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东 赵毅：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的失范及其评述

官府、欺世害民以谋厚利，以至“天下之望而秽其名者久矣”[11] (卷十四，《女山人说》)。冯时可就曾云：“虽然山人中有如管宁、黄宪者，吾且执脯tǐng＠②师之。有如孟浩然、陆龟蒙者吾且执鞭镫随之。舍此则皆百尺楼下物也，远之可也。”[8] (卷下)

“狂狷自现”与“纵适游讨”，在外在的交往特征上着实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诸如“游食四方”的生存方式，与“违礼背道”的生活理念。但“狂狷自现”的社会交往方式，既不遵从传统道义观念的约束，也不象“纵适游讨”那样迎合现实生活中逐名求利风潮的涌动。而是以“名利悠悠两不羁”的“适性”与“舒放”为圭臬，通过几为社会所不容的、近乎病态的自我表现与心性抒发，来寻求真正“心志相通”的知己之士。徐渭就自称因“傲”、“玩”，且“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免袒裼似玩，人多病之”[14] (卷二十六，《自为墓志铭》)。唐寅、祝允明亦因狂简豪放而“见嗤于礼法士”[12] (补遗卷四，《著述·祝唐二赋》)。而他们自身也将那些“礼法”与“趋利好名”之士看做是背弃人性、俗不可耐，“正不必交”的庸众之人。并于“惟思得古豪宕奇逸之士，相与上下于数千载之间”[15] (卷十八，《与方子瞻书》)的渴慕与“惮近礼法之儒”[5] (丙集，《祝京兆允明》)的自洁中同世

俗交往圈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游离。

狂狷之士既不为名利所羁，也就不以趋炎附势、屈己下人为尚，“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16] (卷一，《桃花痷歌》)。周伯川“每至人家，辄索酒痛饮，醉则飘然而去，略不辞谢。或讶之；则大声曰：吾所饮食者，乃天地间物耳，於汝何与”[17] (卷上)；郑琰遨游闽中，寄食于富室吴生家中，吴生对他亦“以上客礼之”，他却“醉辄唾骂主人，呼为钱虏”[5] (丁集中，《郑布衣琰》)。相反，在社会交往中对权贵的蔑视，却常常成为他们表现自我的一种方式，“mān＠⑦骂五侯与七贵，相知或下沧浪泪”。嘉靖时，徐渭就因谢榛的被逐，嘲讽当时之文坛盟主王世贞、李攀龙“鱼肉布衣无顾忌”[18] (P217)。自称为“清狂生”的郭诩，“贤人高士与处意倾洽，出肺肝相示，贵达挟矜傲不欲见，见不欲数数往，语不合望望去不顾”[10] (卷四六六，刘节《明清狂郭君墓志铭》)。金大舆则狷介寡合，“南都贵人多访之，避去不答。少所与游者，虽贵犹mān＠⑦下之”[5] (丁集上，《金秀才大舆》)。周懋明却好诋毁名贤，“作《史断》一书，眼前之人不足以供其唾骂，乃进而评陟千古，……洗垢吹毛，寻其瘢痣，热唱冷嘲，乞一生活地不可得”[19] (卷五，《周宛委墓志铭》)。而唐寅更公然将这种不羁的玩笑开到了内阁

大学士王鏊的身上。他在为王鏊所作的寿诗中云：“绿蓑烟雨江南客，白发文章阁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双空手掌丝纶。”[20] (卷五，《唐伯虎漫兴》)“绿蓑烟雨江南客”是唐寅的自称，“白发文章阁下臣”则是指王鏊。他不仅将自己这个“江南客”同声位显赫的“阁下臣”纳入到“同在太平天子世”的对等境遇之中，还以“空手”来形容王鏊这个“阁下臣”，潜在地将自己比作了才高识远的“高手”。而“高手”碌碌于江南烟雨之中，“空手”却位居清华“掌丝纶”。

相较于士人社会交往的理性模式而言，无论是“纵适游讨”对缙绅士大夫的攀援与阿附，还是“狂狷自现”对权贵的狂傲与蔑视，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失范的社会交往方式。前者因交往道德与人格准则的丧失，而导致了士人社会交往的自我离异与依附；后者则由于超越常规的自我标榜，于极度“异他”之中而趋向于对世俗交往生活的一种游离。这种失范的产生，固然与士人社会交往性格、观念等个人差异有关。但当它作为一种群体性的行为出现的时候，也就不能不说亦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所在了。在很大程度上，晚明士人这种社会交往的失范，乃是于社会变迁中士林社会交往关系异化的影响下，士人对社会交往困境的一种摆脱。

二、晚明士林社会交往关系的异化

晚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演变，在冲击着人们传统社会生活方式与观念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士林社会交往关系的异化，并使士人——尤其是中下层士人——的社会交往生活陷入一定的困境之中。

1.奢侈之风的盛行与士人社交费用的激增

“朋友之道，德业相长为本，饮食燕衍其末也”[21] (卷五，《答野节》)。社会交往中的品茗啜茶、筵宴会食虽非出于物质消费的目的，却因这一物质形式的存在而变得更具情趣、更易交融。适当的经济投入，对人们的社会交往也常起着一定的润滑作用。但当其投入比重过高，并成为一种经济负担的时候，也同样会成为社会交往的一种阻滞与障碍。

明代中叶之前，世风淳朴，不惟庶民就连缙绅之家也以节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