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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初中期文人印章艺术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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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5/5 14:53:36

②南京地区

明前中期文人印章,在以苏州为中心发展的同时,在南京的另一条线索也不应忽视。它与苏州的文人印章发展既相呼应又相关联。

徐霖(1462—1638)生于松江,成长、活动于南京,祖籍苏州。他29岁时曾与都穆等八人晋谒吴门画派宗师沈周,故《列朝诗集》称:“少时雅从沈启南游”徐霖少年便名声远播,书法一道尤为世所称。《金陵琐事·字品》云:“西涯李相国(东阳)、白岩乔太宰(宇)时号篆圣,见则吐吞下之,曰:吾辈不及,吾辈不及。”徐霖与当朝显贵大臣若乔宇(吏部尚书)、顾璘(刊部尚书)等交往很深,与吴门书画家文征明、祝允明等亦过从甚密,其时名书画家雅集后,卷首必请徐霖引首题字,徐霖未入仕,而有如此名望,也与帝王宠信有关,明顾璘在《隐君徐子仁霖墓志铭》中云:“武宗(正德)皇帝南巡,近侍上其(徐霖)词翰,诏见行宫,爱之。两幸其宅,赐一品服及杂器,命扈还京,将授美官。”后因正德皇帝驾崩,徐霖南京还,徐霖的书法“早尚雄丽,晚益朴古拔俗,绰登神品”。其篆书更是“声沛夷裔,朝鲜、日本使臣得其书者什袭为珍,以故有豪士乐志之适,如李北海风”我们知道篆书与印章关系密切,篆书的才能很容易发挥到印章上去,这样当万历时代的人们在谈论文人印章发展的渊源时,篆书书法家的意义便突现出来。周应愿《印说》在论及文征明后,紧接着便论及了徐霖,云:“金陵有徐霖,所谓髯仙者,豪荡自若,无论其他,篆似出元周伯琦上。”万历十七年(1589),江都张学礼集《考古正文印薮》成,是谱为编者请吴丘隅、董玉溪、何雪涣、吴岭南更十数名手摹刻古玺印而成,在自序中张学礼提到了他的老师邢一风,云:“余髫年从金陵故太史邢稚山公游,始见吴仲足(丘隅)氏??。”记上这样一笔,是说其印癖来源于他的老师和吴仲足,邢稚山(1509—1595?),其名一凤,字伯羽,一字稚山。南京人,嘉靖二十一年(1541)进七,官至太常少卿,工书,小篆师徐霖,他是徐霖的弟子,徐霖故后,其墓志正是由顾璘撰文、王逢元书、邢稚山篆盖的。

那么徐霖、邢稚山是否与篆刻艺术有关呢?答案是肯定的,万历时代的印人,曾直接论及了二人在印坛的位置。

金陵印人甘旸在其晚年所集《甘氏印集》的自序中写道:

金陵邢太史稚山,姚羽征石,吴郡文寿承、许高阳,皆留心于斯,而法松雪、子行所遗章篆,世益珍重。

嘉兴印人周应麟在天启元年(1621)所集自己印谱《印问》的自序中写道:

入吾昭代,有许初、丰坊、李东阳、乔宇、徐霖、文彭诸君子,后先继起,狎主齐盟,为休明鼓吹

丹阳人盖绍书(二西),崇祯十五年进士,他在《韵石斋笔谈》中云: 徐髯仙(霖)、许高阳(初)、周公瑕(天球)皆系书家,旁及篆体,印文章法,心画精奇(参见图八)

也就是说到了万历以后,印坛仍在怀念着曾倡导印学为其休明鼓吹做出贡献的前辈,于是,我们发现南京方面文人印章发展的线索,即徐霖——邢一凤、姚征石——张学礼、吴仲足、何震——甘旸、文彭后来在南京任国子监,获得大批青田石,启迪何震,看来都并非偶然,因为在此之前,已有很好的基础了。徐霖的用印,有以小篆入印的“九峰道人”、“髯仙”等,元朱文凤气,与甘旸所言正合,想其印与李东阳等人一样,出于自篆。

文征明时代,涉足印章创作的书画家,并不局限于苏州和南京两地,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如成化、弘治问(1465—1505)画家钟礼,其字钦礼,号南越山人。浙江上虞人。书法赵孟頫,又善画云山、草虫、始学戴进,后自出机抒。弘治问直入仁智殿。《明良记》载: 孝庙尝至仁智殿观钟钦礼作画,见其皴劈飞动,从背后久运,钟不知也,既而忽捋其须,大呼曰:“天下老神仙”。钟遂以“敕赐天下老神仙”七字刻石,作私印。这段史料说明钟礼也曾自己操刀刻石治印,不失为研究明初中期文人印章发展的重要例证之一。

