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最新质性研究方法与量化研究方法之初步比较
准的模式。人文社会学科所研究的现象和对象跟自然科学完全不同,有没有可能和必要把自然科学的模式硬套于人文社会学科,这一直是西方学界讨论的议题。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两者所持的哲学观和专业范式不同，对“严谨”内涵的理解是不同的。在传统的定量研究中，严谨的设计指样本的代表性、评价指标的可测性和客观性、结果的精确性、研究的简洁性、结果的可推广性，并严格按照科研设计方案收集和分析资料，用精确的统计结果表明其科学性；而质性研究中，设计的严谨表现在对其哲学基础深刻的理解、深入的资料收集、进入研究现场的程度和持续时间、以及在资料分析过程中对资料的整体考虑和推理过程的逻辑性。与量性研究不同，质性研究的效度指的是一种“关系”，是研究结果和研究的其他部分(包括研究者、研究的问题、目的)基于现今有些学者在过多的方面和强调定量分析 ，此种过分的滥用定量研究的做法已经造成了对人的研究的误解，因此我们在大部分观点倾向于定量研究的情况下有必要提醒人们这种方法的弊端和不足。
三、后现代主义的初步了解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对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后现代主义起源于对现代性的否定,它“志在向一切人类迄今为止所认为究竟至极的东西进行挑战,志在摧毁传统封闭、简单、僵化的西方思维方式。”[4]后现代主义对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以科学和理性为基础所形成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它坚决反对现代哲学主张在思维与存在、现象与本质、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经验与先验、一与多、真与假间建立起等级价值的观点。二元逻辑强调的是确定性,其基本规则是同一律(A=A)和矛盾律(A≠A),它所坚持的是一种直接性期望的逻辑中心论,强调“单义性乃语言的本质,或更确切地说,是语言的目标”。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建立在二元对立逻辑上的传统哲学所依赖的这种语言的单义性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中心的,也没有一个终极的意义,因而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固定死的结构,相反,它却为我们提供了多种意义的可能性。华勒斯坦在其所著《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曾经指出:“我们相信,对于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世界,应当允许有多种不同解释的同时存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多元化的普遍主义,才有可能把握我们现在和过去一直生活于其间的丰富的社会现实。”[5]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哲学的理性至上、理性权威进行了彻底的解构,这种解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理性的权威性进行了发难。理性主义有一个不证自明
的假定即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的本质,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如英国哲学家洛克说:“理性应是我们最高的法官,应当指导所有事物。”[6]费希特也曾说:“人类尘世生活的目的即是用依照理性的自由,去把所有人类关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7]后现代主义认为,理性的这种权威地位是不合法的。尼采将之讥讽为“幻影崇拜症”;霍克海默称在理性的本质中包含着病态———在理性话语的核心,包含有一种暴力的因素、极权主义的因素、对现实的奴役和对机械论的捍卫;福柯通过对疯狂史的研究认为,一部疯狂史就是人类以理性的名义对无理性的疯人进行血腥镇压的历史。另一方面,对理性的工具性进行了批判。后现代主义认为,理性主义思想家的错误在于把理性这种有限的、现成的方法夸大成唯一的、无限的方法。柏格森认为,传统哲学家全都犯了“一种根本性的错误,认定任何一种认识都必须从一些有固定界限的概念出发,才能用这些概念去把握流动的实在。”[8]这种给定的、有限的方法是无法把握实在、把握事物的全貌的。
后现代主义把理性的权威推翻以后,将各种各样的非理性的东西推上前台,如尼采的“权力意志”、海德格尔的“思”、拉康的“欲望”、德里达的“本文”、列维那的“异”、福柯的“历史”等。他们主张应当允许采用任何方法,容纳一切思想,摆脱僵化的形式理性,要强化过程的思想、生成的思想、个人选择的思想,要将人类从传统方法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而建立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方法群落。长期以来,我们研究教育的方法基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所产生的科学技术,使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辉煌成就面前,人们对科学的态度逐渐从喜爱走向崇拜,以至于最后形成了科学的霸权,产生了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把科学方法泛化,把科学的方法普遍地引向存在的各个领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不仅自然,而且人生也成为科学方法作用的对象。在文化知识领域,科学往往被视为最可靠的知识形态,确立了科学霸权的地位,科学被确定为最完善的范式。“科学既是知识合理性的评判标准,又是知识合法性的衡量尺度,惟有进入科学之域,知识才有合理性并获得合法性。”[9]
当科学的这种权威渗入实践领域时,便被具体化为科学万能的信念。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们认为科学知识只是我们认识世界许多方式中的一种,我们决不能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真理概念作为衡量我们一切其他知识方式的标准。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在其所著《真理与方法》一书导言中指出:“本书探究的出发点在于这样一种对抗,即在现代科学范围内抵制对科
学方法的普遍要求。因此本书所关注的是,在经验所及并且可以追问其合法性的
[10]
一切地方,去探寻那种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后现代思想
