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汀《劝导》中的道德运气与道德评判

读书报告

Robert Hopkins—moral luck and judgment in Jane Austen’s Persuasion

简·奥斯汀《劝导》中的道德运气与道德评判

作者以一个假定的情景开始：1806年时，安住在英格兰，是一个思想高尚和性格可人的19岁女孩。她的母亲五年前去世了。安的父亲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男爵，没有继承人。安未婚的姐姐也是一个虚荣的人。她还有一个妹妹。在他们家附近还住着一位贵族寡妇，是安的母亲生前的好友，也是安信任的道德顾问。一位英俊有活力的海军军官与安相遇，并且他们很快便陷入了爱河。尽管在工作上一帆风顺，但是他没有财富，并且面临着海战的未来很危险。他向安求婚后，安的父亲虽没有明确地反对这门婚事却认为这是一次“掉价的联姻”。安的道德顾问阻止她这么做，并且认为这个求婚很不幸。安该怎么办？（前提是订婚之后不久便结婚。）

奥斯汀最后一部伟大的小说《劝导》中便出现了这样的道德评判。安听从了Lady Russell（LR）的建议，拒绝了Wentworth(CW)的求婚，因为LR劝她相信这是一场轻率、不合适、难以成功并且不值得的订婚。安拒绝这次的求婚还有别的原因吗？是的。安这么做不只是因为这个“自私的警告”，还因为她坚信应该审慎，而且主要是对CW的自我否定。沮丧、伤心、愤怒，CW回到了海上带领着战船ASP成功地获得了战利品，并且八年后带着巨额的财富重新成为了安的邻居。《劝导》在故事的结尾处又给了安一次机会，让她和CW快乐地在一起，这时CW战胜了他的骄傲与羞怯，再次向安求婚。这是奥斯汀最让人难忘的描写爱情的场景。这次安答应了他，但是仔细地回想她之前的道德评判。她相信LR充当了她的父母的角色，所以她应该听取她的意见。作者认为安或许可以给CW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正说明了只有在事情发生之后才可以判断建议是好是坏。”

接下来作者解释了为什么后续的事件会成为一个道德决定是对或错的决定性因素。在这里作者提出了几个假设：如果CW和安结婚后回到海上，在战争中受了重伤后回到了安的身边，就像是《简爱》中的Rochester变瞎了，而且还很贫穷。这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是否会证明LR是对的？或者假设安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而CW死在了海上，也没有获得财富。这种假设会使奥斯丁的读者们想起《爱玛》中Jane Fairfax的出身：“步兵LF与Jane的婚姻曾经是有名望、有乐趣、有希望、有趣味的，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寡妇只剩下对他在国外作战中去世的痛苦记忆和这个女儿，渐渐地在消耗和悲痛中消沉。”

安只是凑巧假定这是一个无论发生什么都是正确的世界呢，还是直觉地认识到了被20世纪道德哲学所命名的“效果论”？奥斯汀是在她的最后一部小说中重新审视了她之前缜密的故事情节中的道德暗示后是要给予她故事中的女主角婚姻和财产吗，虽然那是一种强硬、无情，而且非常严肃的视角？Leopold Damrosch, Jr.曾经研究过清教和18世纪的“幸运小说”，认为Fielding之后，英国作家几乎不再写这类想当然得认为自己是上帝的特意安排的题材的小说。他认为奥斯汀将她的小说建立在当代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安排其女主角“学着适应世界。”奥斯汀的小说被认为是缜密审慎的小说，因为它对个人道德评判的强调是基于这个与教会无关的难以对付的社会的背景之下的。安的解释“事件决定了道德评判的好坏”就是效果论。Alan Donagan将其定义为“仅根据效果的本质而进行道德评判”的行为。或者更加明确地说是“行为效果论”，Michael Slote定义其为“根据行为是否有最佳的效果而判断行为的正确性的理论”。

尽管效果论是20世纪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产物，它所反映出来的道德问题，即我们是根据效果还是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来判断一个行为的正确与否，与Adam Smith的《道德观点理论》相冲突：“无论我们抽象地考虑这个貌似正确的格言“道德行为不应被它非故意的结果所评判”时它有多么好，当我们面对具体情况时，行为所产生的真实结果都对我们判断它的功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恰恰是如同Henry Fielding的《汤姆 琼斯》小说中的“个别案例”与“真实结果”使公众注意到仅仅依靠动机来评判道德行为的困难。Squire Allworthy是一个好心却道德迟钝1的地方官，在故事前三分之一中他的道德评判几乎是毁灭性的。Martin C. Battestin向我们证明了“好心与性格开朗”对于“这个世界上的生意”是不够的，“即使是圣人也需要谨慎与小心。”之后作者从《汤姆 琼斯》中举例说明好心是不够的。Allworthy的问题就是效果论所面临的伦理困境。

