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学2012

民法学2012-2014年CLSCI论文数据分析

2012-2014年，CLSCI期刊[i]共发表论文4326篇，其中民法学共发表论文723篇，占论文总数的17%，居于十三个学科之首，显示了民法学研究的繁荣和强大。这显示出民法学研究在研究力量和研究质量上保持了逐渐提升的良好势头。从具体研究领域来看，2012-2014年度，民法学研究继续围绕民法研究的热点重点展开，其中民法基本理论研究论文以165篇居于首位，物权法研究论文以161篇紧随其后，知识产权法研究论文以132篇居于第三，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研究论文以115篇和109篇分居第四、第五，数量排在最后的是继承法和婚姻法研究论文。2012-2014年度，除了继承法和婚姻法领域外，其他领域的论文绝对数量都在稳步增加，物权法领域近三年增长最快，2014年以81篇跃居第一位，增速居次席的是合同法领域，2014年以50篇居于第四位，民法基本理论研究比较稳定，除了2014年被物权法领域超过之外一直居于第一位，而知识产权领域、侵权责任法领域和合同法领域一般在第三到第五的位次徘徊。

总体而言，2012-2014年度的民法学研究以民法解释论为主，围绕民法典编纂等问题兼顾民法立法论。解释论为主的研究态势，一方面反映了在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基本法律体系健全之后，法律的解释适用成为研究者面临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民法学界开始不断重视实践问题和实证研究，比如近三年有多篇论文对农村土地利用问题进行了研究。具体而言，在民法各研究领域呈现如下特点：

1. 基本理论中的民法典编纂、人格权立法问题备受关注

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部署了编纂民法典的重大任务，民法典迅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对近三年来的文章进行了详细的梳理。2014年，302篇CLSCI民法学论文中有14篇直接对民法典编纂问题作出了专门论述。其中，《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专题组稿“民法典编纂的愿景与构想”就有7篇高质量论文，包括王利明的《民法典的时代特征和编纂步骤》、谢鸿飞的《中国民法典的生活世界、价值体系与立法表达》、郭明瑞的《关于编纂民法典须处理的几种关系的思考》、崔建远的《编纂民法典必须摆正几对关系》、王轶的《民法典的规范类型及其配置关系》、耿林的《民法典的规范表达研究》、杨立新的《论民法典中债法总则之存废》，这组文章发表后通过财新网、微信等新媒体的传播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这7篇文章的作者倾其所思，描绘了中国民法典的图景，既有整体的时代思考又有局部的制度分析，既有宏观的指导思想又有微观的编纂技术，拉开了新一轮民法典编纂研究热潮的序幕。

除此之外，2012-2014年度民法学界对民法典编纂的研究还包括了以下视角：有学者从比较法角度分析了我国民法典编纂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可借鉴的经验，如陈卫佐的《现代民法典编纂的沿革、困境与出路》、殷安军的《瑞士法上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形成——兼评“单一法典”理念》；有学者从我国民法

立法演进的角度思考了未来民法典对现行法规范的整合，如孙宪忠的《我国民法立法的体系化与科学化问题》、易继明的《历史视域中的私法统一与民法典的未来》、朱广新的《超越经验主义立法：编纂民法典》；有学者特别关注了民法典编纂中的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比如王竹的《以“非基本法律法典化模式”编纂民法典的立法程序——一种“实用主义思路”的合宪性思考》；有学者关注了民法典编纂中民法典和民事特别法的关系问题，比如谢鸿飞的《民法典与特别民法关系的建构》、茅少伟的《寻找新民法典：‘三思’而后行》、陆青的《论中国民法中的“解法典化”现象》；还有的学者研究了民法典编纂中所涉及的具体制度，比如夏吟兰的《民法典体系下婚姻家庭法之基本架构与逻辑体例》。

除了直接以“民法典编纂”为题的论文外，2012-2014年度在民法总论方面的研究也为民法典编纂中民法总则的制订提供了理论支撑。在民事主体制度方面，主要关注了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如蔡立东的《法人分类模式的立法选择》、刘召成的《部分权利能力制度的构造》、朱广新的《民事行为能力类型化的局限性及其克服》，也有学者关注了当前老龄化社会不容回避的老年监护问题，如李昊的《大陆法系国家（地区）成年人监护制度改革简论》、杨立新的《我国老年监护制度的立法突破及相关问题》。在民事法律行为方面，主要集中于法律行为的类型和意思表示理论，如常鹏翱的《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的区分及其意义——以民法学为考察领域》、杨代雄的《恶意串通行为的立法取舍——以恶意串通、脱法行为与通谋虚伪表示的关系为视角》，王雷的《情谊行为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与民事法律行为相区分的情谊行为。在代理制度方面，主要关注了表见代理制度，如叶金强的《表见代理中信赖合理性的判断模式》、杨代雄的《表见代理的特别构成要件》。