3.明初中期文人印章之印材

在前述的史料中,我们已经涉及到了印材,如唐伯虎图其石,钟礼以“敕赐天下老神仙”七字刻石,那么这些史料是否为孤证?所用石材又是何物?印材问题一向为印史关注,尤其在文彭之前成为焦点之一,因此欲突破文彭之前无文人印史的旧说,它也是重要课题之一。 明初成书的刘绩《霏雪录》,记录了王冕以花药石治印的史实,堪称历史上文人自刻印章的重大突破。然刘绩以后直到文征明时代,似再难寻蛛丝马迹。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近代出土的明代印章,为我们寻觅石质印材在明初中期的应用,提供了佐证。 例一:南京发掘朱元璋义子沐英的墓葬,出土了石印一方,印文为“沐英”,白文,印面用汉制,龟钮。体高与印面成正方形,较之元代高出许多,应是明代有特征的石质印章体式,这种体式一直沿续到后世。然而此印石质松软,类滑石,因此有可能为殉葬之物。沐英卒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所以此印应是明初印章重要的断代标本。(参见图九)

例二:广东东莞在1991年发掘罗亨信墓葬时,出土了罗亨信的石质二面白文印一枚,罗亨信(1376—1457),永乐二年进士,官到都御史,与这枚两面印印文相合,印文为“永乐第一科进士”和“都御史章”。《广东东莞明罗亨信家族墓葬清理简报》记道:“印面尚存残红,应是墓主人实用之物。”此两面印用刀流畅而具笔意,十分精致,既为生前常用之印,则决非滑石,否则无法耐用。简报未能鉴定为何种石料,是缺乏对印章史上印材意义重要性认识的表现。以罗亨信的地位观之,此石质二面印说明当时的文人已不将石质印材视为低等的印材。(参见图十)

例三:本世纪60年代末,上海肇嘉浜朱氏家族墓葬出土了六方明代印章。黄杨木质三方、青田石质二方、玉印一方;印属朱豹、朱察卿父子二人。朱豹,字子文,号表青,松江华亭人,明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进士,官奉化令,迁福州知府。其中青田石印“丁丑进士”(白文),可作断代标本,此印作工精良,问而刀法则采用直刀深雕细剔之法,此乃沿袭唐宋以来铜、牙印章的缕刻习惯。印之侧款有线刻“周经篆”三字,这正可证明文人篆印与工匠镌刻的合作过程。(此例材料引自孙慰祖《上海出土的元明石章及其印学意义》,载《书法报》1996年6月5日)

以上三例考古出土资料表明,明初中期的文人用印,除少数自己动手刊刻外,多数仍是由文人篆稿后交刻字艺人完成,所用印材也甚复杂,铜质、玉质居多,而宋元以来所用象牙、黄杨木、竹根、水晶、瓷、陶及青田石等均有。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文彭之前,文人已有了使用青田石或类似石质印材的习惯。 4.吴门书画家自篆的印章 综上所述,明代初中期在一批先行者的努力下,尤其是善于写篆隶的书画家的倡导和实践下,文人印章由自篆印章到自己动手刻印,使文人印章艺术逐渐走向有序的发展。我们突出指出善写篆隶者的作用,是因为考虑到篆印乃是印章创作的第一起点。事实证明,篆书的创作,在明代虽不是书法上的最高成就,但却曾给予文人印章艺术以有力的支撑,诚如周应愿在《印说·成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国朝篆学,相传有滕吏部亨、程太常南云、金太常湜,最著有李东阳,后又有乔太保宇、景中允旸。至文侍诏徵明,能兼诸体,犹曰:吾于篆则不能,隶莫吾如古人也。子博士彭,克绍箕裘,间篆印,兴到或手镌之。??

据李东阳《怀麓堂集·古墨林卷》中记载:“金善摹印,篆亦不俗。”此说明金湜活动的正统至成化年间,文人已十分重视自己设计印章了。自篆或设计印章从历史上看,固然可上溯到北宋米芾,然而当发展到吴门书派、画派的书画家时,能蔚然成风,却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在周应愿《印说》中,可见到许多的描述,今摘出部分,以窥一斑。

