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络。

道德的力量在下岬村的礼物交换行为中是无形而巨大的。社会上的礼物馈赠行为有时可以完全是理性计算下的结果，有时又完全是道德和情感的产物。在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社会里，生存的现实告诉人们其行为是道德与理性双重支配下的产物，送礼受礼的行为可以是一种理性的计算，但更是一种道德原则下的合理选择。下岬村的实际告诉我们：“在乡土社会里，礼物交换构成了一个道义经济的体系，在那里，道德原则常常超过了经济考虑。在行为层面上，送礼受礼的道德义务支配了个人的选择及其对礼物交换特定情境的态度。”（2000，84）所以，下岬村民之间的很多礼物馈赠行为都是义务性的，但正是这种道德压力下产生的义务性的送礼受礼行为又为村民们提供了一种培养、维持和扩展其关系网的基本方式。最后，笔者以为阎云翔在书中一再强调道德观念在乡土社会的礼物交换体系中的重要性在一定意义上与莫斯有关道德的结论是相契合的（2002，186）。

四、几个本土概念

费孝通说：“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2006，42）”，在这样一个安土重迁和儒家伦理盛行的社会，人情又是一个分析人们日常生活交往和礼物交换行为的重要概念。《礼记》中说：“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非学而能”，所以，人情是包含情感成分的（2000，135）。阎云翔之所以借助人情这个概念来分析下岬村民的礼物馈赠行为，一则是因为人情是中国社会文化中特有的本土概念，二则是人们的礼物馈赠行为不单是为了创造、维持某种利于自己的关系网，它也是出于情感联系的需要。正如作者在下岬村的调查显示，朋友间的礼物流动往往要比亲戚间的礼物贵重和长久，这就是一种情感联系的需要。礼物所创造出来的送礼者与受礼者之间的精神情感联系在下岬村民看来就是人情，下岬村民总是关注双方之间人情的程度，并坚持认为送礼是取决于以往的人情和关系。他们认为人情债最终是要偿还的，而且理想的做法是由他本人来偿还，因为人情关系是不可让渡的。礼物在这里传达的是一种人之间的精神情感联系（人情），这种精神情感联系将馈赠双方联系在一起，迫使礼物受赠者履行回礼义务（2000，209）。如果在莫斯所研究的社会里，是一种叫做“礼物之灵（hau）”的力量在促使人们不断履行回礼义务，那么在中国社会中，推动人们持续发生回礼行为的则是一种道德和人情的力量。同时，人情又是一个伦理体系，它不仅是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它也包含有一定的道德义务和理性计算（2000，142）。书中所举一个受访者和他姑姑之间关系的例子就说明了人们彼此之间的礼物交换行为有时候并非是一种情感联系，而仅是道德义务下的产物，因为如果那个受访者不向他的姑姑随礼，他就会在村民中失去面子，并处于一种道德上的劣势。

面子在这里又是另外一个分析问题的重要的本土概念，面子作为人情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之一，它可以分为社会性的面子和道德性的脸面两种，社会性的面子是一种外部的评价和规范，而道德性的脸面则是个人对自己行为的一种内在的道德约束（2000，135）。不管是社会性的面子，亦或是道德性的脸面，都是礼物交换行为的基本道德原则，也是礼物交换行为长久存在的动力之一，因为在中国社会中，谁也不想失去面子，失去面子就意味着失去关系和失去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这将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履行礼尚往来的义务、拒绝与他的关系网中的人分享资源及无视他人的脸面，就会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和不懂人情，继而会丧失社会性的面子和道德性的脸面（2000，218）。此外，沾光作为人情伦理文化中的另一个基本概念，它也赋予了人们日常社会交换活动以意义（2000，129）。

