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客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遗憾的是至今学术界对春秋战国的“食客”研究关注甚少，他们仅是在人们研究战国四君子时被作为陪衬提及。值得关注的是李珺平教授2001年出版的《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著作，书中分析了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以及他们对秦汉文艺致用观形成的影响。但是李著中有些观点值得商榷，例如对门客概念的界定过于宽泛等等。据《史记》等史书记载，战国时期的四君子及吕不韦门下都号称有食客数千，其他王侯贵族门下也都供养着为数不等的食客，可见食客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非士非农，非工非商的特殊群体。是什么原因使得食客在当时大量涌现，并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呢? 一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一些旧的社会体制被打乱，周王朝建立之初的那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p315)的神圣王室的权威已是名存实亡。“从西周中叶开始，周初安排妥当的社会结构已经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特别是到了战国时代，那种由周天子按照血缘远近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到庶民安排好的等级制度已经基本上瓦解，宗子与君主合一的宗法国家也不再存在。不仅周初如棋子一样散布在中原大地的数以千计的诸侯小国已被吞并殆尽，即使春秋时代的强宗巨室也大多绝迹于战国间的政治舞台”[2](p39)。曾雄踞春秋五霸之位的吴国、越国及晋国，到了战国已不复存在。正所谓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3](p340)。一方面旧的王公贵族在逐渐衰亡，甚至消失。同时一些新的权贵势力又在逐渐兴起。从《史记》看，商鞅、范雎、蔺相如、李斯等早年都有过食客的经历，他们都在社会变革动荡的大潮中，通过个人奋斗，由食客跃升为新权贵。可见“在不同的家族势力的更替中，新的社会结构逐渐取代了旧有的社会秩序”[2](p39)。而另一方面，“在社会的变革中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有可能被抛到社会的底层，进入流浪者的队伍”[2](p39)。这些都加剧了卿大夫的危机意识，他们既要辅助君王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又要巩固自己在本国的政治地位，因此，他们都求贤若渴，急需各种人才辅助，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也为了向对手或其君王显示自己的实力。于是通过养客进而达到用客的目的，成为他们的一种必然选择。一时间权贵养客用客蔚然成风，甚至竞相招揽，互相攀比，由此催生了食客群体。

宗法制社会的特点是按身份划分的等级制；身份等级的固定化和外在化；身份等级的世袭制。这些特点决定了人的身份等级先天注定，世代相传，不可更改，“所谓的‘血而优则仕’，‘血而劣则隶’，即使是自由民也是世代相传很难改变其身份的”[2](p34)。但是随着旧的社会体制被打乱，宗法等级制社会的解体，原有的世卿世禄的官吏选拔制度也遭到冲击。诸子百家的争鸣在理论上对人才选拔发出了各自不同的声音和见解。管仲就提出了“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4](p9)。明确提出把“德”、“功”、“能”作为君主考察其臣下的主要标准。范雎也提

出了“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5](p124)。主张以军功和劳绩作为考察人才，赏功赐爵的重要依据。这些理论主张加上李悝、吴起、商鞅在魏、楚、秦等国推行的变法，都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的政策，使得当时官员的任免升降不再完全依靠血缘世袭，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例如有立功、献策、举荐、亲亲、招聘、买卖等多种途径。多种人才选拔的方式，无疑打破了过去世袭制的传统，对于出身寒门又渴望立功扬名的人来说是非常令人振奋的。

世卿世禄制虽然在当时受到了冲击，但是，所谓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各国权贵不仅在

血缘上与君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而且政治上与君主也有特殊关系。像孟尝君与齐湣王是堂兄弟，他几次出任齐国丞相。平原君是赵惠文王之弟，赵孝成王之叔，三次出任赵国丞相。信陵君是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釐王的弟弟。春申君是辅助考烈王继任王位的有功之臣，为此他出任楚相20多年。吕不韦为秦庄襄王的继位立下汗马功劳，历任秦庄襄王和秦王政两代君王的丞相10多年，并且在秦王政成年亲政前，是秦国政治上的实权人物。正因如此，他们能够左右本国的政治，能够影响君王的决策，能够决定一些官员的任免升降。食客们正是看到了权贵身上的独特资源和利用价值，才有所选择地投入到他们门下。

由于春秋战国动荡不安的形势，使得大国吞并小国，强国欺凌弱国的情况不断发生。就是在各诸侯国中，大夫互相兼并，甚至蚕食王室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像齐国田氏取代姜氏，三家分晋的现实都加重了各诸侯王和卿大夫们的危机感。如何在这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是权贵们面临的严峻问题。于是在家族血缘之外更大范围地寻找更多的良将贤才来帮助自己，是他们的共同选择。另一方面人才选拔的多样化，激发了寒门之士步入仕途，立功扬名的勇气和决心。他们深知要实现理想，必须依靠权贵的举荐，于是纷纷投到权贵门下，这种两相遇合的现实催生了食客群体。

