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客

客看他一副落魄“无能”、“无好”的样子，都以貌取人，非常歧视他。当他因“食无鱼”、“出无车”而一再提出要求时，其他食客不仅鄙视他，甚至厌恶他。范雎早年“欲事魏王，家贫无以自资，用先事魏中大夫须贾”[6](p2401)。范雎作为须贾的食客，曾随须贾一起出使齐国。因齐宣王听说范雎口才很好，“乃使人赐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辞谢不受。须贾知之，大怒，以为雎持魏国阴事告齐，故得此馈。??既归，心怒雎，以告魏相”[6](p2401)。魏国丞相魏齐得知后暴怒，让他的舍人鞭挞范雎，打断了他的肋骨和牙齿，被人丢到厕所中，宾客喝醉酒后朝他身上撒尿，肆意地践踏羞辱他。最后，他在看守的帮助下逃出魏国。这段经历成为范雎发愤图强，忍辱成就功名的原动力。

豫让在成为刺客前曾经先后寄食于晋国的卿大夫的范氏、中行氏和智伯家中，但是“豫让对其友曰：‘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饥而不我食，而时使我与千人共其养，是众人畜我也。??至于智伯则不然，出则乘我以车，人则足我以养。众人广朝，而必加礼于我所，是国士畜我者，我亦国士事之”[7](p121)。由此可见，食客不仅要忍受来自社会的各种歧视、羞辱，还要忍受主人和其他食客的虐待与嘲讽。并不是每个权贵都像战国四公子那样礼贤下士，诚恳待客的。就是四公子也不是对每个食客都那么友善、谦恭和器重，一切都是因人而异。能够得到礼遇和厚爱的食客毕竟只是少数，所谓的上等客才有这样的待遇，大多数食客的境遇大概与豫让在范氏、中行氏家的境况差不多。人们在看到少数食客功成名就后的辉煌时，往往忽视他们曾经怎样地忍辱负重。

(二)侠义报恩、忠心耿耿

报恩作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一直以来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渗透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这种集体无意识又常通过文学作品、民间歌谣和谚语、警句格言等形式向子孙后代传递着这样的信息，不断地强化着他们的思想观念。“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教育儿女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要求受恩者哪怕得到过别人的一点点好处，都要牢记在心，有机会都要十倍、百倍地回报恩人。“结草衔环”则表达了古人受恩深重，至死也要报答的思想。人们常常把报恩与讲信义、重情义联系在一起。知恩图报是每一个人立足社会的起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如果一个人知恩不报或者是不知感恩的话，常常被人们视为无情无义，不仅会受到世人的唾弃和谴责，骂他们“忘恩负义”，还会冠以“中山狼”之恶名。

作为食客这样一个群体，寄食在权贵家，依赖权贵的供养而生活，受其恩惠自然就要为其服务，这是对食客起码的要求和规定，也是食客应尽的义务，这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报恩。这里说的食客报恩，指的是主人在遭遇不幸或是落难之后，食客不考虑个人利益或安危，奋不顾身地为主人做事，回报主人。《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氏孤儿”的故事，其中舍身救孤儿的公孙杵臼就是赵朔家的食客。为救孤儿，公孙杵臼牺牲了自己的性命。程婴与公孙杵臼一片忠心、侠义报恩的壮举通过《史记》被世代流传了下来。事实上“赵氏孤儿”这一事件在《春秋》、《左传》、《国语》等史书中均无记载。对于一般的后人来说，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已无人去追究，几千年来它感动后人的是程婴和公孙杵臼侠义报恩的忠肝义胆和赵氏孤儿最终复仇成功的大团圆结局。

对食客而言，忠于主人，回报主人是他们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和应尽的义务。正所谓的疾风知劲革，患难见真情。《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人。孟尝君问之，对曰：‘有贤者，窃假与之，以故不致人。’孟尝君怒而退魏子。”几年后，有人诽谤诋毁孟尝君欲造反，遭到齐滑王的怀疑，孟尝君只得出逃。魏子及曾得到孟尝君免租之贤人听说后，上书齐王说明孟尝君没有谋反，并在宫门前自杀以示孟尝君的清白。他们的忠诚义举感动了齐王，经查证他们说的情况属实，齐王召回孟尝君，恢复其相位。

