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

萎缩；从局部看，在某个特定时期看，方言也可能占一定优势，它会主动向普通话渗透，不仅会给普通话增加一些东西，也会挤掉普通话中原有的东西，而以自己的东西取而代之。近年来粤方言以及港台词语的大举渗透，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这也许对普通话的发展有好处，完全用不着惊慌失措。正如海潮涨落一样，来势迅猛，到时又会退去，再看此时的海滩，虽不复旧时模样，但基本面貌未改，而且还会留下不少意外的收获。

2、书面语言与日常口语相统一的问题

首先，迄今为止，语言学家们判断一种语言现象是否规范的主要依据，基本上是与此有关的某些语言规则。语言本身的规则和语言运用远不是一回事，用语言规则来驾驭语用，难免捉襟见肘。何况，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还不时会出现一些偶发现象，几乎无法取舍，更应慎重。例如，“金庸热”兴起后，原本只在武侠小说中使用的一些词语，迅速流行开来，特别在体育报道中，更是被大量地、反复地应用。再如，一部《秋菊打官司》，使“有个说法”“给个说法”之类很快在全国成为大众习语，而且毫无争议地被各阶层接受，就连李锐这样的知名人士，也受影响，情不自禁地以“请给一个‘说法’”作为自己文章的题目，并在该文结尾接连写道：“我希望老熟人吴冷西给我一个‘说法’，也给历史一个‘说法’。”（李锐《请给一个“说法”》，《读书》1995年第1期）电视剧《爱你没商量》刚一播出，“××没商量”的格式立刻风靡全国。尽管你可以指斥它语言“痞气”，或愤愤然于“电子传媒文化”的无孔不入，以致使人们“交出了自己的语言”，但你却无法拒绝这样的语言事实，也无力扭转这类现象。有些词语，句子在书面语中是合适的、清楚的，但放到口语中就有可能引起误解，碰到这种情况报告人必须及时调整，用口语形式表达。如:在一次有关扫六害的报告中，报告人巧用了几个成语“性”风作浪，大发“黄”财，这种书面语上的妙处在口语中却无法体现，听众们把这两成语听成“兴风作浪”“大发横财。”在分析赌博原因时，报告人用了“爱资病”一词，但听众却听成赌博原因是“爱滋病”，如堕五里雾中，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原因就在报告人照本宣读，没有适当地转化为口语。看来，尊重语言规则，尊重规范意识，首先就得尊重千百万群众的富有创造力的语言实践。

3、语言规范化和语言发展以及个人风格的问题

我们谈的是语言的问题，也不妨举文字的例子。汉字简化，减少一些字的笔画，使它们易认易写，方便了群众，是一件大好事。由于方针正确，所以进展顺利，成绩很大。但也有片面追求笔画简省，忽视其他方面的情况。例如“厂”字，繁体由“广”和“敞”组成，现在简成了“厂”，笔画一下子从15笔简成了2笔，可算是简得不能再简了，但综合起来看却不见得简便。因为繁体“厂”字学起来虽然麻烦些，但一经掌握后就捎带着学会了“敞”字；简体“厂”字好学好记，但“敞”字得专门另学。两相比较，从效益看，简得并不划算。

不仅如此，简体“厂”这种笔画结构，给书写也造成一些局限。首先它只能一横一撇写得规规矩矩，不大能横撇连写（连笔酷似日文）。其次它不容易写得好看。软笔还比较好办，比如可以适当将横笔写得短肥些；硬笔就相当棘手。第三，跟别的字搭配在一起，且字体又较大时，“厂”中间的大空缺简直难以处理。竖行尚能勉为遮掩，横写实在无计可施。这大概就是有的书法家题写厂名时不愿用简体的原因之一吧。

再往深层说，“厂”本是个独立的古字，读hǎn，像突出的石崖，下可住人；又读ān，同“庵”，多用于人名。现在用作“chǎng”的简化字，跟古字“厂”撞车，导致二字相混。由于古字“厂”现在基本不用，一般人也不认识。所以这种撞车，平常情况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一遇特殊情况就会带来麻烦。清人俞蛟，号梦厂(ān)居士，所以他的一部颇有价值的笔记小说，书名也叫《梦厂杂著》。如果出版此书，题写书名怎么办？用简体，“厂”很可能被人读成“chǎng”；用繁体，又有碍汉字规范。你看，汉字简化的第一要义本是为了简便，现在却有点自寻麻烦了。

再如“鱼”，下面原是四点，后来简成了一横，笔画少了三笔。但繁体的四点基本上是相同笔形的简单重复，不会给认和写增加什么负担，简不简掉三笔实在无所谓。而从书法角度看，一横放在字下而容易使笔势板滞，极难写好；四个点并列，放在字下，写起来却可以千姿百态，变化万端。笔者无意对这两个简化字的得失优劣妄加评议，更不配对整个汉字简化工作说三道四；引这两个字为例，无非是想说明汉字除了是记录汉语的工具，具有交际功能外，尚有艺术功能和学术功能。倘使当年进行汉字简化时，在强调汉字的工具性之外，也兼顾一下它的后两种功能；倘使今天在进行汉字规范、特别是社会用字规范时，能将它这三方

