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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师从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受到中国文化本位影响，同时擅长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方法。然而这个青出于蓝的好学生，却又与陈吴二师显著不同。钱氏之不同，我以为正在于“打通”二字。
上世纪八十年代，钱锺书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曾肯定表示：“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而是求打通，以打通拈出新意。（郑朝宗《海滨感旧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124-125页）
问题是：钱锺书为何不安于比较文学？他想做的究竟是什么学问？
英法留学记
1997年夏，钱锺书先生因病住院，海外华侨多表关切。广州《南方日报》派员到京采访，我介绍了钱先生的治病情况，以及各方关照之情。但我的焦虑，在于我事务缠身、未及通读《管锥编》。或者说，我对“打通”仍是一知半解，无法上升到方法论。
回看我的《欧美新学赏析》，算是战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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兢兢，试着打通的开始。可那本小书破碎凌乱，前后不通。可我始终痴心不改，盼望慢慢造势于外，辛苦筑巢其内。区区一本《欧美新学赏析》，竟让我备感艰辛，难在何处？
其一，我面向国内读者，讲解20世纪欧美新学，此乃一桩跨洋运输工作。运达后，还有一个消化反哺过程。
其二，我是学洋文出身，自当接续中国学统。研习西学之机，我亟需补习国学、借鉴前辈放洋求学、比较东西的心路历程。
于是又有读书心得如下。 1934年，钱锺书以总分第一名，考取庚款留学。1935年，他与杨绛双双赴英留学。杨是自费生，钱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英文学位两年。
在牛津，钱锺书不开心。他生活寂寞，时感失望。原因在于牛津课程枯燥、学风呆板。世人皆言钱锺书博览群书，却不知他在牛津如何饱黩？
杨绛说：饱蠹楼图书向不外借。读者只准携带笔记本铅笔，书上不准留痕迹。钱氏在“饱蠹楼书记”第一册留注：廿五年（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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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
钱杨1936年在牛津
又说：“做笔记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锺书却说，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后才发现。如是，做笔记成了习惯。锺书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铁箱、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锺书去世后，我找出大量笔记，经整理，分为三类：一外文，二中文，三日札”。
令人惊叹者：外文笔记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英国文学在他已有基础。于是循序攻读法国文学。同样攻读德国、意大利，一部一部细读，勤谨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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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他就随遇而读。全部外文笔记，共计三万四千多页，七百多万字”。（《钱锺书手稿集》杨绛序，商务印书馆，2001年）
1937年秋，杨绛赴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钱锺书随往。这一年，他要比在牛津快乐得多。拉丁区的旧书店、咖啡馆，让他恣意读书交友。开心之余，他发现做学问之人，实该自由自在地生活，海阔天空地读书。
杨绛说，“锺书在巴黎这一年，法文自15世纪诗人Villion读起，一家家读将来。德文、意大利文也如此。这是锺书恣意读书的一年。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包法利夫人》。一年后，他的水平远远超过我”。
有巴黎垫底，钱锺书留学三年，终不枉此行。遍览群书之余，他最喜欢的书籍，却以西洋思想史为主轴。依我考察，其中重点分别为：[1] 以拉丁文为主的古希腊哲学，[2] 以意大利文为主的文艺复兴经典，[3] 以法德文为主的欧洲启蒙与现代思想。
巴黎读书方式，揭示钱氏治学理念：即于学问一道，他绝不拘泥某个学科，而是上天入地，纵横驰骋。他后来将小说及各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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