豫让对其主人智伯的忠心与报恩是所有食客中最感人的。豫让“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当“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6](p2519)后，豫让逃到山中，发誓要为智伯报仇：“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6](p2519)他将自己“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6](p2519)。第一次行刺失败后，他又自毁容貌，“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6](p2520)，在赵襄子出行时伏击桥下，第二次行刺又被赵襄子抓获。赵襄子对豫让的行为很是不解，他说：“‘子不尝事范氏、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日：‘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6](p2521)豫让的肺腑之言和他赴汤蹈火，矢志不移地复仇报恩之举，感动了赵襄子，他“喟然叹息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6](p2521)为了满足豫让报恩复仇的心愿，他应豫让的要求脱下衣裳，“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6](p2521)。假如智伯地下有知，该是何等地感动和欣慰呀!虽然豫让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他的侠义报恩得到司马迁和后人的敬佩和赞扬。

(三)追名逐利、重义轻生

“义”与“利”本是互相矛盾，互不相容的两种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孔子就曾经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8](p82)。人们常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作为划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由此人们耻于言“利”，惟恐一言“利”就被视为小人。事实上，人要在世上生存就离不开“利”，关键在于如何获利，获利的手段和途径是否符合道义。只要获“利”是取之有道，不违背道义又有何不可呢?相反的有人为了出人头地或升官发财，一面不择手段地谋“利”，一面却作出一付耻于言利的样子，这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

食客们既逐“利”又讲“义”， “义”和“利”这一对矛盾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协调统一。食客寄食权贵家，希望“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通过权贵的举荐和帮助步人仕途，以获取更大的财富和名利，其追名逐利之心昭然若揭。但是在获利要损害义的情况下，大多数食客会舍利而取义。像前面提到的魏子、豫让、公孙杵臼等，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都舍利取义。当然，也有一些食客在面对“义”与“利”的抉择时，会取“利”而舍“义”。像商鞅率秦军伐魏，以欺诈手段杀死了当年的好友，魏军将领公子印。李斯为了保住丞相位，不惜出卖灵魂和良心，与赵高一起在秦始皇去世后合谋篡改遗诏，扶助胡亥做了二世皇，成为千古罪人。由于商鞅和李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取利而舍义，所以尽管他们在政治上贡献很大，功勋卓著，但是在《史记》里被司马迁放在较低的位置，并且给予很低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投机钻营、趋炎附势

春秋战国时期，构成社会主体的除贵族之外，就是士农工商，即所谓的四民。食客这一群体在社会上处于一种边缘人的状态，因此他们迫切地希望融人主流社会，希望改变自己这种不上不下的尴尬处境。更重要的是他们渴望立功扬名，渴望升官发财。于是他们寄食权贵家，试图走捷径而达到取富贵之目的。因此投机钻营，趋炎附势是他们最典型的性格特征。所以，食客有时候在一些是非问题上，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是非观念，常常是“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升官发财、步入仕途的目的，他们想方设法依附权贵，千方百计投机钻营，李斯是最典型的代表。《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李斯看到“厕中鼠”和“仓中鼠”由于处境不同，受到人们不同的对待，由此感叹：“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6](p2539)受此启发他立志要做人上人，于是跟随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他辞别荀卿说：“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