两位著名的现代哲学家Bernard Williams和Thomas Nagel在名为“道德运气”的文章中讨论了这种困境的复杂性。Williams在休谟传统怀疑论中创造了引起争论的“道德运气”一词，以此来表明无论我们将“道德性情”置于多么久远的位置，“它们都和其他事情一样‘需要根据情况来判断’。”2Williams的假设案例研究是关于一名将成为画家的Gauguin，为了投身于画家的事业他抛弃了妻儿。如果他在穿越英吉利海峡时溺水身亡了，他的决定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如果他事业有成，变成了一名举世闻名的画家，他的决定就必然是正确的。因为他的画对人类有益，那么他的决定就是正确的。Thomas Nagel引用了张伯伦签署慕尼黑条约的例子。假如希特勒在占领苏台德地区后死于一场心脏病，德国人就不会蔓延于欧洲，屠杀数百万人了吗？因为张伯伦的动机和目的大概是道德的，为了阻止战争，他在慕尼黑牺牲捷克的利益的行为就不会是“一场巨大的道德灾难，而正是这使得他家喻户晓。”3 Nagel 将道德运气定义为“一个人做事的一方面依赖于他无法控制的因素，然而我们仍然尊敬他，就好像是道德评判的客体”4的事件。他归纳了“道德评判的自然客体影响主观运气的四种方式”：“一个是基本运气现象--你是这种人，这不是你故意这么做的问题，而是你的倾向、能力和性格的问题。另一种是一个人特定环境下的运气—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和场景。再有就是一个人如何根据先前的情况来做决定的运气和一个人的行为和效果的运气。”

之后Nagel继续表示“无论一个东西有多么贵重，从一个着火的房子里救它和将它从12层扔出去然后救它都是有着明显的道德差别。”在这里，作者评论说如果是“我”或是“我”财产的律师，都会是效果主义者，而不是像康德学派那样强调目的。Nagel 不是一个效果主义者，他支持Williams，认为如果孤立地去看道德评判，而不考虑事件本身的话的确会造成“哲学问题”：“无论是从伦理道德角度还是逻辑角度来看，持有道德运气是自相矛盾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对道德评判的直觉接受的感知方式很有可能把它完全破坏。”

作者接下来讨论了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安的效果评判观。他用《傲慢与偏见》中的Charlotte举例说明在奥斯汀早期的作品中女主角都不相信婚姻运气。她们慎重地考虑，也与适合的白马王子结婚了。她们的评判基于20世纪一位康德派哲学家David A. J. Richards的定义：“成熟的爱情要求人们不仅要注意外貌特点，更要注意与道德准则相关的性格特点。”Williams认为这是“正确的谬论”。他反对康德道德哲学，认为不应该根据性格来评判，不应该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具体性格特点中将道德想法抽象化，而且康德派也没有认识到基于任意外貌特点而产生的爱很可能与道德发生激烈冲突。这种冲突就恰好表现在Marianne Dashwood在爱上Colonel Brandon前就嫁给他中。本来应该是Elinor嫁给Brandon,但是Edward的犹豫不决导致了不幸。我们都为这种以事实为代价来成全道德的结局情节而感到惋惜。

Barbara Hardy认为《劝导》中的浪漫小说惯例将安从“她选择的结果”中救了出来。她及其不赞成运气一说，似乎奥斯汀是为了小说情节而放弃了其艺术效果。然而正如Paul N. Zietlow20年前所言，奥斯汀小说中对运气的强调是故意安排的，不应该被轻视。在他1965年的论文中，他指出伦理哲学中的新的重要的对“道德运气”和效果论的探究使得我们认识到简奥斯汀在道德评判的困境中挣扎着，她将这种评判置于道德运气的环境中，在那儿幸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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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对道德代理而言是不可见的。

作者利用John Hawkesworth的例子向我们证明了上述的观点的根本性。个人的请求是无法影响神的决定的。选择正确与否在于运气，无法改变。天意在每个水手的讲话中都是一定有的，但是奥斯汀对在第一次求婚前CW的描述却震惊了读者（他的未来未知，不知会发生什么）。这种描述其实有一个假定的环，是奥斯汀的两个哥哥面临的情况的一个描写。即使是之前非常谨慎的LR也在劝安接受Mr. Elliot(ME)，但是她却首先说自己“不是一个说媒的人，她太了解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和算计的不确定性了。”的确是“不确定”。如果LR真的明白“许多道德行为都包含了不确定的评判”，冒险与道德运气在说媒中更是固有的的话，她就不会劝安不与CW在一起了。

在小说中，安自始至终都经受着由于她一开始未接受爱情挑战的道德失败所带来的痛苦中。Crofts接受了这样的挑战。当Croft推测CW喜欢Miss Musgroves姐妹中的一个的时候，他对安说“如果不是战争，CW早就安定了。我们这些水手，在战争时期经受不起漫长的求爱期。从我们首次见面到现在都多久了？”而croft夫人则说“我们最好不要讨论这些了，如果安知道我们多久才开始相互理解，她永远都不会认为我们会幸福。然而，我很早之前就已经了解你的性格了。”漫长的订婚期很明显对于安和CW而言不可行，croft一家的讨论深深地伤害了安。后来安和CW偶然听到Croft夫人再次表明她反对漫长定婚期的观点“我宁愿让孩子们即使收入不高也赶快安定下来，然后一起奋斗，而不是经历一个漫长的定婚期。”