在宗法制时代，人们有着很强的国家观念和宗族观念，视家国为一体，因此人员流动，人才交流的现象较少。但是随着旧的社会秩序被破坏，宗法制的解体，许多小国被大国吞并已不复存在，人们的国家意识日益淡化，人们的道德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各种观念意识、理想信念也随之发生变化。一方面儒家学者们在极力地弘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3](p246)的伦理道德观。另一方面人们又感叹：“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5](p66)因此投机钻营谋取富贵之事，“朝秦暮楚”“楚材晋用”之人比比皆是。像屈原那样“受命不迁”，“横而不流”，“深固难徙”，坚定不移地固守信念和理想的爱国者在当时已是凤毛麟角。更多的人看重的是为我所用，有奶便是娘的处世之道。只要能升官发财，能立功扬名，可以不择手段。像吴起为了能做鲁国的将军，率鲁军与齐军作战，不惜杀妻(其妻为齐人)以示自己对齐国决无私情。商鞅率秦军伐魏，以欺诈手段杀死了自己当年的好友、魏军将领公子印。这种种违背伦理，违反道德的事情已让人们见怪不怪。人们在感叹世风日下的同时，对各种各样的处世之道和人生哲学，或者以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去适应；或者以一种无奈的态度去习惯、去接受；或者以一种崇尚的心理去学习，去效仿。

长期以来形成的血统论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和否定，人们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向血统论发起了挑战。为了出人头地，为了获取功名富贵，一些人可谓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李园听说楚考烈王无子，于是先到春申君门下作食客，借机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春申君，当其妹怀有春申君的孩子后，又说服春申君把妹妹进献给楚王，一切都如李园所愿，其妹因生男做了王后，李园做了国舅，深得楚王器重。李园的手段与吕不韦如出一辙，只是他比吕不韦更残忍歹毒。正当春申君为自己的孩子做了太子而高兴时，没有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园怕春申君泄密，更怕太子继位后春申君得势，他暗养杀手，在楚考烈王去世后，先下手为强，派人把春申君杀掉。李园的所作所为在当时食客中具有典型性，司马迁通过李园事件，把一些食客阴暗的心理和卑鄙丑陋的灵魂揭示了出来。

二

食客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流动性很大，具有不稳定性。对一些人来说食客身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人经过个人奋斗上升到士的阶层，有的逐渐分化为侠客、刺客、说客、游民等等。造成食客身份角色转换的原因有多种。

权贵举荐是最常见的一种。人们常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虽然机遇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如果一个人具备了才智和勇气，那么他就会比别人更容易捕捉到机遇，或者在机遇来临时更有可能得到机遇的青睐。蔺相如原来是赵国宦者令缪贤门下的食客。一次秦王听说赵国有稀世珍宝和氏璧，让人带书给赵王，表示愿以15城交换和氏璧。在给与不给，如何给又不受骗不被欺的问题上，赵王及朝廷大臣都一筹莫展，拿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关键时刻，缪贤推荐说“臣舍人蔺相如可使”。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经过与秦王的斗智斗勇，终于不辱使命，完璧归赵。接着蔺相如又随赵王到渑池与秦王相会，在酒会上蔺相如与秦王针锋相对，为赵王挽回了面子，维护了赵国的尊严，“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6](p2439)。蔺相如这位昔日的食客在机遇来临之时能够不负众望，有勇有谋，不辱使命。他不仅在赵国成了权倾一时的人物，位居廉颇之右，而且成了招揽供养食客的新权贵。他的经历说明，危险与机遇并存，对别人来说出使秦国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既危险，又难以完成使命，但是对蔺相如来说却是一个机遇。假如他是个平庸之辈，不会得到缪贤的推荐，即使推荐了，他也无法完成使命，甚至赴秦可能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再有李斯，他跟荀子学习了帝王之术后，到秦国投到丞相吕不韦门下作食客。经吕不韦的推荐，他作了秦王赢政的侍从官，逐渐升为长史、卿大夫，最后作了秦国丞相。

有时食客自我推荐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人们常说“酒好不怕巷子深”，但有时候酒好也怕巷子深。如果怀抱才能却不积极地寻找机会展现自己，即使是金子也会被掩埋在沙子中。《史记·平原君列传》记载：赵国邯郸被秦军包围时，平原君欲率20人到楚国求救，结果仅得19人，他门下食客毛遂自荐，愿随同前往。但是平原君说：“‘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3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早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6](p2367)平原君以毛遂到他府上三年，没有任何突出的表现为由拒绝了他，但是毛遂据理力争：假如你给我机会，我早就脱颖而出了。于是平原君带着他到了楚国。平原君与楚王谈论合纵之事，但是从早晨谈到中午，楚王仍没有合纵之意。毛遂按剑上前对楚王曰：“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6](p2367)迫使楚王与赵国合纵结盟。平原君归来对毛遂的大智大勇称赞不已，他说：“‘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数百，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遂以为上客。”[6](p2368)毛遂自荐脱颖而出的经历说明，机遇常常是可遇不可求的，只有自己不断地去争取，努力地去创造，机遇才会惠顾这些有准备的人。如果说毛遂主动要求出使是他善于抓住机遇，那么他持剑胁迫楚王与赵国合纵结盟，可以说是他为自己创造的机遇。

