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英语综合教程（上）课文翻译

解人类的真实面貌。

Unit Eight

安全带可以避免乘客在车祸中受伤或死亡，这几乎是常识。但是，约翰．亚当斯最近所做的研究得出了更加复杂的统计数据。当司机系着安全带时，他们开车无所顾忌，更多车祸因此而发生。

座椅安全带的隐患

大卫·布杰克里

1座椅安全带固然能降低我们在车祸中死亡的危险，但从统计数据看，情况并不是那么绝对。事实上，据一位研究者说，安全带可能会使人们在驾车时更加肆无忌惮。

2对于这个有危险的世界，如果有一件事我们还算了解，那就是座椅安全带可以救命。当然，它确实可以救命。但实际情况通常要更混乱、更复杂。伦敦大学学院的风险专家、地理学荣誉教授约翰·亚当斯早就质疑安全带能保证驾车安全的信条。亚当斯最早开始查看统计数字是早在25年前的事了。他的发现与人们的普遍看法恰恰相反——在18个强制使用安全带的国家，要么交通事故死亡率根本没有变化，要么实际上反而导致了死亡率的净增长。

3怎么会这样?亚当斯用风险补偿的概念来解释这些数据资料，这个概念就是：人们往往会根据他们意识到的风险程度的改变来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亚当斯解释说，假设一位司机驾车途中要过一个窄弯道，这名司机是个男青年，那么他会受到自己对以下两方面认知的影响：驾车的风险和驾车的回报。他所考虑的东西可能包括：能够准时上班或准时赶赴朋友的饭局、让同伴对他的驾车技术留下深刻印象、使自己作为熟练驾车手的形象更加巩固。他还可能考虑到自身的安全问题、长命百岁的愿望、对车上年幼乘客的责任感、撞毁自己的漂亮新车或驾驶证被没收的代价。这些可能的担心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他还要考虑到天气和路况、交通拥挤的程度和所驾车子的性能。但亚当斯说，关键的是这个司机还将根据他对风险变化的判断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如果他系上了安全带，而他的车子带有前、侧气囊和防滑刹车系统，他驾起车来可能会更大胆。

4亚当斯强调说，问题就在于自我感觉安全的司机们实际上对其他司机、骑自行车者、行人和自己车上的乘客来说是更大的危险(平均80％的司机系安全带，而同车后座的乘客只有68％系安全带)。风险补偿绝不仅限于驾车行为。亚当斯说，类似的还有表演高空秋千的艺人、

精选

攀岩者或摩托车手。如果在他们的安全等式上增添某种

安全装置——比如说分别给他们一张救生网、一根保险绳或一个头盔——这个人可能就会试着做些平时认为很愚蠢的技巧性表演。因此，安全带并非简单、直截了当地减少死亡人数，而是对风险和死亡事故进行了更加复杂的再分配。为了说明其中的道理，亚当斯提出人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方向盘中间安一个尖头的木桩，司机开车时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或者在保险杠上装满炸药呢?这简直是丧心病狂，是的，不过这确实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人们如何根据对风险的判断来调整行为。

5日常生活中，风险是不断移动的靶子，而并不像统计数据那样是个固定数字。除了外部因素外，每个人对于冒险都有自己内在的安全尺度。有些人天生大胆而有些人天生谨慎，还有些人是宿命论者，他们会认为，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设计了死亡时间表，预先确定了我们的死期。因此，对驾车风险做任何单一的测算所得到的肯定只是最粗略的基准数据。亚当斯引用了这样的统计事实作例子：青年男子发生严重撞车事故的概率比中年妇女高100倍。同样，在星期天凌晨3点钟驾车的人比同一天上午10点钟驾车的人死亡风险高出100多倍，有人格障碍的人比一般人死亡风险高10倍。亚当斯说，假如这个人还喝醉了，汇总所有这些因素并分别加以考虑，就会得到一个具有统计性的预测：一位心理失常又喝醉酒的青年男子在午夜驾车，7个小时后一位头脑清醒的中年妇女驾车去教堂，前者发生严重交通事故的概率比后者高270万倍。

