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文人的文物鉴赏及审美情趣

书画，亦南渡遗风也。至今吴俗权豪家好聚三代铜器、唐宋玉窑器、书画，至有发掘古墓而求者。”尤骇人听闻的是，“自正德中，吴中古墓如城内梁朝公主坟，盘门外孙王陵，张士诚母坟，俱为势豪所发，获其殉葬金玉、古器万万计，开吴民发掘之端。其后，西山九龙坞诸坟，凡葬后二三日间，即发掘之……所发之棺则归寄势要家人店肆以卖”(22)。郎瑛曾记述一则富家以名画标榜清雅的逸事，虽颇发噱，却很能说明问题：

宜兴吴尚书俨，家巨富，至尚书益甚。其子沧州，酷好书画，购藏名笔颇多。一友家有宋宫所藏唐人《十八学士》袖轴一卷，每欲得之，其家非千金不售。吴之弟富亦匹兄，惟粟帛是积，清士常鄙之。其弟一日语画主曰：“《十八学士》果欲千金耶？”主曰：“然。”遂如数易之。而后置酒宴兄与其素鄙己者，酒半，故意谈画，众复嗤焉，然后出所易以玩。其兄惊且叹曰：“今日方可与素之鄙俗扯平。”吴下至今传为笑柄。(23)

流风之下，文物价格腾贵，市场上伪作迭出，真赝难辨。王士性记载苏州人仿制文物的技艺，称：“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24)。沈德符也记载：“玩好之物，以古为贵”，但因嗜之者众，而前代之物今已不可多得，“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鉴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蔽不知何极。”(25)

显然，文人学士若非家财万贯，其购藏的文物，无论品种、数量还是价格，皆无法与达官贵戚、富商巨贾相捋，唯一能胜出的是对文物内涵的真正了解。因此，江南文人论及文物鉴藏皆极力分清“鉴赏家”与“好事家”的差别。高濂引述前贤之语称：“好事家与赏鉴家，自是两等家。多资蓄，贪名好胜，遇物收置，不过听声，此谓好事。若赏鉴家，天资高明，多阅传录，或自能画，或深知画意，每得一图，终日宝玩，如对古人，声色之奉不能夺也，名曰真赏。”(26)文震亨也论道：

金生于山，珠产于渊，取之不穷，犹为天下所珍惜。况书画在宇宙，岁月既久，名人艺士，不能复生，可不珍秘宝爱？一入俗子之手，动见劳辱，卷舒失所，操揉燥裂，真书画之厄也。故有收藏而未能识鉴，识鉴而不善阅玩，阅玩而不能装褫，装褫而不能铨次，皆非能真蓄书画者。又蓄聚既多，妍蚩混杂，甲乙次第，毫不可讹。若使真赝并陈，新旧错出，如入贾胡肆中，有何趣味！所藏必有晋、

唐、宋、元名迹，乃称博古；若徒取近代纸墨，较量真伪，心无真赏，以耳为目，手执卷轴，口论贵贱，真恶道也。(27)

可见，在江南文人的心目中，唯有发自内心地酷爱，且能以专业的、内行的真知灼见对文物进行仔细的辨识、鉴定和精审的整理、研究，才是真正的“鉴赏家”。若胸无点墨，品味低下，仅凭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唯识材质贵贱、市价高低，所藏文物即便堆积如山，琳琅满目，也只是暴殄天物的“好事之徒”。江南文人反复论证这一点，正是希望以此凸显自己的才艺和学识，划清与权贵富商的界线。

