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阴历史文化

厚重的蒙阴历史文化

（一）、旧石器文化

蒙阴历史文化，可追溯到上古旧石器石代。蒙阴由于群峰毓秀，百川绵延，气候宜人，上古时期就有人类祖先在此栖居。

现已发现两处古人类生存遗址。一是长山文化遗址，位于蒙阴镇完庄村长山溶洞，1995年，经考古发现古人类用火痕迹及部分石器，随继在附近1平方米的探方内发掘出60余块古脊椎动物化石，其中有野牛肋骨、腿骨、野猪獠牙、野羊骨等，石化程度达100%。二是孙家麻峪文化遗址，位于桃墟镇孙家麻峪村南山坡， 1998年发现一处石炭岩洞穴，洞口土层堆积有大量古脊椎动物化石，其中有野牛野羊腿骨，野猪头骨，上古爬行动物头骨，石化程度达100%。上述石器、化石，现存蒙阴县文管所。经考古专家初步鉴定，上述两处文化遗址，均为古人类生活遗址，年代约在20万—30万年之间。由此证实，早在几十万年前，蒙阴人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狩猎、繁衍、生息。 （二）、大汶口、龙山文化 进入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蒙阴人的祖先已经从单一狩猎转到半耕半狩，并出现了有组织的氏族部落。

1977年发现的位于联城乡吕家庄村的古文化遗址，总面积37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度为1—2.5米，陆续出土有石凿、石斧、石锛、石镞等石器；有多式双耳背水壶，多成灰砂陶壶，磨光黑陶杯，印迹的黑陶豆等陶器，经专家鉴定，该遗址为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年代约在三千五百年前至八千年间。这些文物证明，早在半耕半猎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蒙山北麓先民已形成氏族部落，石钺的出土，说明当时已经拥有部族领袖，所有猎、耕、制陶、防卫等社会活动，均在部落领袖领导下有组织进行。出土的鸟形鼎足、鸟形壶嘴及带有鸟形图案的陶器，证实该遗址属东夷文化。土城残迹，证实在龙山文化时期，这里已形成古城规模，为原始社会晚期蒙山北麓最早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三）、 夏、商文化

夏、商时期，蒙山北麓文化已有很大发展，人类文明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蒙阴县康熙志》载：“蒙阴……夏为蒙山有施氏地”。有施氏，《辞海》释：“亦称有喜氏”，为古老的东夷部族；《尔雅》注：“九夷在东”，故有施氏为东夷各部族之一。《楚辞·天问》注：“蒙山，国名也”，即为蒙山国。有施氏，为世居蒙山的古老部族，历经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至夏代立国。迄今为止蒙山南麓、东麓、西麓均未发现夏代以前的古代大型部族遗址，因而推断吕家庄古遗址为蒙山

国的国都，。 （四）、西周、春秋、战国文化 西周，蒙阴地属颛臾国。《蒙阴县康熙志》载：“蒙阴，……周为颛臾国”。颛臾，据史料载，为伏義之裔，太昊之后，姓风，因先父佐武王灭纣有功，受封蒙山立国主祭，称颛臾国，国都位于平邑县柏林乡固城村。施氏国作为颛臾国的附属地，国都吕家庄为其主要制陶、纺织工业基地。联城镇边家城子、类家城子古城址也作为颛臾王的附属地，称蒙邑，今十二联城当时为蒙邑外围联守联防的城堡。

颛臾王上古贤君，《平邑县志》载为：“善政善教，民爱戴之如父母”，《蒙阴县康熙志》载颛臾时期为“山川字秀，民物贻灵”。 （五）、秦、两汉文化 颛臾国为齐所并后，蒙阴属齐地。秦昭襄王时，颛臾王后裔蒙骜、蒙嘉兄弟，不堪忍受亡国之恨，西奔咸阳投奔秦国。《史记-蒙恬列传》记载：“恬父蒙骜，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庄襄王元年，蒙骜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五年，蒙骜攻魏，取二十城，作置东郡。始皇七年，蒙骜卒。”据野史《东周到国志》记载，蒙骜伐赵建兵太行山下，中赵将庞暖埋伏，死于乱箭之下。蒙嘉官至庶子，因许燕人荆柯入咸阳，致秦王险遭刺杀，而获死罪。蒙骜子蒙武因不知情获免。蒙武，蒙恬之父，《蒙恬列传》载为：“始皇二十三年，蒙武为秦将军，与王翦攻楚，大破之，杀项燕 。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虏楚王。”此后，尽收吴越并秦。蒙武子蒙恬，列传载曰：“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世家为秦将，攻齐，大破之，评为内史”。 汉高祖刘邦灭秦建汉第二年，即公元前205年，置蒙阴地为蒙阴县，仍属兖州泰山郡，迄今有2216年建县史。汉代，历经“文景之治”，蒙阴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以“孝廉方正”取仕，蒙阴儒学之风蔚起，礼教盛行，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人物。孝子郭巨。《蒙阴县康熙志》载：“汉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理此事。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郭巨，被誉为汉代儒学、礼教之典范。郭巨墓，位今岱崮镇天桥山前，史称“乾山之阳”。

此外，汉文化遗迹，有云云山汉古篆石刻、汉朝城阳国坦埠故县城隍庙、汉冶铁故址、汉陶壁井（今仍保存完好）、20余处汉墓遗址，30余株汉柏。

（六）、两晋、隋、唐、宋佛教、道教文化

自公元577年北齐灭，历隋、唐、宋、金至元延祜乙卯年，即公元1315年，蒙阴多无县置，又因明代杜洽所修《蒙阴县志》毁于战乱，因而此 738年间，史迹、人物、艺文皆无从考。然而文化遗迹有