吾吴祝京兆允明、王贡士宠,书名冠天下,然不以篆行。祝有“吴下阿明”朱文印,空远有韵;王有“韡韡斋”朱文印,盖指都宪守,情谊蔼然。

唐伯虎寅,罢黜后,每作画辄取印“南京解元”作记,意色凄惨,杨修撰慎,参校古文篆学,吾无隐乎。

陈道复淳、王吏部谷祥俱善篆,陈有“白阳山人”白文印,王氏“司勋氏”朱文印,疏朗多遗,通雅兼至,不妨各适。

周公瑕天球,篆正醇美,有“六止园”白文印,王百谷穉登隶为近时第一手,有“半偈庵”白文印,名其堂曰“解嘲”。又有“解嘲堂”朱文印。 张伯起凤翼,自篆“张伯起”三字白文印,“白”字半藏“己”颈,配法辏合,精巧之极 这些吴门书画家的印章,或出于自篆,或出于自己设计,其间都倾注着他们的审美意趣和情感,上述印章,通过从这些书画家传世作品上的采集,迄今还能见到(参见图十一、图十二)它昭示着当时的善书者,已将自己的书法才能融入印章的创作之中。显而易见,由善篆印到自己动手刻印,正是明初中期文人印发展的有序轨迹。这种发展的线索到了文彭时代,日益清晰起来。这一发展线索的搜寻告诉我们,文彭之前已有许多为这门艺术作出贡献的文人,其中不乏自己刻印者,有许多优秀的印作值得我们去研究,更非如前人旧说青田石是自文彭后才用于印章的,理清了这些线索,便足以把朱珪、王冕至文彭之间二百年的文人印章艺术发展史填补起来。

二、文彭时代

如前所述,苏州与南京两地文人印章的发展线索,到了明中叶的嘉靖年间,都集中到了文彭一人身上,这是因为苏州和南京是文彭一生主要的活动地点,我们把这一时间称之为文彭时代:

1.文彭的印章艺术活动与其印风

文彭(1498—1573)字寿承,号三桥。文征明长子,官至南京国子监博士,世称“文国博”。在明代的文人印章艺术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历来研究文彭,史料多沿用周亮工《印人传》中的《书文国博印章后》一篇。文中记叙了周亮工所获的传闻,云文彭在南京国子监时,从一民间老翁处买得两筐青田石。“先是,公所为印皆牙章,自落墨而命金陵李文甫镌之”。“故公牙章半出李手。自得石后,乃不复作牙章”。这段故事后来成为文彭对篆刻艺术的主要贡献,即文彭既发现了青田灯光冻石,又以石自刻印章,二者功劳可谓大矣。所以周亮工说:“但论印之一道,自国博开之。”细省时代史料,文彭在推广青田灯光冻石时,已有学者辨证其渊源。郎瑛(1487—1566年),仁和人,字仁宝,博综艺文,肆意探讨。他长文彭10岁,卒年估计亦早于文彭。(文彭卒于万历元年)在其成书于嘉靖中期的《七修类稿》中记云:“图书,古人皆以铜铸,至元末会稽王冕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尽崇处州灯明石,果温润可爱也。”处州,府名,隋代于永嘉郡置,青田为其管辖之地。所以,处州灯明石,即青田灯光冻石。既然在嘉靖中期青田灯光冻石已为“天下尽崇”。那么周亮工所言文彭在南京于隆庆间的发现,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以史实观察,我们认为以文彭为青田石发现者不妥,以文彭为第一刻石印者亦不妥,因如此则将文彭与他以前的文人印史完全割裂了。同时应该指出,随着时代的推移,文人印章在文彭时代发展更为迅速了,这一方面是文彭父辈们作出的努力,同时文彭本人也做了超过其父的贡献。诚如韩霖于天启五年(1625)所说:“入明而有文博士,中兴之功不可泯灭。”这中兴二字,说得最为中肯。当然文彭在万历时代流派印章的高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亦是勿庸置疑的,正如朱简之言:“自三桥而下,无不人人斯籀,字字秦汉,猗欤盛哉。”这是历史的事实。