6问题的要点就在于风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承担风险所带来的种种回报——无论是财产方面的、身体方面的，还是情感方面的。这正是风险赖以存在的真实的人类社会。亚当斯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正如他把近期的一篇博客题目定为《关键的是置人于死地的东西，而不是数字》。我们对风险的反应多半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发的行为(如戴水肺潜水)、是不可避免的(如公共交通)、还是强加给我们的(如空气质量)；取决于我们认为在多大程度上是我们能控制的(如驾驶)或是由别人控制的(如乘飞机)；还取决于这种潜在危险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好意(如医生的指令)、无意的(如自然因素)或恶意的(如谋杀和恐怖活动)。我们每天要做几十遍风险计算，但是可以确信的是，多数时候人们对风险的计算自然而然或者说是出自本能，以至于我们几乎注意不到我们在做计算。

Unit Nine

住房危机走向郊区

迈克尔·格伦沃尔德

在过去的五年里，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住房价格增长速度是家庭收入增长速度的12倍．今天，该县中等家庭不得不将其收入的54％用于购买位于该县的普通住房；在2000年，这个数字是26％。形势如此严峻，以至于费尔法克斯县最近开始对年收入90，000美元的家庭提供住房补贴；很快，这个数字可能提高到110，000美元。

1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经说经济大萧条造成1／3的美国人住房简陋、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然而70年后的今天，美国人却是穿着考究、营养日益过剩。但是，廉价房稀缺是一场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而不仅仅是依靠福利为生的城市家庭的危机。这个问题已经波及中产阶级，并向郊区蔓延，在那里服务工作者及其家属挤在过于狭小的公寓里，大学毕业生不得不借宿在父母家，而消防队员、警察和教师在他们所服务的社区也买不起房。

2住房拥有率接近历史最高位，但有房户和无房户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有房户和房子离工作单位80英里远的有房户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现在，1／3的美国人花费至少30％的收入用于住房，联邦政府将这种情况定义为“无力支付”的负担，而有一半的穷打工仔花费至少50％的收入用于租房，这种情况被称为“极其严重”的负担。在过去10年里，房地产迅猛发展，这使得在此之前就已经购置房产的美国人大赚特赚了一把，但现在廉价房对中、低收入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个比税收、社会保险、汽油价格更严重的问题。

3美国曾经非常关注廉价房问题。1934年和1937年，罗斯福签署了住房立法，提供抵押贷款、政府公寓，并为那些穷困潦倒的工人提供建筑工作。1949年，国会树立了官方目标——“让每一个美国家庭都能拥有一个体面的家和宜居环境，”而到了1974年，尼克松总统开始对数以百万计的低收入租户在私有住房方面提供租金补贴凭单。半个世纪以来，在华盛顿发生的大多数住房方面的辩论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扩大联邦政府的资助。

4但在过去20年中，唯一的联邦住房新提案就是HOPE VI，也就是克林顿政府拆毁80,000单位的最差公共住房，重建混合收入寓所来取而代之。该计划已经拆除了大部分高度危险的房子，它们曾使公共住房声名狼藉，并已重建了一些城市的社区。但是它更多的是把享有补贴的公寓房夷为平地而不是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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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的来说，自90年代初以来，接受联邦援助的家庭数已经降到最低，尽管人口不断增加、预算不断膨胀。美国国会已经拒绝了美国总统布什提出的大部分的削减计划，但几乎没有讨论过增加计划；廉价房的倡导者花费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于努力争取保持现状。

6而现状真是很艰难。今天，有450万低收入家庭享受联邦住房救助，还有3倍于此的家庭符合被救助资格，却拿不到救助。费尔法克斯县有12,000户家庭在排队轮候4,000套救助公寓。“这太宝贵了，一旦拥有，没有人愿意放弃。”费尔法克斯住房委员会主席康拉德·艾根这样说。这听起来奇怪，但如今住房危机的受害者不是那些已经享受“救助计划”的人，而是那些没那么幸运去享受这个计划的人。

7一些自由派人士梦想着对所有合格的低收入家庭都给予补贴，但是这个每年要斥资上千亿美元的解决办法很不现实，即便是在预算赤字再度膨胀之前也不现实。因此，即使一些曾经主张住房政策的人，现在也支持对大多数联邦租房救济金实行时间限制。人们对10年前福利改革中所涉及的时限问题有争议，但研究表明，这些时限有助于激励受助人摆脱对福利的依赖。和福利不同的是，住房救济金不是联邦所赋予的权利，因此几年后对一个家庭停止供给意味着给另一个同样需要救济的家庭一个喘息的机会。 8“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大卫·史密斯——波士顿的一位廉价房的倡导者说，“你不能让内在矛盾无限地延续。”