之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6](p2539)李斯认为，当今秦国欲吞天下，正是贫寒之士驰骋天下，游说诸侯的最好时机，若处卑贱之位仍袖手旁观，没有什么打算的话，就像是只知道吃现成肉的禽兽一样，实际上是长着人样却无人的志向和本领。因此他抓住时机，投到秦国丞相吕不韦门下做食客。最后在吕不韦的推荐下，他由宫廷的宿卫侍从官，逐渐升到了秦国丞相，实现了他的梦想。司马迁非常真实而详尽地展现了李斯投机钻营，依附权贵的内心世界。虽然卑鄙，虽然丑陋，但是却折射出了食客们投机钻营背后，那种渴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改变自己命运的抗争。所以在李斯看来，“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6](p2540)。他非常鄙视那些身处卑贱却非议世俗，厌恶名利的士人，标榜自己与世无争，实际上非常虚伪，是假扮清高。

(五)自卑自傲、敏感多疑

食客由于低贱贫寒的出身，使他们比一般的人更自卑自傲，更敏感多疑。这种性格有时在食客身上达到一种极至的程度。《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这位食客误以为孟尝君在待客上有高低贵贱之别，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和歧视，因此愤而“辍食辞去”。表面看，食客的敏感多疑是因为他的自尊与自傲，实际上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是他的自卑和自贱。当他明白是一场误会时，他不是像常人那样道歉，而是以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向孟尝君谢罪。由此可见，贫贱让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扭曲，使他们比常人更自尊自傲，他们用这种表面的自尊自傲来掩饰内心的自卑自贱。这种二律背反的性格使他们在处理问题时容易走极端，不考虑后果。

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使食客比任何人都更在意别人对他的态度和待遇，他们不能容忍别人对他们任何一点无礼和歧视。《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平原君的邻居有一个跛脚人，每当他走过平原君楼下时，平原君的美人在楼上就大笑不止。一天跛脚人来到平原君家，对平原君说：“臣闻君之喜士，士不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臣不幸有疲癃之病，而君之后宫临而笑臣，臣愿得笑臣者头。”平原君笑着答应。但是过后他并没有斩下美人头，还嘲笑那位跛脚者。渐渐地他发现他的食客有一半已离去，他非常奇怪，自以为平日里待客不薄，为何食客纷纷离去呢?一个食客告诉他：“以君之不杀笑蹙者，以君为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6](p2365)平原君于是斩了美人头，亲自上跛脚家中谢罪。离去的食客又渐渐回来一些。事实上，美人与跛脚人之间的矛盾纠葛和平原君的爱士与贱士并无直接联系，因为跛脚人既非平原君食客，又非贤士。但是跛脚人为了让平原君斩美人头，有意将他与美人的矛盾和平原君的爱士与贱士联系起来，从而误导食客，以为平原君不斩美人头就是“爱色而贱士”，是对他们的羞辱与蔑视，他们深感人格尊严受到了侮辱和伤害，失望之余他们选择离去，另择明主。

食客这种自卑自傲又敏感多疑的心理性格，是由他们低贱的出身和卑微的地位所决定的，并且常常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集体无意识形式扩散、渗透于每一个食客的思想意识中，影响、支配着他们的言行。他们比常人更渴望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接纳。尽管他们寄食权贵家，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人格尊严，有自己做人的道义和信条，一旦他们认为人格尊严受到损害，他们会誓死捍卫，甚至毫不犹豫地舍弃一些宝贵的东西。他们视人格尊严重于生命。《礼记·檀弓下》记载：“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饥者而食之。有饥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9](p86)由此“不食嗟来之食”成为贫贱者和食客们崇尚的气节和道义。对此孟子曾感慨万千，他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勿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3](p462)孟子的话道出了卑贱者和乞食者共同的心理，那就是人格尊严高于生命，神圣不可侵犯。

(六)虚荣市侩、鼠肚鸡肠

食客群体来源广泛，人员成分复杂，决定了这些人在素质、品德上鱼龙混杂。一些食客喜欢攀比，好炫耀，以此来填补他们的自卑感，满足他们的虚荣心。《春申君列传》记载：“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瑇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使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人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平原君食客本想到春申君府上比富炫耀一番，没想到春申君的食客一个个锦衣玉食，满身的珠光宝气，令平原君客大为惭愧。