面的功能综合起来考虑，也许会在工作中少几分尴尬，多一点主动。

三、问题产生的原因

汉语言文字规范问题始终是一个难以彻底解决的难题，它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人们对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音习惯；小学教师的误导；具有权威性的主持人、播音员偶尔出现的发音错误；港台普通话对规范语言文字的干扰；网络语言对规范语言的冲击等等，这些都增加了语言文字规范的难度，更何况汉语言文字又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古代和现代对某些文字的发音就有明显的差别，许多古代诗词用现在的发音标准读起来不押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此就汉语言文字的发音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四、所述问题的解决办法

从事汉语规范可以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容纳，一种是剔除。容纳的实质是宽容，即对突破原有规范模式的一切语言现象不忙着定是非，判正误，而是坚信语言本身的筛选能力，承认不同表达形式的表达特点，尊重语言使用者的创造。其结果是语言本身的丰富，语言使用的活跃。容纳当然不排斥选择，但这应当是在语言实践之后，而不是在实践之初。剔除采取的是审视的态度，对一切新出现的语言现象总喜欢像海关人员那样左检查右挑剔，生怕一不留神混进一些走私货物，溜进几个奸滑之徒，从此酿成大灾大祸。这也难怪，因为他们追求的是语言的纯洁。

世界上万事万物真能做到纯洁的可谓凤毛鳞角，语言这东西又偏偏最不容易做到纯洁。在封闭凝滞的环境中，语言相对稳定，人们还勉强可以感受到它那副纯洁的面孔。一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思想活跃，交流频繁，语言的每一个分子简直都被激活起来，它的发展演变，真叫人眼花缭乱，此时再要求它纯洁，实在显得有点一厢情愿。想当初，“的士”“巴士”刚出现，说惯了“出租汽车”“公共汽车”的人有过一阵骚动，有人惊呼这是“旧时方言外来词回潮”。又是“旧时”，又是“方言”，又是“外来词”，可谓不纯洁之至，但曾几何时，“打的、面的、的哥、的姐、大巴、中巴”纷纷用开，原先蹙眉的人也跟着改口，再让他说“出租汽车”一类名称，倒反而不习惯了。最近广东又出现了“冷巴”的叫法，倘若流行开来，不知还会不会引起骚动？

剔除倒不是一概排斥，符合规范的当然也吸收，一时拿不准、无法定夺的也

可容纳。但这一切的决定权据说主要在语言学家手里。谁个规范，谁个不规范，谁个处于两可之间，诸如此类，都主要得由他们说了算，其余的各色人等一概不必为此劳神费心，只需照他们指点的办理就是。遗憾的是，这番好意好多人不愿领情，在语言使用上依然我行我素，不怎么把语言学家的训诫当回事。于是有人感叹曰：“规范意识太差！”诚然，这确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但深究一下便不难发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当今有些语言学家，可以算是语言研究家，就研究而言，可能十分高明，但语言实践的范围不广，除写学术论文外，不大有兴趣写其他种类的文章，比较缺乏语言使用的具体经验，对别人写作中的创新不大习惯，对别人写作中的甘苦体会不深，所以评议起来难免有不周到、不切实之处，严重的，甚至用一般扭曲了个别。他们判定一些语言现象是否规范时，经常言而不中，大概与这些情况不无关系。

基于以上理由，语言学家要想对个别语言现象的发展走向进行预测是可能的，但要做到从总体上准确地预测语言发展中的诸多复杂情况，就不那么容易了。例如，语言运用中，在一些职业、职务、职衔前冠以“男”或“女”的字样，有的单纯是为了区分性别，如“男同胞、女同胞”“男教师、女教师”等；有的则除了区分性别外，还兼有强调的作用，如“女部长、女将军”等。这类情况，往往没有或不必有对应的词语出现，如旧社会理发是男人的职业，妇女是不会干的，解放后男女平等，妇女也从事这一职业，于是有了“女理发师”的说法，但一般并不说“男理发师”。有时根据语言体系均衡的需要，可以预测出现了“男保姆”之后，会继之而出现“女保姆”，原有“富翁”，后来有“富婆”，但不能据此推断出在出现了“男阿姨”之后，是否一定会出现“女阿姨”。至于下面这句话：“《论语》有‘后生可畏’的话，想不到女后生也这样可畏。”（张中行《负暄三话》7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我们甚至很难判断“女后生”的说法是否规范，更不要提预测今后会不会有“男后生”一说了。再比如，汉语里表示某件事情或某个动作行为开始的意思，喜欢用“开”字打头，后面再配一个相关的词语。例如开始收割叫“开镰”，开始演出叫“开演”，会议开始叫“开幕”，比赛开始叫“开赛”，诸如此类。近来这种格式用得多了起来，也变得复杂起来。例如旧时京剧开演又可叫“开锣”，可重大的拍卖活动也曾经叫“开锣”，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