于是乎，懂不懂文物，尤其是字画，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竟成为是不是“高雅之士”的标志。松江文士孙克弘题倪瓒画时引沈周之语：“石田云：云林戏墨，江东之家以有无为清浊。”名士董其昌也称：“云林画入逸品，江南人以有无为清俗。”(28)文人用语中，“清”，自然是指兼具才学、人品的清雅、高逸之士，而“俗”与“浊”，无疑是指不学无术，孜孜逐利的低俗、污浊之辈。品鉴人物，无视文治武功、权位高下，而以有无收藏和能否欣赏倪瓒画作为准绳，个中意蕴，值得玩味。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江南名士的确多工书善画，精于文物鉴赏。高濂的《遵生八笺》和文震亨的《长物志》，即是江南文人的生活指南，而其中的部分篇章又堪称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文物研究专著。在他们的论述中，鉴赏文物不仅是文人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作为文人必须具备的才艺修养。从有明一代数得上的书画鉴赏名家看，诸如无锡人华夏、嘉兴人项元汴、长洲人沈周、文徵明、太仓人王世贞、王世懋、长洲人韩世能、南京人黄琳、丹徒人张孝思，以及著有《珊瑚木难》的长洲人朱存理、编订《铁珊瑚网》的常熟人赵琦美、著有《寓意编》的吴县人都穆、著有《钤山堂书画记》的长洲人文嘉、著有《清河书画舫》的昆山人张丑、著有《书画题跋记》的嘉兴人郁逢庆，皆为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士人。至于在文集、笔记、杂著中兼及古玩字画的，更是不胜枚举。上述状况，绝非偶然。

有意思的是，江南文人虽以善于鉴别文物的真伪和优劣自矜、自夸，但不少人又热衷于作伪，出售给无知的好事之徒。沈德符记载：“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张凤翼)，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榖(王穉登)，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他还以亲身经历举例，董其昌曾携一卷陈继儒秘藏并视为异宝的颜真卿所书《朱巨川告身》请沈等欣赏，沈看出是后人摹本，不久，这件赝品便售予一名徽州富商(29)。当时，不乏以伪造文物而发财起家的，如苏州人陈谦，字士谦，“能楷、行书，专效赵松雪(赵孟頫)，华媚可人。时染古纸，伪作赵书，猝莫能辨。购书者踵接门外，势家贵人每酬以

金帛，用是起家”(30)。牟利自然是作伪的主要动机，但从相关记载的字里行间，往往可读出江南文人的复杂心态。一则笑话称：

嘉靖初，南京守备太监高隆，人有献名画者，高曰：“好，好，但上方多素绢，再添一个三战吕布最佳。”人传为笑。余曰：“此中官宜然。闻沈石田送苏守《五马行春图》，守怒曰：?我岂无一人跟者耶？?沈知，另写随从者送入，守方喜。沈因戏之曰：?奈绢短，少画前面三对头踏耳。?守曰：?也罢，也罢。?”(31)

面对势焰熏天的权贵和挥金如土的富豪，文人学士颇感英雄气短，惆怅失落，故喜传此类好事家不懂装懂，遭人愚弄的谑语笑话。正是在这种冷嘲热讽中，他们宣泄了愤懑，找回了几分自尊。

江南文人鉴藏文物除注重真伪、优劣外，更提出一系列文人特有的欣赏标准，以此标榜其超凡脱俗的审美趣味。他们尤为重视文物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崇尚古朴典雅、自然含蓄的整体观感，鄙视富丽堂皇的金银珠宝之类，意在说明，他们鉴赏文物或为证经补史，求道问学，或为调适心志，愉悦情性，追求的完全是精神上的满足，而好事之徒收藏文物或等同于财富的积累与炫耀，或为附庸风雅，博取清名，二者截然不同。高濂自述其鉴藏文物的用意，说得非常真切：

孰知闲可以养性，可以悦心，可以怡生安寿，斯得其闲矣。余嗜闲，雅好古，稽古之学，唐虞之训；好古敏求，宣尼之教也。好之，稽之，敏以求之，若曲阜之舄，歧阳之鼓，藏剑沦鼎，兑戈和弓，制度法象，先王之精义存焉者也，岂直剔异搜奇，为耳目玩好寄哉？故余自闲日，遍考钟鼎卣彝，书画法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纤细究心。更校古今鉴藻，是非辩正，悉为取裁。……时乎坐陈钟鼎，几列琴书，帖拓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帘栊香霭，栏槛花研，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32)