不同权贵门下的食客要攀比，要斗富，似乎可以理解。可是处在同一个权贵家里的食客，也要攀比，也要炫耀。由于食客太多，所以权贵一般根据食客的才能和贡献的大小，将他们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给予不同等级待遇。这就使上等客在中、下等客面前有了骄傲炫耀的资本，同时也在食客心理播下了竞争和歧视的种子。冯谖初到孟尝君门下时，因贫穷，遭到了其他食客的厌恶和鄙视。当孟尝君让他由下客升格为上客时，冯谖“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日：‘孟尝君客我’。”[5](p264)那种兴奋、满足和骄傲、炫耀的神情洋溢于他的脸上。他的自豪和炫耀不单是因为做了孟尝君的食客，而是做了上客，他要让朋友看到他食有鱼，出有车，过上了富贵人的生活。

《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过赵，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孟尝君因身材矮小被赵人嘲笑，他恼羞成怒，纵容其客追杀嘲笑者。食客追杀赵人，不仅是为了执行主人的命令，还因为他们感到虚荣心受到了伤害，嘲笑主人就是嘲笑他们，他们与主人荣誉紧密相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伤害主人的面子就是伤害他们的面子，所以他们决不能容忍。在这种虚荣心的驱使下，他们丧失了理性，丧失了判断是非的能力，竟然让赵国的几百条生命冤死在他们的手中。由此可见，虚荣市侩之心发展到极至就会变为狭隘，会演变为报复。可以说虚荣市侩之心是产生狭隘报复的催化剂，而狭隘与报复又是一对孪生姐妹。报复的产生常常是因为狭隘之心引发的。范雎当年在须贾门下为食客，曾受到严刑的处罚。这段受辱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当他作了秦国丞相之后，狭隘之心使他开始了对须贾和魏齐的疯狂报复。他对出使到秦国的须贾极尽羞辱和嘲讽，并将他驱赶回国。又通过秦王向收留魏齐的平原君和赵王下了最后通牒“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齐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头来；不然，吾举兵而伐赵，又不出王之弟于关”[6](p2416)。最后逼得魏齐走投无路，自杀身亡。

食客在封建社会虽然每个时代都有，但是以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数最多，影响最大。这是因为动乱的社会和活跃的思想成为催生他们成长的土壤和条件。随着秦汉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食客开始走向衰落。西汉初期，权贵们仍延续着战国养客之余风，像“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10](p3698)。由于在人才选拔任用上汉承秦制，更强调“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在军中严格实行论功行赏，军功不够，哪怕是外戚也与封侯无缘，像著名将军李广虽与匈奴交战45年，终因军功不够，始终未能封侯。官吏任用的规范化、制度化，使食客们企图通过非正常的途径达到仕进之日已经比较困难。另一方面由于食客的怂恿、帮助，不仅经常挑起王侯之间的矛盾冲突，有时甚至激化各王侯对朝廷的不满与矛盾，像汉初吴楚七国的叛乱，淮南王刘安的谋反等事件，食客在其中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由此，朝廷逐渐意识到食客已成为危害中央朝廷的一大隐患，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一大毒瘤。自文、景帝开始打击食客，到汉武帝对招养食客的权贵更是痛恨有加，所以掀起了中央朝廷严厉打击食客、游侠的第一次高潮。像魏其侯窦婴与太仆灌夫被杀，历来人们都以为是他们与国舅田蚡矛盾所致，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 [6](p2946)。所以田蚡在朝廷辩论中的一番话道出了武帝心中的忧虑“魏其、灌夫日夜招集天下豪桀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天而腑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6](p2851)。这就促使武帝下了杀魏其、灌夫的决心。至成帝由于养客之风又渐起，于是出现了第二次打击削弱食客的高潮，自此食客一蹶不振，彻底走向衰落。虽然在唐朝后期藩镇势力猖獗之时，各地藩镇也大量招揽食客，但是无论在人数上还是社会影响上，都不可能与春秋战国

时期相比，可以说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是导致食客衰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