彩礼和嫁妆的例证

彩礼和嫁妆是人类学礼物研究中常见的话题，是一种基于家庭间的礼物流动形式，并且它们往往是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动的，所以，彩礼和嫁妆是人类学研究礼物馈赠行为及变迁和婚姻交换理论的很好例证。阎云翔通过对下岬村四十多年来的彩礼和嫁妆内容的历时性（diachronic）研究和分析，得出了一些有关社会变迁和礼物交换模式之间关系的结论。 由于建设社会主义、改造封建落后残余的需要，在建国初期的几十年里，彩礼和嫁妆一直被认为是“封建残余风俗”而被大加限制，但是这种强制性的国家政策干预并未在农村地区起到明显效果，农村地区的彩礼和嫁妆习俗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不断增加，只不过其形式发生了一些改变，从现金转到了实物；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经济改革的实行，高额的彩礼和铺张的嫁妆又重新兴起。“彩礼”一般是指新郎家向新娘家转移的财富，而“嫁妆”则通常被视为新娘的财产，是从娘家随身带到自己婚姻中来的（2000，172）。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下岬村的彩礼经历了从“礼钱——现金礼、实物礼——干折[* 这里的干折包括“折合彩礼”和“折合资助”，“折合彩礼”包括礼钱、买东西钱和装烟钱，“折合资助”包括家具、床上用品和大件，它们通过干折的形式折合成一个现金总数，现金由新郎家送给新娘本人。参见阎云翔著，李放春，刘瑜译，《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80。]*”的变化，彩礼形式的变化代表的不仅是婚姻礼物形式的变化，也是婚姻交换中关系的不断变化；而嫁妆也经历了从间接嫁妆到直接嫁妆的变化。由此可见，彩礼和嫁妆在实践中都是

可以变通的，村民们亦会根据实际在其彩礼和嫁妆实践中采取不同的策略。彩礼和嫁妆形式的变化，一方面可以反映出家庭结构关系、婚姻交换关系以及新郎、新娘角色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婚姻礼物朝向一种财产继承方式的转变。下岬村婚姻礼物的增长并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潮，它代表的是婚姻交换制度持续变动的新近阶段，并且婚姻礼物的意义和功能也已与过去大相径庭，婚姻交换已不再是两个家庭间礼物交换的简单循环，而成了一种分配财产的手段（2000，199）。最后，笔者以为彩礼嫁妆习俗的盛行和变迁与社会主义实践以及由此带来的观念转变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且婚姻交换实践会为一个家庭关系网的重新型构带来机会，中国社会中的婚姻交换实际与威廉·古德（William Goode）、杰克·古迪（Jack Goody）等人所描述的婚姻交换理论之间的差异乃是中国社会文化及实践的结果。 总结

阎云翔对下岬村礼物交换体系的研究质疑了现有人类学的某些理论，证明了社会交换理论中的互惠原则和礼物研究中的双向流动、不可让渡性等理论并非具有普适性。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关系网络的培养和人情伦理的遵奉是兼具利益和非利益、表达性和工具性、情感与道德两方面特点的；中国乡土社会中的礼物馈赠行为、关系培养现象和人情面子功夫等，都必须要放置到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历程这一大背景中才能得到更好理解（2000，203）。最后，对彩礼和嫁妆的例证研究，不仅揭示了地方社会与国家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也反映了婚姻交换制度的持续变动以及礼物在婚姻中角色的转变，并进而对以往的婚姻交换理论提出了挑战。阎云翔对下岬村的个案研究，有利于我们从实践和文化等角度重新审视人类学有关社会交换理论的诸多研究，并获得一种对中国文化中社会交换的总体理解。 参考文献：

马林诺夫斯基著，原江译，《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修订译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清）朱彬撰，《礼记训纂》，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6。

莫斯著，汲喆译，陈瑞桦校，《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阎云翔著，李放春，刘瑜译，《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美）萨林斯著，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石器时代经济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潘泽泉，“实践中流动的关系：一种分析视角——以《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为例”，《社会学研究》，2005（3）：22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