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聊斋女性的悍妇形象

探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悍妇形象成因

——以《聊斋志异》中的文本进行研究

摘要:本篇文章以《聊斋志异》中的《江城》和《马介甫》作为文本解读对象，一方面结合了蒲松龄的个人经历、思想追求来对悍妇形象形成做了一个主观性的解读，探析了作者本人的思想和经历对一部作品中人物性格形成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通过对当时社会的思想潮流，结合当时清朝政府所推崇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政策，从思想角度对文本进行了解读。悍妇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从皇帝身边到普通老百姓周围都有很典型的悍妇形象，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比较普遍的一种形象了。

关键字： 蒲松林 悍妇 《江城》 《马介甫》

前言

《聊斋志异》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志怪文言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它成功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形象，人物形象典型生动，情节曲折，成功的成就了一座文学史的高峰。

蒲松龄，一个考场失意的公认天才，一辈子都为功名利禄奔波，然而命运之神却从来没有垂涎过他的才华。在经历了屡战屡败的科举考试以后，蒲松龄看透了科举考试的虚伪和残酷，痛心于社会的腐败和伦理道德沦丧，他毅然决然的走上了只怪文言小说的创作之路。相比谁也不会想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会成为一部传世之作。

对于蒲松龄的小说的研究，到现在为止可谓是达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地步，各种名家大家从各个角度对《聊斋》的解读，真可谓是铺天盖地而来。本篇文章能够通过一些文本的解读，来揭开那些聊斋中经常被人诟病的悍妇形象。她们是《聊斋》中众多成功女性形象的反面角色，他们是人却残忍到近乎是鬼，甚至比鬼更残忍，这些悍妇形象一出现，原有文本中的鬼怪都变成了正义之士，全然没有了鬼怪的残忍，这可以说是一种性格的转接，人物形象的魔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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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悍妇形象与蒲松龄的关系

(一)蒲松龄的个人经历造就

蒲松龄出生在一个没落的科举世家，从他的父亲这一代开始就再也没有中过科举，无奈之下父亲放弃了科举的道路，走上了从商之路。出生在科举世家的蒲松林同样拥有一个神奇的身世，在蒲松龄还没有产生的时候，蒲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然后才有了蒲松龄。不过这样子的身世，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幸运，有的却是日益凋敝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分家之后家庭的破落，让蒲松龄深刻的认识到了社会的黑暗。他曾经从自己的家族入手，重修族谱，希望可以借此来恢复宗法感情，却奈何两个是典型的泼妇形象，这或许也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出现了诸如牛氏和尹氏两个鲜明悍妇形象的部分原因。

《马介甫》，“杨父年六十余而鳏，尹以齿奴隶数①”，这段文字说明了尹氏对于杨万石父亲的无理，尹氏觉得杨万石的老父亲都已经六十多岁活着就是浪费粮食，那自己对他差一点也是理所当然的。蒲松龄曾说：“我父扶持保饱，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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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劳，四十余日，衣不一解，目不一瞑。②”这句话足以证明蒲松龄的两个嫂子对于他的老父亲也是冷眼相对，更是佐证蒲松龄文本中悍妇形象和他早年经历的生活有所相似。

同样《张诚》中的悍妇牛氏，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泼辣之人。她总是找各种理由欺负张诚，不给张诚吃饱饭，让他干重活，这一切似乎都能和蒲松龄从小的遭遇很相似。古话说：“长兄为父，长嫂为母”，蒲松龄正是借这个故事来抒发自己心中对于嫂子的不满。聊斋的两篇文章在描述悍妇的个人形象的时候，无一例外的把他们放到了一个小家庭里，同样的是一个老父亲，兄弟两个，甚至连折磨人的手段也都是“奴蓄”，这些证据足以说明《聊斋志异》中的悍妇形象形成和蒲松林的个人经历关系密切。

（二）蒲松龄的思想追求造就

蒲松龄虽然生活在政治腐败，社会风气日益凋敝的社会，但是他依旧坚持着他自己的社会理想。他崇尚以儒家的仁政，希望拥有清明的政治生活，但是他的“小品和小说笔法写八股文的科举考试文章，好像从科举的一开始他便偏离了轨道③”，科举考试的失败让他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既然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他的思想追求，那他也只能活在文章里。《马介甫》、《张诚》的两个男主人公在故事的一开始都受到了悍妇的欺负，他们想反抗却又不敢反抗，这不正是蒲松龄自己心里的声音吗？

