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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服地解释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发展历程，包括对人类未来的科学预言及其与当今世界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构建新的世界宏大叙事，各民族的宏大叙事。世界史学研究期待更加完善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世界历史发展理论。
宏大叙事面临的另一个巨大障碍或者说根本性的难题也许是后现代理论的瓦解作用。宏大叙事的构成是以对于历史的全面形态有确切的把握——这种确定性为基础的。后现代理论为宏大叙事的建构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同时也瓦解着宏大叙事的基础，结果增加的是不确定因素。罗斯申明，后现代哲学和语言理论否定史学家有能力了解历史的宏大叙事是否存在，更不用说知道它的形状如何。然而，给予后现代理论以尖锐刀刃的不仅是认识论上的怀疑，还包括一种判断宏大叙事是一种高压理论的政治学，这种政治学歪曲了现在和未来可能具有的创造力。宏大叙事能够使历史变化和历史多方面的可能性更加连贯。连贯性是宏大叙事的根本特征之一。然而，对于后现代理论来说，这种连贯性是有限的而不是万能的。为此，罗斯建议：当今史学的问题不是复活一种难懂的宏大叙事或使之适合于社会文化史的主题的难题，而是如何在某种程度上解除宏大叙事对想象力的高压控制来撰写历史的问题。① 但是要在史学实践中把握好罗斯所讲的这个“度”谈何容易！无疑，后现代理论彻底解除了宏大叙事对想象力的高压控制，使史学家的想象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史学建构因而呈现出色彩斑斓、多元竟存的局势，但与此同时也正是后现代理论的作用使得像罗斯这样的史学家意识到宏大叙事的缺失和重建宏大叙事面临的种种难题。
后现代理论质疑宏大叙事的本质是什么？是质疑宏大叙事的形式本身，还是反对传统的宏大叙事的内容。无疑前者有之，后者亦有之。一项关于后现代理论对于史学的意义的研究表明，在将宏大叙事列为质疑对象的同时，史学家拒绝宏大叙事或将宏大叙事作为一种常规的、启发式的或讽刺的原则。② 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骑墙态度，反映了美国史学家重建宏大叙事所面临的困境。史学家已开始设想和构建在语言上质疑宏大叙事的历史。这种修辞战略反映了试图使历史著作反映历史形态的不确定性的努力，带有后现代史学的特征。“宏大叙事”这一词语在某些著作中的出现仅仅是出于讨论问题的需要。民俗学家亨利·格拉兹（Henry Glassie）在《美国历史杂志》上撰文建议，不能勉强将历史变成一种单一的范式：一连串的因果变化甚至是渐进的变化是存在的，但这些变化并不能决定整个历史。“每种叙述，都显然有其不完美之处。在对各种叙述进行考察时，必须将其作为一种技艺、一种某种意志的矫揉造作的东西，总是可以质疑的。”③ 历史写作的过程是一种权威叙事的建设和重建的过程。历史是复杂多样的，对于历史的认识和叙事也是复杂多变的。面对历史的复杂性和史学的复杂性，宏大叙事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史学家们拒绝宏大叙事，却不能拒绝对于历史的分析和描述。不管是分析还是叙事，都要涉及历史的形状。罗斯认为，格拉兹试图描述历史的形状，它适合他的人类学的敏感性并且暗含于历史知识的后现代批评。这种形状就是没有形状，一种惟独不是宏大叙事的
①
Dorothy Ross, \The American Allan Megill, \Grand Narrative'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1995.
Henry Glassi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1(1994), p.964, 966,
Historical Review, 100(1995), p. 673.
②③
968. Dorothy Ross,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1995), p.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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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但它是一种形状，（恰恰是由于排斥宏大叙事）它潜在地保护历史领域中的每位演员的真实性，为每位历史评论员的有限观点提供证据。①
因此，后现代理论确实提供了走出当代史学困境的一些途径，但是有代价的，本质上是在借助否定宏大叙事来构建一种宏大叙事，是一种否定宏大叙事的宏大叙事。从根本上讲，这对于构建宏大叙事并无好处。罗斯认为，一般的或启发性的采用宏大叙事，在许多方面较易于想象和建构；当史学家提出疑问的时候，允许史学家探讨他们熟悉的故事，但这无益于提出深刻、持久的问题。对于任何围绕美国本国史而构建的宏大叙事来说，美国例外主义依然是一种强有力的诱惑。宏大叙事对史学家仍然既有吸引力又难以理解。解决不确定性问题所遇到的阻力要求进行更多的积极调查，但它也对史学家处理有时间跨度的变化的能力提出了挑战。罗斯尖锐地指出，短时段的研究似乎尚可避开宏大叙事，但是长时段的研究要求史学家必须进行一种宏大叙事的架构，具有宏大叙事的眼光。否则，研究的结果会适得其反。②
结语
总起来看，想给美国史学宏大叙事和历史研究下一个最终结论为时尚早。宏大叙事依旧存在，不过是以疏离的形式。当代美国史学继承了各种形式的宏大叙事：关于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叙事，关于民主资本主义进步的自由派叙事，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转型的社会民主叙事，以美国为中心的上述三种叙事形式的变种。这些叙事在历史中向前发展，受到神话般希望的力量的支持，达到一种幸福的结局。鉴于自比尔德时代以来人们对解释所提出的认识论方面的怀疑，这些宏大叙事鲜被充分得到论述，但史学家们继续有意识、无意识地使用它们作为构建他们的叙述的历史—政治框架。然而，罗斯断言，无论对自由派史学家还是左派史学家来说，结果都是宏大叙事的力量已经不确定了。③
不过，宏大叙事仍是史学家们赖以参照的一种叙事。如罗斯所说，“作为一个将要达到或者予以避免的范例，斯劳恩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进步的故事仍然给予当代史学以活力并萦绕着当代史学”。④ 因此，罗斯才会指出，在当代美国史学中一种自信的宏大叙事的缺失几乎不是什么新闻，同时指出宏大叙事的缺失仍然是一种积极的态势。
罗斯认为，这种情况（态势presence）产生的难点在于政治意图和叙述的可能性之间的交叉点上。事实上，宏大叙事从一开始就是由主题和叙事手段两方面组成。而历史主题特别是对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前瞻不可避免地要与政治关怀联系在一起。一种宏大叙事的框架的形成既要考虑政治因素，又要考虑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来进行叙述。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宏大叙事才能形成，像班克罗夫特和比尔德的著作都是围绕着一个政治主题（或具有政治性的社会主题）来展开叙述的。二战不仅摧毁了大量的世界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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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othy Ross, \The American Dorothy Ross, \The American Dorothy Ross, \The American Dorothy Ros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1995), pp. 675-676.