为此，江南文人极为重视文物欣赏中的雅、俗之别。王士性记载：“姑苏人聪慧好古……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33)董含引何良俊之语称：“士君子读书出身，虽位至卿相，当存一分秀才气，方是名士。今人几席间往往宝玩充斥，黄白灿陈，若非贾竖，则一富家翁耳。”(34)文震亨所著《长物志》中，“古”、“雅”、“韵”为使用频率极高的赞美词，书中反复强调的审美标准是“古朴”、“清雅”、“天趣”、“自然”、“不露斧斤”、“无脂粉气”等。凡与上述标准相左的，皆遭摒弃，被斥为“恶俗”、“最忌”、“不入品”、“俱入恶道”、“断不可用”、“俗不可耐”等。如论香炉，“三代、秦、汉鼎彝，及官、哥、定窑、

龙泉、宣窑，皆以备赏鉴。……惟不可用神炉、太乙，及鎏金白铜双鱼、象鬲之类。尤忌者，云间潘铜、胡铜所铸八吉祥、倭景、百钉诸俗式，及新制建窑、五色花窑等炉。又古青绿博山亦可间用，木鼎可置山中，石鼎惟以供佛，余俱不入品”(35)。论铜镜，“秦陀、黑漆古，光背质厚无文者为上；水银古花背者次之。有如钱小镜，满背青绿，嵌金银五岳图者，可供携具。菱角、八角、有柄方镜，俗不可用”(36)。论漆雕，“雕刻精妙者，以宋为贵。俗子辄论金银胎，最为可笑。盖其妙处在刀法圆熟，藏锋不露，用朱极鲜，漆坚厚而无敲裂，所刻山水、楼阁、人物、鸟兽，皆俨若图画，为绝佳耳。”至于世俗喜爱的雕刻果核，“虽极人工之巧，终是恶道”。(37) 三

上文提及，江南文人鉴藏文物，主要出于精神生活的需要，并未将其等同于物质财富。因此，收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欣赏，而这种欣赏又是基于文人特有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的“清赏”，与凡夫俗子的“喜爱”迥异。从江南文人大量的议论评说中可以看出，他们并不一味求多求贵，而是追求古、雅、真、优，注重与文人学士的身份相适宜，无论求购、贮藏，还是陈设、悬挂、展玩，整个鉴藏过程，无不以恰到好处为旨归。松江文人董含的一段议论颇具代表性：“士大夫陈设，贵古而忌今，贵雅而忌俗。若乃排列精严，拟于官署；几案纵横，近于客馆；典籍堆砌，同于书肆；古玩纷遝，疑于宝坊，均大雅之所切戒也”(38)。对好事家唯求华贵的一味堆砌，文人多有批评，文震亨称：“今人见闻不广，又习见时世所尚，遂致雅俗莫辨，更有专事绚丽，目不识古，轩窗几案，毫无韵物，而侈言陈设，未之敢轻许也。”(39)松江名士陈继儒也称：“书画鉴赏是雅事，稍一贪痴，则亦商贾。”(40)又称：“文房供具，借以快目适玩，铺叠如市，颇损雅趣。其点缀之注，罗罗清疏，方能得致。”(41)高濂批评徒有其名的“好书”者称：“富而好书，不乐读诵，务得善本，绫绮装饰，置之华斋，以具观美，尘积盈寸，经年不识主人一面，书何逸哉？”(42)文震亨论及字画时，明确指出：“书画名家，收藏不可太杂，大者悬挂斋壁，小者则为卷册，置几案间”(43)，关键在于布列得体。

显然，江南文人对斋室中文物展示的数量、位置等都极其讲究，刻意营造的是一种清幽、古朴、恬淡、雅致的，充满文化气息的特殊美感。李渔所著《闲情偶寄》中，《器玩部》“位置篇”即专论文物的陈设摆放。其“忌排偶”称：

胪列古玩，切忌排偶。……大约排列之法，忌作八字形，二物并列，不分前后，不爽分寸者是也；忌作四方形，每角一物，势如小菜碟者是也；忌作梅花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