家大卫·格里芬指出:“传统的观念认为,科学是追求真理的,只有真理才能给我们以真相。现在,这种观念已经被某些领域代之以相反的观念。新的观念认为,科学
[11]既不能给我们真理,也不能探求真理。”后现代主义这些对科学主义及其方法论
的批判,对于我们研究教育问题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四、其他方面的零星拾遗
以上关于质性研究和后现代主义的初步认识笔者认为是两个较大的收获，当然在十一月十日名为“话语分析及其跨学科应用”的沙龙上，对话与分析这个问题的精彩讨论给了我不少启发，比如语言最大的特点“隔”，但是与人的存在相关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是真诚，做好话语分析的功夫不在学科之内，不是一两本教科书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相反在学科之外，它没有固定的模式，唯一的途径是多读书，达到物我两望、出神入化的境界做学问便会左右逢源，游刃有余。这点就好比我业余时间学习的中国武术（梅花拳），平时每天都坚持基本功的练习，看似枯燥无味，一招一式像做广播体操，然而随着练习的深入慢慢体会到学习招式是为了最终没有招式，功夫到家了自然可以变幻无穷，甚至可以独创招式。可见这与做学问也是相同的。做到最后的状态应该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或者说是一气呵成，浑然天成。
再有的收获就是对批判意识的认识。广义的批判是为了真正的批判，在学术上更需要有这种分析批判的精神。在展开最精彩的人的学问的研究的三大领域中（传统文学、文化研究和语言符号）批判更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灵魂线索。可以说一切学问离开了批判精神将会变得如行尸走肉，毫无精神，索然寡味。
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沙龙“传媒的反思”中，讨论了传媒的特征。传媒的反面关联是：传，传达的不仅仅是信息，它还是非双向的单向传输，它当中包含的话语霸权和政治话语让我们成为受众。而媒的背后是一种被权力操作的状态。有了传媒，让语言的最大的一个特征“隔”变得更加严重，古希腊的真理观就是去弊，即去掉隔，思想家的趋向是真诚的面对世界。传媒的负面影响使我们离开了真诚的世界，摧毁了一些东西。传媒对于我们的影响不是我们可以对之做出选择的而是主动影响我们，使我们一味的模仿传媒，失去与自己主体结构相关的生活风格，丧失自我。使我们的人性受到冒犯。由于传媒的背后存在着权力操作这就使事情没有了真假的标准，我们可以思考通过传媒所显示出来的真，背后意味着
什么？当然传媒正面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之所以讨论的它的负面影响是想提醒人们，认识到传媒的弊端，脱离一味跟着起哄，受人影响的境地。
由于笔者之前对宗教的话题一直比较感兴趣，但是由于自身天资驽钝，悟性不高，又无人指导，所一直处于困惑的状态，刘老师在课上关于宗教的精彩讲述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很多的新鲜的理解。比如我一直认为这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宗教有那么多种，其教义，据我粗略的了解有很多相似或是相同的地方，比如都要求人要爱人，要宽恕，隐忍，类似于让人往好的方面，善的方面去发展。当然在对它们的了解不深入甚至有些是猜测，臆断的情况下，这些感觉有可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佛家的修行，与西方的宗教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佛家讲人人都可以成佛，西方的宗教却只有一个神，就是上帝。这里面蕴含着对于人自身认识的不同，即是否认同人自身的有限性，这就表明有些事物外表看起来是类似的但从根本的出发点去考察往往会发现他们本质的不同。老师的引导让我树立一个目标，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广泛涉猎宗教方面的书籍，对它有个大致的了解。
最后想说一点,老师最后考的书目对我来说很有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书目以往我都以古文不同为由拒绝翻阅，这学期我补修了古代汉语，自认为对阅读古文帮助很大，因此对《世说新语》《史记》《汉书》等也就不再心存畏惧，中国学术文化中钱穆，冯友兰，佛学，庄子等一直是比较熟悉的范围，入门的话也不需要太大的心理准备。只是学术功底这一部分，感觉比较陌生，以往没有涉及过，阅读起来必定举步维艰，暂时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比如斯宾诺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詹姆斯、罗蒂、福柯、德里达、拉康，对他们的研究范围还没有过涉猎。说到这怕老师笑话了，课堂上老师虽然经常提起上面的人物，但有许多都没有听过，不过有句话这样说：学然后知不足。知道自己的不足从而订立目标弥补这些短处。再次感谢老师真诚的教导，上面所写的内容的挂一漏万，贻笑大方，但是从老师身上感受到的真诚的做学问的态度是给我影响最大最宝贵的财富。本文存在的缺点和不足请老师指正。
注释：
[1]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教育科学出版社。21 [2]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教育科学出版社。(22-23) [3] 张红川,王耘.论定量与定性的结合问题及其对我国心理学研究的启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4] 王治河.论后现代主义的三种形态.国外社会科学.1995(1)
[5] 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7.64. [6][7][8] 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105.115-116. [9] 杨国荣.科学的形上之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6.
[10]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7-18.
[11] (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参考文献：
[1]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2] 施铁如.后现代思潮与叙事心理学[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3, (2).
[3] 熊秉纯.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质性研究方法〔J〕.社会学研究, 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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