文彭的功绩,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文彭自己动手刻印创作《明代名贤手札墨迹》载《文彭与秋宇太史书》一则。信中云: 瓢印大不惬意,须用重作,前日已略为改;尚未停当,出月初当为公料理不误。 秋宇太史即胡汝嘉,字懋礼,号秋宇,为文彭好友,江宁(今南京)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官编修,善长书法,亦精于山水画。这封信反映了文彭刻印的创作过程,当堪称第一手所信不诬之材料,又亲自藏有文彭所作的王穉登晚岁曾言:“余少有印癖,匣中尚多寿承之作,每一展玩,叹其绝伦,谓解牛斫轮之技,千载不传。”像这样的记录,在万历年间的周公谨《印说》、沈野《印谈》中都可见到。因此文彭有较多的刻印创作实践是真实可信的。 其二是文彭以一个文人篆刻家的身份更积极宣传了青田石印材的使用。文彭在南京获得大批青田石时,汪道昆正在任上。周亮工《印人传》说:“时谼中为南司马,过公,见石累之,心喜之??谼中乃索其石满百去,半以属公,半浼公落墨,而使何主臣镌之。于是冻石之名,始见于世,而艳传四方矣。”(这段话今天经过我们考证,已有结论,所谓“艳传四方”,在郎瑛著《七修类稿》的嘉靖中期早已如此,而绝非文彭之功。但通过文、何扩大影响,宣传青田石,也是无可厚非的。)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号太函、南溟。歙县大徽商之后。官至兵部左侍郎,世称“谼中司马”。以文学著称,与王世贞齐名。文、汪二人以其高位属何震刻石印,以后汪又介绍何震北游边塞,“大将军而下,皆以得一印为荣”,这段经历,便将青田石章的传播面扩大了。我们认为文彭在此前必已知青田石可治印,而且在吴门和南京早就有使用青田石治印的习俗。嘉靖时如鲍天成,李文甫这些为文征明父子刻印的艺人,本身即善刻玉器、犀象、扇坠、簪钮、香盒等文房清玩工艺品,对于鲍、李来说,青田石能用于雕刻,那是一种常识。所以文彭的地位加上他的提倡,使石印在文人清玩中一时蔚然成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云:“我朝士人始以青田石作印,为文房之玩,温栗雅润,遂冠千古”。沈氏指出与文房清玩有关,十分重要,这是时代给于印章的影响,也是时代给于文彭的机遇。

其三是文彭以自己的力量凝聚起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印人群体。这个群体由两种力量构成,一方面是像文彭一样的文人,若王谷祥(禄之)、许初(高阳)、钱谷(叔宝)、王炳衡(梧林)等,同时代的文人篆刻家的艺术活动,都与他有关,使文彭成为印坛领袖的原因,不仅有他本人的努力,客观上也因为文彭的父亲是吴门书画界的泰斗,另一方面是出身低微或本身社会地位低下的刻印艺人,典型者如何震与苏宣,他们都得益于文彭而腾名海内,又如金一甫年青时造访过文彭,亦自觉受教,以后成为标榜自己的经历的材料,这两种力量,在文彭之前由于地位悬殊,不能很好地结合。所以文彭在带动文人篆刻家的同时,能与民间社会地位较低的刻印艺人结谊,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文彭抓住了时代给予的契机。从而使得文人篆刻家与刻印艺人得以相互补充,并以文人之审美观培养了一批出身低微的印人。

传世的文彭印作,有三类,一是钤于其书画上的印章。二是与其关系密切的书画家的用印,如王穉登、项子京、弟子嘉等人的常用印中必有文彭作品,起码也反映了文彭的印章风格,三是留传于晚明印谱上,或留传于民间的印章,这些被贴上文彭标签的文彭印章,早在清初即被专家考定为伪作,而作伪者代不乏人,于是至今苏州仍有一人得文彭印百方以上者,当然均为晚近古董市场上的赝作。我们认为可信的和比较可靠的是一、二两类,第三类中绝大多数,包括清代及民国时由著名印人加上鉴定跋语的均为赝作。 从万历时代能见到文彭印章的人对其印章的评论中,可以窥及文彭印风的各个侧面:如周应愿《印说》称:

子博士彭(指文征明之子),克绍箕裘,间篆印,兴到或手镌之,却多白文,惟‘寿承’朱文印,是其亲笔,不衫不履,自尔非常。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文彭篆印后交刻工要多于自己亲手动刀,若自刻则大多刻成白文,而朱文印中,仅“寿承”一方是他自刻的,但趣味“不衫不履,有文人气质,不似出自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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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南京地区 明前中期文人印章,在以苏州为中心发展的同时,在南京的另一条线索也不应忽视。它与苏州的文人印章发展既相呼应又相关联。 徐霖(1462—1638)生于松江,成长、活动于南京,祖籍苏州。他29岁时曾与都穆等八人晋谒吴门画派宗师沈周,故《列朝诗集》称:“少时雅从沈启南游”徐霖少年便名声远播,书法一道尤为世所称。《金陵琐事·字品》云:“西涯李相国(东阳)、白岩乔太宰(宇)时号篆圣,见则吐吞下之,曰:吾辈不及,吾辈不及。”徐霖与当朝显贵大臣若乔宇(吏部尚书)、顾璘(刊部尚书)等交往很深,与吴门书画家文征明、祝允明等亦过从甚密,其时名书画家雅集后,卷首必请徐霖引首题字,徐霖未入仕,而有如此名望,也与帝王宠信有关,明顾璘在《隐君徐子仁霖墓志铭》中云:“武宗(正德)皇帝南巡,近侍上其(徐霖)词翰,诏见行宫,爱之。两幸其宅,赐一品服及杂器,命扈还京,将授美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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