CW自己对于天意是如何认识的，在海上时是神的示意还是道德运气？CW曾嘲笑海军上将的职位，“时不时地就会有数百人被送到海上，数千人都战死了，很难说谁会留到最后。”Croft两次阻止CW，说还是有幸运的人的，比如CW自己。CW回复道“上将，我感受到我的幸运了。”他在海上时从未有过连续两天的恶劣天气，他有抓获法军护卫舰的“好运”，还在强风到来前四天带着他的船去了Plymouth，要不然的话这股风已经把他的船吹翻了。“24小时后，我出现在报纸一角的一小段中，成为了一名英勇的Wentworth船长。”难怪安会打颤。

最大的讽刺在于当安听说Captain Benwick和Captain Harville的妹妹订婚，他在婚前等了两年才获得提升和财富，最后却发现他的未婚妻前一年夏天就去世了。设想安坚持一个漫长、谨慎的订婚，这样Wentworth可以去海上寻找财富，而安不幸死了。故事中，安多次想起了道德运气：努力避免婚姻中的不确定性就是逃避生命本身。

很明显，奥斯汀在《劝导》中纠结于不确定的道德评判问题。我相信她在反思她早期作品中以幸运的结局来奖励慎重道德评判的伦理暗示。奥斯汀的矛盾心态体现在她小说最后一章的前三句话中：“谁对接下来的事情怀疑呢？当两个年轻人考虑结婚时，他们就会很坚定，无论他们曾经多么贫穷，多么轻率，多么不可能给予对方舒适。”而作者批注“或许总结以上内容不道德，但是我相信这就是事实。”如果他们八年前结婚了，他们可能很穷，很轻率，也很相爱。故事中的重要人物会因为他们的结合而有所争论。鉴于慎重的道德和爱的事实，《劝导》支持爱。

Mary Poovey利用女权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假设来解读《劝导》，发现在小说中心存在着“认识相对论”，一个“极大的谜”，道德评判至少最初是关于外表的，所有的道德评估都绝对主观：“安的直觉是道德责任，因此是权威可信的。”Poovey发现“先前在小说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集中式叙述从《劝导》后就消失了。”这样，女主角的主观性占据了各个层级。她认为《劝导》的最本质在于它的道德哲学。

作者与Poovey不同之处在于她将以Sir Walter Elliot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所监管的社会和道德等级制度“彻底垮塌”的观点，这些地主经济和道德上都已经破产了。这种解读将他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与奥斯汀所设计的不同了。而大量的这种解读已经被历史学家David Spring的《简奥斯汀社会的解析》所彻底摧毁。他指出在摄政时期地主阶级还未失去权力，

“资产阶级”的说法不准确。Sir Walter租房子的行为很平常。他提醒我们一战以后贵族才开始被动摇。作者认为《劝导》中的危机是道德危机，不是社会、经济、政治危机。

奥斯汀的作品有一定的保守主义，个人道德感仅限于一个小范围中，没有扩展到大众中。Poovey认为只有在这种狭小的范围中，才可以假定这种爱情永恒。问题在于，这种狭小的范围被一次一次地当做了道德价值和个人完整反对极权主义者的最后堡垒。只有承认了这个狭小的范围或者是浪漫的爱情，特别是《劝导》中的情况，才会是道德的。准确而言，当面临效果论和道德运气的复杂性时，《劝导》给了个人选择和个人代理评判重担，这也是作者喜欢奥斯汀小说的原因。这部作品中，奥斯汀强烈地预知了现代西方世界赋予个人道德选择的重担。

在《劝导》中，奥斯汀超越了之前小说中的限制，男主角不再那么不道德或古板。CW表现出了一个完全地令人尊敬的现世的人物形象。他与安的婚姻没有道德计算，更多的是神秘的愿望与爱和心理协调。求婚没有对错，在道德运气的环境中会被结果来证明。选择的重担在于个人和性格。

Charles Fried发现这种地方性的“传统自由理论”来源于“个人自由本体论”，认为这种理论在面对“道德约束和义务的严厉代码”时，难以解释“爱情与友情”：“传统自由主义存在于人的道德评判能力中。这种能力将人们区分开来，并且给予所有人等同的尊重。”这种定义似乎可以适用于安。她向CW说“如果我曾经被劝服了，记住那是为了安全，不是为了冒险。”小说最后，安愿意选择冒险。

尽管奥斯汀的最后一封信是“去见上帝，无论多么次要的原因都会起作用”5表明她的基督精神和对天意的信仰，它揭示了“次要原因”所引起的观点的改变。是她写《劝导》时病情的恶化导致她忧虑，反思是天意在控制还是道德运气在控制着世界的吗？这种忧虑将存在性选择扔回了个人。无论是否喜欢，奥斯汀笔下的男性、女性们，特别是女性们一定要自己做道德判断，并且准备好承担这种判断所带来的后果，就像安在第一次错了之后欣然改正，自己做判断。最重要的是不加以判断或者让别人判断就会使自己的生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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