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的逻辑转向：地方政府应对抗争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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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逻辑转向：地方政府应对抗争的案例分析

作者：严瑶婷 梁佳卉 来源：《大经贸》2017年第06期

【摘 要】 社会运动向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查尔斯·蒂利的抗争政治作为前沿理论，对中国的社会与现实有着较强的解释力。将该理论作为解读视角，研究发生在L小区的维权运动，尤其对动员和遣散的机制与过程作出了微观层面探讨，不仅解释了抗争事件的一般规律，更揭示了地方政府从维稳到治理的逻辑转向，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需求。 【关键词】 抗争政治 地方治理 维权 引论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垄断社会资源的格局被打破，单位制控制下的个人逐渐摆脱对单位的依附，走向独立，成为市场化浪潮下原子化的存在。国家控制的削弱和市场体制的建立，改变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给社会力量提供了生长的空间，各种罢工、维权、抗议行动出现，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更是加剧了社会冲突，使抗争行动发展壮大，日益成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体系成熟，底蕴深厚，为研究我国当下的社会运动提供了理论借鉴，更为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带来了新的思路。查尔斯·蒂利的抗争政治理论是目前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主流与前沿，对中国的社会与现实也有着较强的解释力。本文将以该理论作为解读视角，研究发生在L小区的一起维权运动。通过对该维权运动的动员和遣散机制与过程的探讨，试图说明抗争事件的一般规律，挖掘地方政府的行动逻辑，为地方治理和社会治理谋求创新之道。 一、抗争政治

“抗争政治”作为查尔斯·蒂利和西德尼·塔罗提出的重要概念，国内对此的研究并不多，但与“抗争政治”相关的有关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为达成某种目的而聚集有一定数量的人群所构成的社会性事件，包括了针对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的、有明确诉求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请愿、上访、占领交通路线或公共场所等。”[1]邱泽奇的这一对“群体性事件”的定义比较受到学界的认可，此外，“集体行动”也经常与“群体性事件”混淆使用，比较常见的区分是将“是否专门针对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作为两者的根本特征。[2]赵鼎新在使用“集体行动”时，“集体行动”被赋予了较广范围的内涵：“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3]（P2）并且认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革命在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的程度这三个维度上有着不同的呈现，且以此作为区分，可以相互转换。[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