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金融危机对国际分工影响路径与传导机制研究
当代国际分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要素分工”。一国要素结构和制度安排是取得分工利益的关键因素。金融危机对国际分工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当代国际分工运行的一种外部扰动力量，引起一国要素结构和制度安排上的动荡和变化；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经济领域的渗透和扩散，其影响将透过经济周期和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同层面，通过不同主体和要素的互动和变化，逐渐融合到国际分工长期的发展和深化过程，成为左右国际分工演化趋势的一种内生力量。
3.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分工的路径。金融危机后，国际分工体系在环境作用下将通过感知反应边界带不断进行系统结构的调整和演化。根据协同学支配原理，作为一种自组织系统，国际分工体系在金融危机及其扩散作用下，系统内部各部件由于阻尼性质的不同对危机和环境变化的响应存在着差异，从而区分出快变量和慢变量这两类不同的变化模式，其中快变量持续时间短，不会左右系统的演化进程，而慢变量却支配着系统的有序结构的形成和演化（哈肯，1989）。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在于社会需求，而金融危机对社会需求最根本的影响在于社会价值观和消费观的变化，从而导致未来社会总需求在数量和形式上发生变化。因此，社会价值观和消费观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影响国际分工未来演化的核心要素。金融危机对一国要素结构及相关制度安排的影响可以看作是导致国际分工变化的“快变量”；而经济周期（包括经济长波及经济周期波动）和运营模式（主要指跨国公司）的变化则是主导国际分工未来演化的“慢变量”。随着金融危机作用带（感知反应边界带）的发展，同时孕育着新的技术创新与产业革命的发生。
基于以上研究思路，本文以社会价值观和消费观为中心，聚焦国际分工的感知反应边界的要素及其结构，建立起系统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从而揭示金融危机对国际分工的影响路径和层级，包括经济周期、要素结构、生产模式、制度安排、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等关键因素。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机理进行研究。
四、金融危机对国际分工影响的传导机制
1.宏观——经济长波与经济周期波动。从影响整个世界发展的经济规律来看，经济长波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长波假设，于1975-1980年代初被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为代表的系统动力学派的研究所证实。长波理论认为存在着与古典经济周期不同的长达50年左右的长期经济波动，包括20多年经济迅速增长的长波上升阶段和20多年经济相对停滞的长波下降阶段。对长波内在机制的不同解释形成了三种影响较大的理论（高峰，2002）：一是熊彼特开创的技术创新的长波理论，主要强调技术变量，认为一定时期重大技术创新群集的出现所带动的投资高涨，以及技术革命潜力用尽后所导致的投资衰落，是推动经济长期波动的基本原因；二是曼德尔构造的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主要强调以利润率为中心的经济变量，认为由若干基本经济变量所制约的利润率的上升和下降是导致经济长期波动的主要力量；三是戴维·戈登等提出的“社会积累结构”的长波理论，主要强调制度变量，认为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特定制度环境（即社会积累结构）的形成和衰败在经济长期波动中的决定性作用。而系统动力学派所建立的美国国家模型也揭示了造成经济长波的三种主要机制：其一是生产资料生产子系
统内部的“自定货”正反馈回路；其二是通货膨胀和对规定生产资料需求之间的相互加强作用；其三是家庭、个人的收入、财富和对消费产品需求的相互加强与影响（王其藩，1999）。 本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济高涨，不仅具有显著的周期特征，同时也受到了某些特定经济因素的影响，如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构性加速；经济全球化加强了美国资本在压低劳动力价格、控制通货膨胀和利用国外资金等方面的实力地位；经济关系与制度结构的若干重要变化则为投资率的上升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条件，而对股市泡沫、债务消费和国外资金流入的依赖，形成了周期性扩张的重要特点，也反映了它的特殊性和脆弱性（高峰，2002）。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的长波上升阶段的结束，有可能步入下一个长时期的经济相对停滞的长波下降阶段。然而，由此带来的衰退将促使科学技术发生重大的进步、变化与突破，随着新技术革新与产业变革，将标志着未来的发展，以及可能出现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重大变革。此外，即使处在长波的下降阶段，也包含着若干个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在根本性技术和产业变革到来之前，保持一定程度的低速增长。陈漓高等人（2009）的研究也认为，当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第五轮经济长波下降期的特点将是持续的时间会相对较短；即使是在长周期的低谷，经济增长可能更多地变现为增长率的下降而非负增长。因此，金融危机爆发及其随之而来的长波衰退期，同时也孕育着新的技术、制度、市场创新和产业变革，从而对国际分工未来发展和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
2.微观——跨国公司运营模式。随着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资本力量的崛起，跨国公司引导的、以控制所有权和国际外包为特征的产品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跨国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组织者。跨国公司主导型国际分工是指跨国公司通过多元的全球最优一体化形式（包括垂直一体化、水平一体化和复杂一体化等）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公司内分工。其运营模式包括以多元化的制度安排（FDI、OEM等）组织起国际生产网络，实现以跨国公司主导的国家间生产环节分工和国际生产网络整合。
社会累积结构理论的主要学者认为，在累积和增长过程中，公司是一个关键性机构。从该理论观点出发，O′Hara（2004）认为跨国公司体制由于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社会累积结构，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经济上升阶段是妨碍长波进入上升期的主要矛盾。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扩散，通过“环境一战略—结构”的传导，一方面对跨国公司的信念和期望，以及基于这些信念和期望的决策、战略、结构选择，及其母公司和子公司的角色和关系等方面，导致跨国公司策略性选择行为以及运营模式发生变化；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在客观上促进了跨国公司进一步的制度与组织创新和变革，从而有利于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累积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将阻止经济长波进一步下滑的趋势。因此，金融危机在跨国公司的传导过程同时也包含着一类反作用机制。
跨国公司作为一类具有适应性的主体，其在金融危机后的策略性选择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构成了国际分工变化的传导路径和微观动力基础。根据 CAS理论，大量跨国公司策略性行为以及运营模式的变化，将对宏观的国际分工的演化路径产生重要影响，表现出宏观体系的分化、涌现等种种复杂的演化过程，导致组织市场化与市场组织化的形态、内涵的变化并不断丰富，如金融危机后，在全球价值链联系机制的作用下，跨国公司与区域空间单元或产业集群的互动模式的变化与发展等诸多方面。 五、结论和启示
目前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虽然领域广泛，但总体而言参与深度、主动性和获利能力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有效地应对金融危机后国际分工的变化趋势，转危为机，在国际分工模式可能的转变之际，借势提升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首先需要从金融危机对国际分工的传导机制与影响路径入手，分辨出关键因素，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框架，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国际分工体系的演进是一个分工模式不断丰富，各方式之间的互补性大于其替代性的过程，因此形成目前这种参与主体多元、分工方式多样、作用机理各异的国际分工体系。本文基于复杂系统观的视角，分析解释了金融危机发生后，会通过怎样的路径与机制影响到国际分工体系。一方面，本文所分析的两类传导机制，无论经济长波还是跨国公司运营模式，都存在着对金融危机负作用的反作用循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分工按照其自组织演化轨迹运行，以及未来的创新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渗透，国际分工体系的变化也面临着发达国家收缩外包边界等不确定性和约束条件，因此，需要在对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分工的机制路径与不确定性等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微观——宏观的系统预测方法，进一步判断国际分工模式的可能变化，深入分析金融危机后全球分工的变化趋势和情景，揭示金融危机对全球分工未来发展影响的深层动因、路径及其规律。
作者：丁明磊 刘秉镰 来源：《现代经济探讨》2010年第5期
责任编辑：夏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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