效率，否定市场机制。有鉴于发展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正确的国民收入分配观念和做法应该是：平衡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的关系，以初次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主，以政府再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辅，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具体而言，就是提高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农民工及城市工薪者的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让劳动者所得在GDP中所占比重达到50%以上，并适当降低资本所有者的回报，同时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步伐，彻底打破行业垄断，真正体现初次分配中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
总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础，而劳资关系又是市场经济国家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只有通过初次分配平衡了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的关系，才能从全局平衡社会总体利益格局，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分析：收入分配社会不公是市场失灵的重要表现。在比较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基本能够实现初次收入分配的公平，劳动者、资本等生产要素能够根
据其贡献取得相应的收入分配。但市场本身难以实现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要使收入分配在社会公众能够忍受的差距范围内，则需要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以及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再次分配。
本案例探讨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我国当前存在收入分配社会不公问题，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但我国的主要问题在于市场不完善，尤其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地位不平等，从而导致严重的收入分配初次不公，按劳分配未能充分实现，而总体工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较低。
解决我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首先，需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使工会成为真正的劳动者组织，加强劳动者保护，提高劳动者在工资谈判中的地位；其次，进一步保障劳动者在国内外自由流动的权益，逐步废除劳动者身份限制，促进劳动力资源优化配臵；最后，完善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国家主导实现收入分配社会公平。
问题：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六）案例1.6：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当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正在逐步走向完善时，可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诚信——为何屡屡缺席？
1、一条是“阜阳奶粉事件”。据说已经有13名婴儿死于这种劣质奶粉； 2、另一条是“西安宝马彩票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曝光“三名宝马得主的资
料全部造假”。
观点1：市场失灵。西方经济学根据“市场失灵”的不同具体原因把“市场失
灵”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就有“缺陷性市场失灵”，是指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市场自身不具备某些功能或者在功能上存在某些缺陷而产生的市场失灵。“??在市场运行过程中遭受到非正常力量的干扰和破坏而导致的市场缺陷。例如，协议性垄断、行贿受贿、造假贩假、欺诈、陷阱式的广告与销售等行为都会产生非正常的市场缺陷，从而导致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理论的新发展与类型划分》王冰著）。“阜阳奶粉事件”和“西安宝马彩票案”，这些事关“假冒伪劣”、“制假贩假”行为，就是一种“市场失灵”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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