2012-2014年度民法基本理论研究的另一个焦点是人格权法。这部分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人格权立法模式的探讨，主要涉及人格权法在民法典编纂中是否独立成编的问题，如王利明的《再论人格权的独立成编》、张新宝的《我国人格权立法：体系、边界和保护》、龙卫球的《人格权的立法论思考：困惑与对策》、李永军的《从权利属性看人格权的法律保护》、黄忠的《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体系效应之辨识》、高圣平的《比较法视野下人格权的发展》。和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对一般人格权理论以及我国是否应该采纳这一理论的讨论，如张红的《一项新的宪法上基本权利——人格权》、朱晓峰的《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人格尊严权——以德国侵权法中的一般人格权为参照》、许可的《一般人格权：观念转型与制度重构》、李莉的《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下的人格权立法模式：兼论否定一般人格权》、鲁晓明的《论一般人格理论的摒弃及替代》等。另一方面是对各种具体人格权的研究。这既包括对传统具体人格权的研究，如满红杰的《荣誉权：一个巴别塔式的谬误？》、张红的《“以营利为目的”与肖像权侵权责任认定》；也包括对新兴类型人格权和人格权新问题的关注，如王利明的《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贺栩栩的《比较法上的个人信息数据自决

权》、温世扬的《论“标表型人格权”》、王叶刚的《人格权中经济价值法律保护模式探讨》等。民法学界人格权研究的繁荣，反映了人格尊严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本身也会积极促进实践中以民法权利和民事责任的方式来保护人格利益、实现人的尊严。

2. 物权法研究增长迅速，积极回应社会热点问题

2012-2014年度物权法研究领域论文数量增长迅速，2014年共有CLSCI论文81篇，大约是2012年39篇、2013年41篇的2倍。这些明显增加的论文很大程度上是在积极回应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比如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后，2014年有25篇论文关注农村土地制度，约占该年物权法论文总数81篇的30.86%。近三年围绕农村土地的法律关系，涌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比如王利明、周友军的《论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制度的完善》、陈柏峰的《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前景》、高圣平的《农地信托流转的法律构造》、陈小君的《构筑土地制度改革中集体建设用地的新规则体系》、耿卓的《农民土地财产权保护的观念转变及其立法回应——以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为视角》、房绍坤的《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制度构建》、温世扬的《农地流转：困境与出路》、王崇敏的《论我国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现代化构造》、赵万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功能转型及权能实现——基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视角》。除了对农村土地制度的关注，学界还积极回应了其他方面社会急迫关切的问题，比如崔建远的《征收制度的调整及体系效应》、孙宪忠的《不动产登记基本范畴解析》、张双根的《论房地关系与统一不动产登记簿册》、马俊驹的《解决小产权房问题的理论突破和法律路径——结合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平等入市进行研究》、王卫国的《宅基地如何进入市场? ——以画家村房屋买卖案为切入点》、蔡立东的《闲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制度的司法实证研究》、王恩见的《集体维权中程序救济的实践逻辑——以M小区业主维权个案为分析对象》等，这些论文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证研究，为妥善解决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贡献了民法学人的智慧。

此外，2012-2014年度物权法研究还深入探讨了某些基础理论，这些探讨同样带有显著的问题意识，对实践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比如对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有税兵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双阶构造说》、巩固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徐祥民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之国家所有制说》、王涌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三层结构说》；对登记对抗主义，有崔建远的《机动车物权的变动辨析》、龙俊的《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郭志京的《也论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对善意取得制度，有甄增水的《双轨制：我国善意取得制度设计的应然路径——兼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鲁春雅的《论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和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区分》、吴泽勇的《论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张双根的《德国法上股权善意取得制度之评析》；

在抵押权问题上，有刘贵祥、吴光荣的《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之抵押物转让的效力》、王利明的《抵押财产转让的法律规制》、程啸的《论抵押财产的转让——“重庆索特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新万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评释》、陈华彬的《论所有人抵押权——基于对德国法和瑞士法的分析》；对于地役权，有耿卓的《我国地役权现代发展的体系解读》、孙鹏的《社会变迁与地役权的现代化》、黄忠的《地票交易的地役权属性论》。

除了上述热点问题和与实践紧密相关的理论问题，2012-2014年度物权法研究还关注了占有、所有权保留、原物返还请求权、物权的公示等基础理论问题。

3. 知识产权法研究立足本土问题，展现了强劲升温的趋势

2012-2014年度知识产权法研究领域共有论文132篇，居于民法各学科的第三位。其中2012年47篇，2013年31篇，2014年54篇，2014年比2013年增加了23篇，呈现了强劲升温的趋势，这既显示了该领域研究者的实力，也说明近期知识产权法存在不少热点问题。近三年来，一个重要的热点问题就是我国《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对于著作权法修改，2012年3月，国家版权局公布《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并于同年7月、10月形成了征求意见稿第2稿、第3稿， 2014年6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国家版权局提交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业界的激烈争议，至今仍在审议之中。对于商标法修改，2012年12月、2013年6月和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对商标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三次审议，并于2013年8月30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 知识产权法学界积极关注《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踊跃为立法献计献策。在著作权法修改方面，有吴汉东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的背景、体例和重点》、曹新明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5条第2项之修改》、杨明的《著作权许可中的公示公信——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57条的质疑谈起》、丛立先的《违禁作品著作权问题辨析——兼评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的修改》、黄汇《计算机字体单字的可著作权问题研究——兼评中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焦和平的《“异体复制”的定性与复制权规定的完善——以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为契机》、王迁的《论我国<著作权法>中的“转播”——兼评近期案例和<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李雨峰的《论追续权制度在我国的构建——以<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为中心》。在商标法修改方面，有李雨峰的《商标权注册取得制度的改造——兼论我国<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王太平的《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杜颖的《商标先使用权解读——<商标法>第59条第3款的理解与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