9问题的根源是廉价房的供需，或者更准确地说，工作地点附近的廉价房的供需之间极不协调。据哈佛大学住宅联合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现在有1,500万个家庭至少把他们一半的收入用于支付住房费用；许多人为了住房甚至在医疗保健、照顾儿童和食品等方面节省开支。其他人为了减少租金，居住条件极为拥挤，研究表明，拥挤的居住条件与高犯罪率、学习成绩差、以及健康状况不佳紧密相关；仅洛杉矶就有62万户家庭多人共居一室。其他工作者居住在较为便宜的社区，忍受着越来越长距离的交通往返，这种现象被称为“驾驶以保生活质量”。

10这造成各种不良结果——孩子们看不到父母；当汽油价格飙升、城市向外扩张、道路上堵满了长途通勤的打工者、他们的汽车排放着温室气体，劳动者根本就入不敷出。费尔法克斯县监督委员会的会长凯西·哈金斯说：“我认为如果我们迫使人们平均每天四个小时呆在汽车里，我们就无法建立强大的社区。”廉价房也可以使社区具有竞争力；如果打工者没钱住在那里，我们还真不知道费尔法克斯县怎能一直创造就业机会。 11为促进廉价房，地方官员最好不要挡在路上——不要要求一英亩最小面积和两车位的车库、不要阻止低收入和高密度的项目。

12另一方面，联邦预算由华盛顿政界人士决定。但是，美国国会自1986年施行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政策以来没有再支持过新的建设项目，该政策每年造就近100,000套廉价住房，足以取代被拆除或被转变为市场化招租的那些住房总数的一半。布什在2000年和2004年的竞选中提出了房屋所有权税收抵免政策，这是一项极好的政策，但是他最终竟然没有实行。一项等待国会投票的法案可能会把一些联邦特许机构——如房利美——的利润按照一定的百分比转移到国家廉价房信托基金名下，但这项法案似乎停滞不前。唯一的用国家力量促进支付能力的办法并不是有关住房的办法；例如，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劳动者更能够负担得起住房费用，那就是提高他们的收入——通过提高最低工资、降低工资税或扩大收入税收抵免等方式。

13解决廉价房危机的一个明确办法：房地产市场崩溃。这是一个能够吸引媒体关注的住房问题——因为这会伤害有房户。但是对于使用风险贷款的低收入房屋所有人来说放松价格可能是毁灭性的，另一方面对于无房者来说，它也不会带来居者有其屋的结果。价格下降还有很大的空间；在2000年，费尔法克斯2／3的房屋销售价格不高于$250,000，但去年只有不到1／20的房屋以此价格出售。即便价格小幅下滑都可能引发建设减速，从而使中等收入家庭缺乏廉价房的局面变得更糟糕。 14最终，政治家可能重新发现住房问题不是一个城市贫困问题，而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问题，正如燃油价格或医疗保健一样。居者有其屋通常被称为是美国梦，但如今许多劳动者为了使他们的家人不至于破产，宁愿租一所体面的房子居住。

Unit Ten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在其任职演说中提到：与接受高等教育这项权利相伴的是各种义务。

危机时代，大学该扮演的角色

雪莉·M．泰夫曼

1今天，由于长期以来美国人对教育价值的共识，大学在美国社会中占有得天独厚的地位。一位前任校长哈罗德·多兹1933年在就职演说中曾提到，“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不论对公立教育还是私立教育的投入都是如此地慷慨大方。美国人民对正规教育所能起到的作用抱有一种近乎天真的信念。”这一信念是在这样一个深信不疑的基础上确立的，即美国的活力、它富有创造性和多样化的文化生活、它具有惊人独创力的经济、它的国家安全以及它健全的民主制度——极大地依赖于其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

2我国社会对高等教育机构的信心通过以下几点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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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给予大量投资，这些投资明智地将对研究的支持与对研究生教育的支持结合起来；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无力负担高等教育学费的学生给予资助；一些私人基金会和慈善机构给予投资，他们认为高等院校是达成其战略目标的最佳途径；一些个人和私人部门给予投资，他们认为高等院校是未来健康发展和富裕繁荣的孵化器。社会当然期望我们能有所作为以回报这种广泛的支持。社会期望我们产生新思想，开发新知识，以一种开放和共同协作的方式探索复杂的问题，培养未来一代公民和领导者。当处于困境的时候，我们不辜负这些期望就尤为重要。

