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这种研究取向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新世纪以来，学者们“接着往下讲”，对90年代进入研究视野的一些非主要和进步的思想人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以前一些未进入视野的思想家纳入研究视野，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这主要表现在对张君劢、张东荪、章士钊、梁漱溟、陈序经、张之洞、吴宓、梁实秋、倭仁、林语堂、杜亚泉等人的研究上。以张君劢的研究为例，笔者查阅中国期刊网，发现90年代发表的关于张君劢的研究论文不足20篇，这些文章主要集中在对张君劢哲学思想的研究上，2000年至今已有一百多篇以张君劢为题的专文研究，涉及张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思想面相。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还有：王兆胜的《论林语堂中西文化的融合思想》（《江汉论坛》2006年第4期）、马秋丽的《学说上的社会主义与信仰上的社会主义——张东荪社会主义观浅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4期）、杨扬的《哈佛所见吴宓致白璧德的书信》（《书城》2008年第8期）、丁守和的《由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争论引起的思考》（《河北学刊》2000年第1期）、郑大华的《谋求儒学的现代转换——梁漱溟与现代中国学术》（《孔子研究》2006年第3期）和《马一浮新儒学思想研探》（《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郭华清的《从宪政到“业治”：章士钊政治思想及其转变》（《历史教学》2004年第9期）等。近年来出版的著作也显示了这一研究趋向，代表作有高旭东的《梁实秋与中西文化》（中华书局，2007）、张世保的《陈序经政治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谢泳的《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邹小站的《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沈卫威的《情僧苦行：吴宓传》（东方出版社，2000）、李细珠的《倭仁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等。

第二，对以往研究较多的思想家，进行了更深入的细化研究，尤其是注意到了这些思想家的以往不被人们关注的思想面相，使其研究更为全面和具体。以胡适研究为例，在以往丰硕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学界对胡适的文学思想、政治思想、

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的研究更加细致、具体，并对胡适的心态变化、家庭婚恋、人际交往等进行了关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更加立体和生动的胡适，代表作有尤小立的《胡适的婚姻及其新婚时的心态》（《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徐希军的《角色冲突：胡适思想多歧性的一个社会学解释》（《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李建军的《“多党民主”与“国民党自由分化”：胡适的“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安徽史学》2006年第2期），以及胡明的《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等。又如在对戊戌时期康有为的研究上，以往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康有为的贡献与得失、历史地位等方面的评价和分析上，现在的研究或者更加关注康有为思想主张的细节，或者拓宽思路从其他未被注意的方面去检视康有为的思想及影响，提出了新的观点。在200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作举办的“戊戌维新与晚清社会变革——纪念戊戌变法11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以光绪帝要求官员签注《校邻庐抗议》并颁发了《劝学篇》，而对康有为“两考”并不重视以及对康有为个人能力考察为据，对康有为是戊戌时期维新变法派的领袖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3]对梁启超的研究也是如此，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日本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这无疑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梁启超思想的认识。

思想家的思想是多方面的，除了对学术、政治、文化有自己的见解外，其对生活、交友、接人待物、家庭婚恋等也有自己的认知，这些认知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以后思想家的研究还大有拓展空间；思想家除了对学界与政界等有影响外，其影响还可能因为自己的社会活动与社会渠道渗透到民间社会中，探寻精英思想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渠道渗透到民间社会，以及他们的思想与民间的互动关系也应成为今后对思想家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同时，近代是思想人物辈出的时代，除主流人物外，我们还必须将更多的非主流人物的思想纳入到研究中来，

这样才能还原近代思想史的原貌。

（三）学术思想史研究的继续深入

学术思想史是近代思想史之重要的组成部分，自90年代以来，学术思想史研究便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传统学术之近代化及现代学术之建立等诸多问题，并出现了一些学者所讲的“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局面。新世纪以来，学术史研究热潮不仅没有褪去，相反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为例，《近代史研究》近十年发表了学术史研究的文章约17篇，占其发表的思想史文章总数的20%左右；《历史研究》2000年迄今发表的60余篇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相关的文章中，有18篇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文章，约占1/3，比例不可谓不高。考察《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发表的学术史文章，我们可以窥见新世纪以来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特征：

其一，延续90年代关注学术思想家的路径，继续对晚清及民国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进行个案研究，这些人物包括胡适、陈寅恪、章太炎、章学诚、章士钊、傅斯年、王国维、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等，如刘巍的《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桑兵的《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及《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汤志钧的《再论康有为与今文经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王汎森的《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陈晖

的《胡适对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回应》（《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等文。学界也出版了不少关于思想家学术思想研究的读物，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在新世纪又陆续出版了《严复学术思想评传》（马勇，2001）、《徐复观学术思想评传》（李维武，2001）、《闻一多学术思想评传》（张巨才，2000）、《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王学典，2000）、《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陈其泰，2000）、《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朱政惠，2000）等书，使之与2000年之前出版的相关书籍一起构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套读物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受到海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张岂之编撰的《民国学案》（1-6卷）以学案体的体例收录了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学术思想，案主学术研究涉及哲学、史学、经学、考古学、语言文学、美学、地理宗教、教育科技等多个学科，共著录案主254人，是研究学术思想史不可不看的一套重要书籍。此外，还整理出版或再版了一些相关资料，如梁启超、钱穆等人的学术论著就被多次再版，这便利了学者们的学术史研究。另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第三辑）是继前两辑后的又一力作，其中包括了张东荪、蒋梦麟、金岳霖、傅斯年等人的学术文化随笔，是一部值得重视的研究近代学术思想史的资料性著作。

其二，对近代重要学术流派进行专题研究是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另一个路径。仅《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上的相关成果，就有史革新的《程朱理学与晚清“同治中兴”》（《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罗检秋的《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及《学术调融与晚清礼学的思想活力》（《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王东杰的《“故事”与“古史”：贯通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王天根的《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葛兆光的《〈新史学〉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