多处，其中最典型的文化遗迹，为隋水利设施——北竺院河堤，刘伶墓，隋将杨藩墓等。然据史料及文化遗迹考证，蒙阴历史文化，除儒学传承外， 唐朝佛教文化和宋朝道教文化也为蒙阴历史文化增添了灿烂的一笔。

唐朝，佛教文化盛行，据蒙阴县诸志本及遗迹查考，蒙阴有圣寿寺、延寿寺、清泉寺、王泉寺、洪福寺、中山寺、弥勒寺、兴福寺、龙泉寺、台头寺、圣景寺、湖天寺、释加寺、圣福寺、洪山寺、南竺寺等佛教圣地16处之多。其中，最负胜名的有龙泉寺、南竺寺、中山寺，时称僧房上百，寺地上百亩、僧众五百，钟声震方圆百里。这些寺院，因李唐信奉佛教文化，故多建于唐代。佛教文化成为蒙阴历史文化的一大奇葩，世代传永不息。佛教文化遗存，散布蒙阴各地，有碑刻近百丛，其中诗文最著名的是宋真宗题中山寺响石碑御制诗，唐代大诗人题中山寺栖居诗。此外，还有20余株盛唐时栽植于寺院之中的银杏树。唐代文化遗存，还有李白、杜甫游蒙山诗、唐开元进士、文学家兰颢士游蒙山诗。

道教文化，是宋时蒙阴历史文化的一大分支，渊源流长。因宋朝皇帝抑佛尊道，道教文化而盛于大宋。《蒙阴县康熙志》载蒙阴道家庙宇有三十余处，多为奉祀历代先贤而置。如蒙阴火神庙，祀上古炎帝；尧山庙，祀上古帝王尧；舜庙，祀东夷领袖、上古帝王虞舜；雨王庙，祀上古贤君颛臾王；九女庙，祀颛臾王后裔—蒙氏九女；名宦祠，祀蒙阴历代名宦；乡贤祠，祀蒙阴历朝钦赐乡贤。对上述先贤，凡属蒙阴藉的，历朝均有赐封。如颛臾王，宋真宗加封其为灵显潜应侯，而宋徽宗又加封其为文显嘉惠昭应王。这些庙宇，自宋代始，成为首家文化胜地，均有道人居之，以供奉香火，传道施教。庙宇碑刻尚存近百丛，碑文多由历代名流撰写，为珍贵的道家文化遗存，是研究蒙阴道教文化发展的珍贵史料。

宋代文化遗存，还有苏轼游蒙山赠友诗，庆历进士、宰相文彦博蒙山怀旧诗，为蒙阴宋代宝贵文化遗存。 （七）、元朝军武文化 元代，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儒学、理学教业荒废，登科学子极少，即使偶有登科者，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弃仕归隐。如云云山张垫，曾中进士榜，然弃仕从教，创办北麓书院，以教读终。北麓书院，又称张子书堂，遗迹、残碣今存，历代多有诗题，为蒙阴古代八景之一。然而，蒙阴诸士子受时代风气影响，尚武成风，以致武官代出，战将如云。元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元世祖忽必烈东征，灭红袄军后主李膻，战后以军功授陇西人李让为世袭金牌千户，辖蒙阴地。李让奉诏创办武学，广招士子，尚习军略及马、步、骑、射诸术，造就了大批军武人才，在忽必烈征南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战将，《蒙

阴清志》载有31名，各大氏族族谱另载11名，共42名，其中，野店镇上东门包氏、公氏、蒙阴镇李家保德李氏，俱为当时显赫的军武世家。蒙阴由此而得“元以武显”之美誉。

元代军武文化遗存，有定远将军李公祖墓、大将军方云墓，元末万户侯公海所据守上东门二山寨遗迹等。 （八）、明、清两朝儒学、理学、满族文化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称帝后，即恢复科举制度，以儒学文化为底蕴的蒙阴诸氏族欢欣鼓舞，尚学、治学之风随之蔚然。自洪武八年（1375年）以来，科第连绵，英才辈出。至大明晚期，蒙阴有22人荣登进士榜，其中3人列一等甲前18名被钦点翰林庶吉士；荣登举人榜的24人；受选贡生入学国子监的168人。22名进士、24名举人、168国子监贡生中，官至兵都尚书者2人，任翰林编修者2 人，任各部侍郎御史者10人，任参议以上大臣者6人，官至御史、知府、同知、知州、知县、教职者118人。蒙阴因得“明以文贵”之美誉，又因在朝为官者众，有“蒙半朝”之称。

明代文化遗存，有旧寨乡北楼村迎仙桥，“五世进士“牌坊，开发区曹庄村公鼐墓，岳庄村辽州同知王之臣墓，常路镇北楼村秦士文墓，桃曲镇陈谷庄李氏家族墓等。

满族入主中原，清王朝建立，因不满于异族统治，蒙阴诸士子治学曾一度消沉。然伴随康、乾盛世的到来，蒙阴治学复兴，科第不断。自康熙至光绪二百余年中，蒙阴中进士者5人，其中武进士1人，中举者18人，选贡生160人。因受乾隆文字狱的影响，加之蒙阴进士、侍御李兆鹏无罪被杀，以及嘉庆政府黑暗等因素，蒙阴科举至仕者虽不乏名流，然仕心渐冷，著述甚少。

清代文化遗存，有王肇化中武进士时钦赐御匾，名宦碑铭，名人墓葬、名人故里等，为研究清代文化的珍贵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