3中世纪大学的形象是一座象牙塔，学者们远离社会进行孤独的沉思，不关心窗外之事——这一形象已被现代大学所取代——现代大学不是象牙构筑的，而是高度开放的机构，允许内外自由交流。高校是属于社会的，而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高校的理想，经由多少代人的铸造，旨在渗入国民意识之中。学者和教师必定要周旋于学院内外以寻觅运用他们的才能为公众服务的机会，寻觅能给我们带来启发和见识的创造性工作，寻觅把实验室的研究发现转化为实际应用的途径。我们的学生在从事社会活动时怀有一种强烈的公民责任意识，并且当他们毕业若干年后成为老校友时仍然会这样做。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

4探索新思想和新知识不是依靠也不应该依靠功利主义动机，而是依靠以新颖的和创造性的方式进行思考的能力。当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纳什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时推动了构成“非合作博弈论”基础的数学概念的发展时，他可能根本不会想到这些概念会在今天被用于分析选举策略、战争起因及预测人的行为表现等方面。当还是一名年轻科学家的分子生物学教授埃里克·维绍斯着手识别决定果蝇胚胎身体结构模式的基因时，他可能不知道他会识别出在推动对人类癌症的研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基因。由此得知，我们无法准确地预测科学发现及学术成就将如何影响未来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同时，我们也得知，只在可预知的领域来挖掘知识是不明智的，因为新知识往往依赖于在未知领域准备好肥沃的土壤，在那些领域，好运气同深奥的智慧一样能开花结果。我们最珍视的组织原则之一——探索的自由，不仅仅从道德上说是必需的，而且它也是一个实际需要。 5就像我们有义务广泛寻求新知识一样，我们也有义务确保我们的学术研究能够被广泛地传播。只有这样，别人才能对其做出必要的修正，或将其发扬光大，或依据它来作出更好的决定，开发出更好的产品，或构建出更好的规划。在日后的岁月中，我希望我们国家的决策者根据留存于大学的知识来做决定，咨询能通过对过去的深刻理解而洞悉现在的历史学家们；咨询能提供明辨是非原则的哲学家们；咨询能以其洞察力使经济回归正轨的经济学家们；咨询知道如何建造更安全建筑的工程师

们；咨询能分析我们容易招致未来袭击的软肋并能制订出弥补这些弱点的战略的科学家们；以及咨询能帮助我们弄清恐怖分子在我国及世界各地实施恐怖行动的动机的多个领域的学者们。

6现在，请允许我来阐述一下我们应对社会所尽的第三项义务：培育下一代的公民与领导者。普林斯顿大学所提倡的对大学文科教育的见解，我校第13任校长伍德罗。威尔逊曾作过精辟的表述，我在开学典礼上曾诵读过他的雄辩的语句：“在大学里我们应当努力传授的，与其说是知识本身还不如说是做学问的精神。它包括：辨别正确推理与错误推理的能力，消化与阐释论据的能力，广泛观察的习惯，对于持客观见解的偏好，执着于清晰有条理的思维过程，本能地热衷于阐释内涵而不拘泥于推论的字面意思，对知识的鉴赏力，对人类健全心智的无限尊重。”

7威尔逊及其继任者们拒绝这一狭隘的观念：即大学文科教育只限于为某种职业做准备。他们在了解职业教育重要性的同时，更清楚在普林斯顿首先应该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洞察力，坚信这才最有益于社会健全发展。因此我们对以下两方面做了区分：对职业素质的培养有重要作用的信息获取和能够应用于任何职业的思维习惯的发展。所以，当古典文学家走进医学院、物理学家成为国会议员或历史学家执教小学的时候，我们便感到庆幸。如果我们作为教育家做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每一个学生将从普林斯顿的教育中学会尊重和欣赏各种理念与价值、思维的开放与严谨、社交实践与公民责任感。在这困难重重的年代，我们将号召我们的学生和校友们在他们的职业中、在他们的团体和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些品质。通过这样做，通过他们的领导力、洞察力和勇气，他们将帮助履行普林斯顿对社会的义务和实践我们的座右铭：“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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