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复兴

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现实实践中，市场经济以市场为基础的特性要求人的一切产品和活动只有转化为交换价值及其形式，即货币才能得以进行和表明自己的社会权力，从而人的关系化为物的关系，受到物化的社会关系的摆布。因此，为交换价值而存在的人越来越局限于功能性的社会角色分工而丧失人格、个性的力量。显然，这种非人格的社会角色化与人作为创造性和超越性存在的本质规定是冲突的，这造成了现代人格的严重分裂和现代人的焦虑、浮躁。 还应看到，人文教育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两重矛盾：一是因为其中的内容，难以直接服务于、服从于市场经济；二是因为其中固有的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带来的拜金主义、唯利是图、人际关系商品化格格不入，并对之提出尖锐的批判。因此，因为市场经济人文教育之间的矛盾，市场经济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而对人文教育产生强有力的排斥。

在管理中应用各种制度和程序提高经济效益,把“人”作为“经济人”加以束缚,缺乏对人的重视,人的主体地位不能很好地体现,积极性、创造性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甚至漠视人的基本生命存在的命题。 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隧道工程公司、地方建筑工程公司转包到沈阳至本溪一级公路吴家岭隧道工程，并在家乡招收工人几百人。该工程系石英沙岩、石英岩，二氧化硅含量高达97。6%。懂行的人都知道，在二氧化硅含量如此之高的地质岩层进行隧道作业，危险性相当高，人一旦吸入二氧化硅粉尘，就会象水泥遇水沉淀一样，沉积在肺里，引发难以治愈的砂肺病。但在吴家岭隧道施工现场，尘土飞扬，噪声刺耳，工作环境极差，许多人在不久以后感到不适。2000年9月，经浙江省职业病诊断委员会鉴定，500多人的工人中，196名被确诊患上职业性砂肺病，分别构成2至7级伤残。其中143名工人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因公致残（或工亡）医疗费、护理费、伤残补助费、抚恤金等共计2。08亿元，使该案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伤索赔案。

而从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层面看，当旧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被抛弃，而新的价值观没有自觉被社会创造和认同时，必然造成社会生活的道德人文实践的混乱，引发了人们各种感官物欲及生理本能的“拜金”和“拜物”价值观。这种感性享乐之风以对人的文化和文明的拒斥为代价，造成了对社会现代人文理想的空前破坏，也致使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缺乏合理的人格。

（三）当代文化的积弊

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对马克思理论的非科学理解及极端化的政治运动，导致中国的当代文化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缺乏对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关怀。我们习惯于把一些极端完美的人格或德性标准通过一切可行的渠道和手段灌输给民众，热衷于塑造英雄、典型推向全社会，不加区分地对民众做出行为选择或价值观方面的规定。尽管其间的一些做法已经受到时代的质疑，仍因某种惯性而一再为之。

我们所焦虑的不仅是这些形式本身，更因几十年来的潜移默化积淀的民众意识深层观念的异化，在现代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明显的局限。譬如民众成熟的主体意识培养问题；对公民生命权的正确维护问题；社会活动中信用关

系建立问题；市场经济伦理观、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问题等。这些问题均与人文精神的底蕴有着明显的冲突。 建国后的前30年，对马克思理论的非科学理解及政治运动的普及，导致中国的现代文化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缺乏对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关怀。

据传媒消息，武汉最近又发生一起少年奋不顾身为抢救落水少年而献身的事件。事件发生后，社会上又引起争论，焦点依然是：对未成年人的这种舍己救人事迹，该不该肯定和表彰。这是个沉重的话题，此前已争论过了，只是我们的道德舆论缺少反省而已。

少年是可敬的，能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他们的行为使我看到了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崇高的献身精神。面对这样的精神，活着的人是不能说三道四更不能贬低的。

但对这些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成人道德动机，却应当进行拷问。因为无论于情还是于理，我们都不能仅仅为了弘扬这种精神，便支持和倡导此类行为。任何道德都无权以崇高的名义漠视生命自身的价值。救人，自然是崇高的，因其所救生命之珍贵之无价；但不可忘记，救人者的生命同样也是珍贵和无价的。因此，除去在极特殊生存情境之外，凡是毫无把握的救人行为，道德一般都是不应倡导的。而关于少年救人该不该提倡的问题，今天已无需再争论了，因为实践已给出了结论。借助搜索引擎，我很容易地从网上搜出成百上千条落水救人的信息。其中，救人英雄有各行各业的人员，但更有大量的中小学生。而在这些少年救人案例中，除因大人及时赶到偶有成功者之外，几乎都是悲剧结局！

名单是不完全的，如果搜索继续下去，它会一直延长。让我感到悲凉的是，这些英雄事迹报道几乎是一个模式：先是要点明某少年“自己不会游泳”，以突出他们奋不顾身、舍己救人的精神；而后，又强调了他们牺牲时“年仅十几岁”，以引起读者的惋惜之情；最后，则都摘录了县、地、省，甚至部委作出的表彰决定，指出“某某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关心集体，乐于助人，时刻以雷锋、赖宁为榜样??”，并号召青少年向他们学习。当然，在“决定”中，都会提及英雄的诞生是本地区本单位开展××教育的硕果。

