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影响下的中国传媒

遍共享。现代传媒正在大大增进全球的沟通，不分国籍的人们，从最小的村庄到最大的都市，正通过电子媒介汇合到一起，从事娱乐、商务、教育、保健和其他人类活动。尽管不少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在努力地寻求着与西方社会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平等的对话权，联合国也不断地周旋于世界各国之间，以推动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等话语权”，并取得了富有实效的成果。[9]

尽管以阿多诺和霍克海默(1947/1990)为核心的西方知识分子通过对文化产业的考察，对消费社会乃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新社会方式和形态进行了痛彻的批判，比如马尔库塞认为表面上人们过着安乐的生活，是“快乐消费者”，但人们获得只是“虚假的需要”，人性被异化了[10]。然而，科技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信息全球化和在科技技术上拥有绝对优势的发达国家，在信息传递上拥有的“话语霸权”却一天天地实现着、扩大着，并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甚至有学者表现出了这样的焦虑，“跨国媒介公司的运作，切合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转逻辑与意识形态需要，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象之所以发生，乃肇因于发达国家（尤其美国）的媒介波及、冲击了发展中国家，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阅听人全盘接受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俘虏，并导致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崩溃”（陶东风，1998）。由此可见，消费主义实际是一种为商业集团的利益所驱动、为大众传媒

所推广、将越来越多的人群卷入其中的生活力式，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和“媒体帝国主义”的产物。

三、西方消费主义对中国传媒的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社会由政治关怀开始向“富裕生活”的理想迈进，消费主义观念开始渗透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是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或是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文化，无论是现实主义，或是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都悄然退出或者被挤出了文化舞台的中央。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人道主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各种戏谑调侃下变得虚弱，在一种以宣泄和释放为目的的消费主义文化铺天盖地的席卷下，那个悲壮而崇高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似乎正在从中国文化中悄然淡出。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偶像”不再是五六十年代的黄继光、邱少云，不是70年代的“反潮流”代表，也不是80年代那些思想解放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先驱和艺术先锋，而是香港的所谓“四大天王”，是东方丽人巩俐，喜剧天才葛优，是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斯、戴米·摩尔，是一代足球天骄贝克汉姆。[11]这一切，标志着消费主义文化进入中国。

客观地审视消费主义的“进入”，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是全球化语境下，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强大的经济力量对全球国家的“经济一体化”控制的结果，是借助建立在强大经济基础上的实施文化帝国主义战略的归因；而另一方面中国围绕市场

经济而建构的新社会体系本身以及为了更大的发展而寻求与世界的接轨也培植了逐渐完善的消费社会环境，从而使得西方消费主义思潮一涌而入，并深刻地迅速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活语境。

在此，消费主义就成为了一个“复合性”话语，包括西方消费主义、中国的消费语境以及由大众传播共同建构的消费文化等。它们一起在与今天中国传媒互动影响中又共同建构了新的传播活动体系。为了实现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其市场运行及生产行为不能不瞄准公众消费动向，不能不围绕消费旋转。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着眼于消费的运作机制和西方社会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当前我国大众传媒呈现出一定的消费主义倾向。[12]

笔者以为中国传媒呈现出的消费主义倾向的典型表现是“新闻的变异”。曹顺庆先生曾就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创新研究提出过“文学变异学”[13]的研究思想，作为一种方法论，他认为：（1）人类文学的发展历史中存在着不同文学体系的横向交流，在交流中本土文学吸收和借鉴异域的文学素养会产生出新的文学形态，比如禅宗文学；（2）文学在接受过程中更多地带有审美和心理的复杂因素，而这样的因素通过文化的“过滤”和“误读”形成的“接受性文本”是接受者的“想象物”，这种“想象物”既有个体的特征，更会作为“社会想象”而成为集体性的整体呈现。接受美学理论从更具普遍性的艺术规律着手，而文化阐释的方法则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更多的维度。“文学变异学”的

提出应该说不仅为比较文学的学科研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也为今天新闻学的研究指出了更为有效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新闻作为一种“生产者式文本”（费斯克）从传播者、讯息、受众、媒介到接受效果的生产和接受过程中，都始终存在着各种因素相互间的影响互动，大众传媒的“生产意义”和“接受意义”是不完全相同的（霍尔）。

“变异”原是生物学的概念，指同种生物世代之间或同代生物不同个体之间在形态特征、生理特征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后来就衍生泛化到指某种事物相同类型之间随着时间推移在形式上、个性特征上发生了变化与差异。本文认为新闻的变异在现实中存在于三种层面上：

（1）制度影响下的变异。这种制度，包括宏观的制度，如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也包括如集权似的自上而下的线性体制和私人占有、社会“原子个体”似的体制影响。制度影响对于变异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种是制度明确地对新闻施加影响而使之产生的变异，一种是新闻在某中体制下运作，久而久之由于利益的“屈服”而产生的一种隐性的、人们明知但又觉得“无法避免”的主观变异。

第一种情况常见于或者说在类似于直接的新闻规定和新闻检查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原本的新闻理念或设想是要追求新闻的真实和自由，但是出于社会调整和社会控制的目的，某种制度直接施加了一些限制和影响，以一些明确的规定和行动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