《马介甫》中的主人公杨万石虽然是秀才，但是在尹氏面前他根本就是什么都不是，甚至经常被妻子脱光衣服，丢脸丢到大街上去。面对如此刁蛮的妻子主人公选择了沉默，他的屈服甚至到了一种变态的角度。在弟弟被逼死，弟媳妇被逼改嫁，父亲被迫出家，他还是没有觉醒，最后落得个被尹氏抛弃流落街头。《张诚》的主人公张诚遭遇比杨万石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反抗，都是等到被抛弃的那一刹那。这些内容足以说明，蒲松龄在面对信仰危机的时候，只能发出这种无声的反抗。两个故事的最后悍妇都死在了主人公的前面，也抒发了蒲松龄的美好愿望。在他的思想追求中面对这种违背纲常伦理的行为简直不能容忍，但是又不能做实质性的反抗，也就只能在文章内有所反应，“等到女权主义的旗帜一天天的竖立起来以后，那么所谓的中华传统美德就不复存在，软弱的男性也就没有了地位”，这难道不是蒲松龄心底的声音吗？

二、悍妇形象与清代思想潮流的关系

（一）程朱理学的消灭与悍妇形象

蒲松龄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社会矛盾暴露，人民生活日益穷苦，商业萌芽的开始，社会中普遍的信仰缺失，风流放纵。而程朱理学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适应了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深得统治者的欢心，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从北方入关而来的满人在社会统治中也遵循这种理念，可是社会现实的凋敝，人们越来越看重金钱，程朱理学似乎已经不适

①《文白聊斋志异》，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年 ②《柳泉公行传》，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 ③《文白聊斋志异》，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年

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大家都在争相的突破这个枷锁。

《张诚》中蒲松龄直写社会的人生，以现实的伦理道德出发，讽刺社会、家庭中的种种失德现象。三纲五常中牛氏违背了“夫为妻纲”，她根本就不可能服从丈夫的要求，相反的却是变本加厉的辱骂、殴打。《马介甫》中的悍妇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个泼辣的尹氏，欺负了杨万石全家，三纲五常对于她来说根本就是一些扯淡的话，她才不管什么三纲五常，只要她自己活得痛快就好。蒲松龄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主张劝善惩恶，同情弱者，可是我们从文本中直接看得到的只有同情弱者，劝善惩恶则需要我们深深思考。这一点直接说明了社会现实对于传统程朱理学的淡忘，急功近利的思想控制了更多人的大脑。就算是中了秀才的杨万石也不能逃脱这种信仰的崩塌，程朱理学的消灭所带来的危害。

（二）、悍妇形象与宗教文化的关系 清朝建立在满洲人的手上，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一中原的特殊形态，清代的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发现了宗教文化教育对于一个国家人民的控制是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他们信奉的是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儒教本乎圣人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经大法。而释氏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炼气凝神亦於吾儒存心养气之旨不悖，且其教皆主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於治化。道家所用经篆符章能祈晴祷雨，治病驱邪，其济人利物之功验人所共知，其来久矣。”而蒲松龄作为着一个时代的产物，他的作品同样是充斥着三教的色彩。

首先，无论是《马介甫》还是《江城》，这些悍妇的形象都是出现在家庭中，他们面对自己的亲人的时候是高高在上，可是在别人面前却低声下气，这不刚好与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相反。杨万石的父亲在对尹氏的所作所为无法容忍之际，毅然决然的出家当道士去了。《马介甫》中，“翁不能堪，宵遁，至河南，隶道士籍”，这句话说明了文中的人物在万般无奈之下选择了出家为道士，这其中象征着道教的静清无为之理。

相比于道教和儒教的具体表现，佛教的思想在《聊斋》中则是更为普遍。蒲松龄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信奉佛教的人，曾经“周贫建寺”，一个劲的信奉佛教，蒲松龄也同样和他父亲一样是一个忠实的佛教信仰者。《江城》、《马介甫》两个故事故事在我看来符合了佛教中“现世报”的特点，尹氏任由他对杨万石以及他的家人怎么坏，到头来自己还是同样是落得个无人同情。而牛氏呢？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只是她死的比较及时，还没有等到现世报到来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去见鬼去了。其实《聊斋志异》中的这些悍妇形象同样都是可怜之人，他们虽然是蛮横一时，可是到后来总会有后悔的时候，这正是蒲松龄塑造这些人物的目的，他只是想让世人觉醒，不要再执迷不悟，一味的抛弃纲常伦理罢了。

结语：可以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于古代悍妇形象的书写是十分贴切和真实的，在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女权主义的进一步兴起，很多男的其实已经丧失了对家庭的控制权，完全沦为悍妇手下的一个奴隶。本篇文章致力于从社会思潮，作者个人经历角度出发，最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