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演讲：社会转型与中国法治

平给打破了。处理这样的问题，当地的法官基本上都是遵循当地的惯例。

有人反对关注中国国情，认为这是拒绝改革。其实在我看来，关注中国国情就是为了改革，为了成功的、有效的改革。我历来认为我，中国国情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概念和命题，而不是相反。

中国法治还有一个大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许多人的利益不太一致了。1978年，大家都很穷，虽然怕惹出大问题，但大家都觉得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搞活经济，要国家富强，要百姓富裕，因此许多政治法律的决定，社会中的阻力并不太大。但现在这种情况有了变化。今天我看到网上报道中央发文件，说国家机关干部副处级以上干部，女性干部60岁退休；大学里面有高级职称的60岁退休。但在另一层面，有很多工人不愿意推迟退休，如果他55岁退休，他到社会上还找份工作，挣的钱就会比在单位挣的多。但是如果是领导干部，或是高校的教授副教授，他们推迟五年、十年退休就可能很高兴，甚至求之不得。而在立法上，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执政党如何平衡不同的社会利益？包括发展和环保的问题，污染防治的问题和维持就业问题。因为你一旦为环保把工厂拆了，它很难转移到其他地方。如果发展新的产业，很可能不会再

雇佣建筑工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

对所有这些难题，我都不可能给出一个正确的方案，因为这些问题都更多是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纯粹的理论分析的问题。我只是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告诉各位，希望各位意识到这些难题，在今后的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努力地具体解决和应对。

中国法治的问题与希望

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信念去创造中国的法治？许多人把西方的法治当成理想，而不考虑如何针对中国的社会法治实践来创造制度和提出理论。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固守什么传统的东西，除非这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有利；我只是强调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对这个民族有责任感。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做好了，管它什么样，都可以包容进来，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我们这代人比较穷，出国学习后读了很多书，总感觉中国是落后的，所以一直是以学为主，动不动就说外国“如何”，而不是细致分析“为何”。你们这些年轻人应该比我们有自信。

从上面的叙述来看，尽管有种种难题，但我还是对中国的法治充满期待，充满期待不是因为法治是很高大上的东西，甚至也不因为是中央的决策。与我今天讲的理论逻辑一致，

我的这一期望是建立在当代中国已经基本完成的伟大的社会转型。

首先，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我前面已经讲过，如果不能说完全没有，经济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国已经罕见，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已经形成。你们身上的穿戴和用的都来自四面八方，网购更是将市场扩展到全国和世界各地。如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法治就有了坚实的根基。

政治上的变革也非常重大。说实话，我关心的政治转变和许多学人不同，我更关心的是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打破了地方观念，而有了比较强烈的国家认同。这一点我是到2008年汶川地震才比较放心了。之前我总觉得中国的地方观念、地方认同太强了，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就可能分裂。中国历史上百姓的最大灾难几乎都是战乱，地方割据。汶川地震之后，我感到，所有人都真的关心汶川，为之心痛，这是认同包含汶川在内的、作为整体的中国。有了这一点，中国才是真正的共和国。这个国家认同的发生是非常了不得的。这会大大降低中国分裂的可能性。注意，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这种认同，那么民主就可能撕裂这个国家，而不是巩固这个国家，比如乌克兰、伊拉克，前南斯拉夫等国都有这种教训，都是因为民主了，反而令国内不同派别间分裂了，而往往是所有的民众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第三是文化的变革。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在文化上已经相当现代化了。我们没有办法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这类概念来讨论重大的改革问题或发展问题，我们讨论的是企业、市场，政府，看得见、看不见的手，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法治和公平等等，我们接受了一套现代社会的科学话语。我们思维越来越现代化，社会科学化、哲学化。经济学的思维渗透到方方面面，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都是这样。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中，能用英文写信的人会超过能用古汉语写信的人，在座能够看英文书的人一定超过能读《尚书》的人。甚至世俗文化上也有了重大转变。在座的人有几个真的愿意看黄梅戏、京剧？爱看电影的一定很多。

而如果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了如此显著和重大的社会转型，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们的法治变革呢？有再多的困难，我们都有责任和雄心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朱苏力

2015年4月2日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