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样的悲剧为什么以英雄赞歌的形式接连发生了。儿童是可爱的，但也是幼稚的，他们学习英雄的精神应该被正确引导。但这种成功率几乎为零的“英雄”行为，却决不能提倡。虽然它能产生闪光的新闻、耀眼的光环，但也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创痛和社会负担。当然，道德逻辑是不能钻牛角尖的。我这么说，也绝不意味着提倡青少年道德冷漠临阵脱逃。假如某位少年是游泳健将，有充分把握保己救人，那当然可以自己营救；假如少年不会游泳，则应及时告知成年人，并协助营救。无论哪种情况，只要尽了最大努力，他便是一个好少年，应得到表彰，因为相对说来，不舍己而救人是一种更高的理想境界。 但遗憾的是，这只是我的观点。一个少年仅仅报了个信而救上几条人命来，这哪有渲染一个少年不会游泳而如何奋不顾身的报道来得更激动人心啊！而没有这样的“英雄”诞生，地方或单位又怎能被荣誉聚焦啊！因此，我认为，应谴责的不是别的，恰恰是这背后那些成年人可疑的道德动机。

三、发展大学人文教育，弘扬人文精神，实现民族复兴

以大学为基地，在培养社会中、高层次人才的发源地中倡扬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是当前弘扬民族人文精神的首要之举。 （一）确立明确的人文教育目标体系

区别于以往模糊的对人文教育目标界定，在大学发展人文教育，应当基于对人文教育目标的明确界定。综合考虑现代精神，我国的人文教育目标，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界定。 1、正当获利的利益道德观

千百年来人们受制于传统文化的利义观的束缚，不敢言利。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经济活动中激发人的积极性也多是精神鼓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利益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教育应当大力倡扬“追求个人利益的合法实现”观念，宣传“依法行政”、“依法获利”意识，让学生学会把法律贯彻执行在经济行为之中。 2、互利互惠的经营观

随商品交换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在经营活动中可以互利互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走出狭窄地域的小圈子，需要进行更为广泛的交流。通过交换可以使得双方互惠互利，可以使个人追求权利和利益的要求得到最大满足。在社会经济交流中，资源共享能够减少浪费、优化资源组合，创造更大的价值，人际关系也从过去的血缘纽带中超脱出来，走向实在，变得简单化，降低了交往成本，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3、尊重人权价值的平等观

市场经济的建立，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市场经济以追求效率和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市场机制及市场交易造成了人对物社会关系的全面依赖。它使个人需要通过劳动产品的交换表现自己，自我价值实现已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为独立人格的形成提供了经济条件。人通过自身的能力来从事经济活动，参与市场竞争，能力本位已成为人生价值的追求。人们依靠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也依靠法律来执行社会的秩序和规范。 4、公平公正的竞争观确立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劳动个体化，人们以个体的生产者形象，在经济行为中对自己负责，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而开展竞争，个人利益中的相对立和矛盾通过商业竞争释放出来，经济竞争极大满足了人的欲望要求，市场经济法则的建立，使这种竞争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之上，人们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证明自我价值，通过竞争共同提高。 5、对一切生命体的尊重观念

对生命体的尊重，实际上基于对自我的尊重。当个体用严肃、敬畏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生命时，实际上唤起的是对一切生命体的普遍尊重和敬畏。

如果说，大部分的中国人是在不 情愿的前提下接受了政府对生的问题的安排，那么，新近展开的关于安乐死的讨论则完全体现了中国民众在死的问题面前的开放与坦然。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死亡一个避讳的话题。近日（2001年3月），荷兰议会一院(即上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从而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这一事件在理论界、医学界、法学界和广大群众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荷兰上议院星期二通过“安乐死”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这项法令规定，病人只有在3个条件下可以选择安乐死：病人患有不治之症，病人神志清醒自愿接受安乐死，以及病人所承受的痛苦无法令他接受。12至16岁的病人则必须获得家长同意才能实行安乐死。

有关安乐死的争论也冲击了中国人的观念。近日，本报委托勺海市场研究公司，对北京市民进行了一次调查。 有四个核心问题：

1、假设您的同事或者朋友处于身患绝症晚期、每天都十分痛苦的情况，他要求实行安乐死并征得了家人的同意，您是否赞成他的选择？

2、假设您的家人处于身患绝症晚期、每天都十分痛苦的情况，他强烈要求实行安乐死，您是否会赞成？

3、假设您自己处于身患绝症晚期、每天都十分痛苦的情况，您是否会考虑安乐死呢？

4、为什么赞同安乐死？

人们在对于他人和自己是否愿意选择安乐死的态度上有比较明显的差异。与同意让其他人实行安乐死的人的态度相比，同意对自己实施安乐死的比例降低了，不同的年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的被访者对于实施安乐死的态度没有差异。 由于实施安乐死影响到伦理、道德、传统观念、舆论、法律、文化等各方面，所以被访者自己选择安乐死的比例会真实地表达他的实际态度，而对于家人的比例则并不能真实地表达出他们的态度。

对于家人实行安乐死，这是一件需要深思熟虑才能决定的大事，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病人、自己，还关系到亲朋好友对于自己的看法、同事邻居的议论。“百善孝为先”的古训是中国传统观念的总结，而安乐死则是一种新的观念，尽管许多人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变革有一定的转变，但是传统思想、社会舆论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许多人会仅仅由于顾虑别人的评价、担心别人的议论而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决定，尤其是在事关生死这样的大事上。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大多数人事实上同意对家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实施安乐死，但是由于会受到个人的观念、社会的宽容程度和社会总体观念的开放程度的综合影响，最终选择的比例要大大低于表中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