②
Historical Review, 100(1995), p. 677.
③
Historical Review, 100(1995), p. 667.
④
Historical Review, 100(1995), p.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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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对于世界知识分子尤其是史学家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对于进步哲学、科学、现代性的滥用、极权主义所造成的危害的恐惧，使得远离政治主题的完满叙事成为美国历史编纂学甚至是世界历史编纂学的趋势。再者，随着世界交往的扩大，人们对于宇宙万物认识程度的加深，人们更加有意识地关注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整体性。这些都造成了战后美国历史编纂学宏大叙事的疏离。
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后现代理论与宏大叙事的关系。宏大叙事在当代美国史学研究中的缺失和疏离，表面上是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想横扫一切史学正统观念，使史学丧失了赖以构建宏大叙事的、具有确定性的观念。比如，历史的连贯性、统一性、真实性的观念等等，这些都是构建宏大叙事的基本观念，结果被后现代思想消解掉了或者变得不确定了。这些观念的消解和变得不确定甚至危及到史学自身的存亡。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连贯性、统一性、真实性持怀疑或犹疑的态度。因此，新的宏大叙事难以建构。但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从本源上讲，当代美国史学研究中宏大叙事的缺失和疏离，有其更深层的社会历史根源。后现代理论的产生也可以追溯到同样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
也许应该这样来看待二战后美国宏大叙事的这种转变。宏大叙事最本质的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叙述从头到尾一贯的主题，在二战前这种主题基本上是以西方的进步为主题的；二是完整的叙事的表现手法，在二战前无论是班克罗夫特还是比尔德的宏大叙事的典范之作都是一种完整的叙事。 二战后，宏大叙事这两方面的内容逐渐受到认识论的怀疑主义的侵蚀。这种侵蚀使得此后的美国历史著作呈现出疏离宏大叙事的趋势：一是主题不再具有宏大的一贯性，完整性，在二战后的历史著作中无论是以美国的国民性为主还是以美国的局限性为话题，整个著作的构成都呈现出一种分裂的态势，主题的论述往往被一分为二、一分为三，而不是一种完满的结局，60年代以后主题的多样性更是几乎从根本上摧毁了宏大叙事的根基；二是历史著作的表现手法不再是完整的叙事，而是结构的分析，这使得一个主题往往体现为多个层面、复杂多变，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叙事。引起这些改变的认识论的怀疑主义来源于一战、二战的接连打击，摧毁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线性进步理论、甚至是历史的科学性、现代性的优越性的信仰。当然，这种摧毁不是荡涤一切、不留痕迹的。在这种打击之中，史学家们还保留着对于历史进步的一丝希望，因此，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自由民主进步的宏大叙事并未在战后美国的历史著作中完全根绝。在所谓的史学“碎化”问题严重之时，有人认为“碎化”问题与分析史学的方法也有很大关系，因此倡导叙事的复兴。不管是美国学者还是西欧的学者，特别是一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对于叙事史学的复兴问题都有较多的关注和评论。①
宏大叙事在美国史学中的曲折反映还可追根溯源于史学职业本身的特质。史学家面临的永远是这样一种处境：他们的历史解释面向的对象永远是现在的人们，因此，他们必须运用现在的语言来向现在的人们解释过去的事物。于是，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时常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代代有所不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史学家改变了历史，而是新一代的史学家往往改变了观察历史的角度和呈现历史的范围。因为随着社会和历史的不断前进和发展，老的问题在新的背景下似乎又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因此，史学的发展不断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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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rence Ston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85(1979),p. 3-24. Hayden White, The Form of Content: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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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的状态之中，以致让许多史学家怀疑是否真的拥有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特别是对于未来没有把握。也许这就是宏大叙事的症结所在。
对于美国史学来说，工人阶级的不够发展、女性主义问题的突显、种族问题的复杂性等等都增加了重建宏大叙事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它的难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一种全球史、跨国史的远大眼光的要求更增加了宏大叙事的难度。后现代理论开拓了史学家的思路，使他们不必局限不能局限于以往的构想，但这种理论并没有提供任何肯定的回答，它所给出的多数是否定的答案，这更增加了史学家们的困惑。因此，关于美国历史的宏大叙事的前景如何，只有将来的美国史学家能够回答。也许麦吉尔关于宏大叙事的四种构想可以给他们以启迪。①
（该文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第51-60页）
①
Allan Megill, \Grand Narrative'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pp.16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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