食客主动寻找的也不乏其人。人们都知道商鞅变法对秦国富国强兵的巨大贡献，但是他早年的食客经历却鲜为人知。《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最初在魏相公叔座家中为食客，替他掌管家中事务。“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6](p2227)商鞅认为既然魏王不接受公叔座的意见用他，也不会采纳他的意见杀他，因此他没有离去。公叔座死后，商鞅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才离开了魏国。他听说秦孝公招纳贤士，于是西入秦国，通过孝公宠臣景监的引荐，见到了秦孝公。商鞅向秦孝公提出了变法革新的主张，

得到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并任用他为秦相。商鞅得到了於、商十五邑的封地，显贵之极。当商鞅率秦军攻破魏国军队，魏国被迫割河西之地向秦国求和时，魏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6](p2228)范雎和商鞅一样，早年也作过食客。他在权贵家并没有得到展露才华的机会，还因被怀疑私通齐国受到酷刑。范雎和商鞅在权贵家都没有机会展露才华，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努力，也不把自己拴死在一棵树上，而是毅然选择离开，积极地另求发展。巧的是他们俩都曾在魏国当食客，又都离开魏国到秦国另谋发展，最后凭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都作了秦国的丞相。

一些意外事件会改变食客的人生轨迹。春秋战国时代充满着机遇也充满着危险，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变幻莫测的时代，无论是君王还是权贵，都有可能被汹涌的浪潮推向顶峰，也有可能被摔入低谷或是被淹没在茫茫大海中。可以说一切都是不可测的。权贵遭殃，其食客的命运也随之改变，正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豫让原来是晋国卿大夫智伯门下的食客。由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斗争，智伯被赵襄子灭族。豫让为了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发誓要为他报仇，自此他由食客转变为刺客。冯谖原来在孟尝君门下默默无闻，当孟尝君被齐滑王废除相位时，其他食客看到孟尝君大势已去，纷纷离去另攀高枝。正所谓的患难见真情，冯谖不仅对孟尝君不离不弃，还独自一人到秦国游说秦王：“使齐重于天下者，孟尝君也。今齐王以毁废之，其心怨，必背齐；背齐入秦，则齐国之情，人事之诚，尽委之秦，齐地可得也??秦王大悦，乃遣车十乘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6](p2361)冯谖又先辞行回到齐国，游说齐王“今臣窃闻秦窃使车十乘载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孟尝君不西则已，西入相秦则天下归之，??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复孟尝君，而益与之邑以谢之?孟尝君必喜而受之。秦虽强国，岂可以请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谋，而绝其霸强之略”[6](p2362)。最后使得齐王“召孟尝君而复其相位，而与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户”[6](p2362)。当孟尝君重新为齐相后，冯谖又继续替孟尝君营造三窟。

蔺相如、毛遂、李斯等人的经历，非常真实地记录了食客由卑贱到高贵的身份转换过程。他们的成功既有个人的胆识、才智和勇气，也有机遇。不可否认也有像李斯、李园那样靠着投机钻营取富贵的。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番曲折、艰难、不平凡的奋斗历史。但是能够像他们这样在逆境中发愤图强，成就功名的，在食客中毕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他们是千万个食客的杰出代表。像孟尝君门下的魏子，平原君门下的李同，春申君门下的朱英等食客，也有过人的才华和杰出的表现，司马迁在《史记》中借四位公子列传将他们记录了下来。司马迁在四公子列传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写他们的招客、养客、爱客、用客，实际上他是借四公子之名来写食客的，来反映春秋战国的群雄争霸，人才优胜劣汰的历史。可以说战国四公子能够美名传后世，完全是因为有了食客的烘托陪衬。有的食客在《史记》中没有被记下姓名，但是，他们的人生就像彩虹一般，虽然仅有短暂的美丽，却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抱负，显示了他们的人生价值。更多的食客则是默默无闻终其一身。对于已经跃升为权贵或士阶层的食客而言，他们早年的食客经历，对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思想性格的形成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

食客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来源广泛，成分复杂，有鸡鸣狗盗之徒，有穷困落魄之士，有没落贵族，有酒色之徒，还有侠客勇士等等。食客成分的多样性，决定了他们性格的复杂多变，甚至一些人身上出现了二律背反的性格倾向。

(一)忍辱负重、成就功名

食客寄食性和非生产性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必须受人供养的性质。寄人篱下，凡事总得低头。由于他们托身权贵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求得一饭之食，而是抱着升官发财的梦想。因此，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忍受屈辱，忍受歧视，忍受苦难。冯谖初到孟尝君门下时，作为下等客被安排在下舍。孟尝君及其他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