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综合分析与简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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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5-9 22:50:54 来源：审计与经济研究 作者：刘剑 阅读1126次

[摘要]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它所强调的规模收益递增、外溢效应、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等,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大突破。它不仅较好地解释了一些经济增长事实,而且其丰富的政策内涵对各国经济长期增长政策的制定和运用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可否认,内生增长理论在理论框架、生产函数、分析方法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长期经济增长;外溢效应;人力资本;技术进步;政府政策

一、内生增长理论产生的理论语境与现实背景 内生增长理论是罗默(Paul M.Romer)、卢卡斯(Rob ert E.Lucas,Jr.)等经济学家在大量汲取前人经济增长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疏漏和缺陷进行重新思考,以及试图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现实作出理论解释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收益递增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但这一基本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 am Smith,1776)的经济增长观点。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力的高低和生产劳动者人数对非生产劳动者人数的比例,而分工导致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斯密将分工归结为一种人类固有且特有的倾向——交换的结果,并指出分工的程度取决于交换的能力或市场范围①。在进一步考察劳动分工的影响时,斯密将分工、专业化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指出分工促进了节约劳动型机械的发明,并使相同数量的劳动者能够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劳动量。这表明斯密已认识到技术进步将导致收益递增,并进而构成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继承了斯密的分工理论,并探讨了“斯密定理”的适用范围。马歇尔认为,分工并不必然排斥竞争,即使在具有收益递增倾向的产业中,竞争性行业结构也可以存在。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他区分了收益递增产生的两种情形: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

这一富有成果的区分不仅防止或者应该说纠正了收益递增必定导致垄断趋势这一理论倾向,而且简化了对收益递增情形下生产商品价格决定方式的分析。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分析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其提供了一个在完全竞争框架下考察收益递增的分析工具[1]。罗默和卢卡斯就是采用外部经济分析框架建立了各自的内生增长模型。罗默甚至认为知识溢出这种外部经济形式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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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阿林.扬(Allyn A.Young)在其经典论文《递增收益与经济进步》中提出了经济内生演进思想,并以“斯密定理”为主题,在协调收益递增与竞争性均衡方面作了最为突出的尝试。阿林.扬认为,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市场范围又取决于劳动分工。同时,经济中可能存在收益递增,其来自于迂回生产方式的加强,以及初始投入要素与最终消费者之间生产链条的延长。阿林.扬关于收益递增、经济进步和劳动分工关系的经典思想,本应突破收益递减均衡状态的禁锢,开创一门能使经济学家探讨收益递增的经济学,并为导致产量增加的长期经济增长留下余地。但遗憾的是,阿林.扬的经典思想为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淹没[2]。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重新发掘了阿林.扬的经典思想,并运用动态模型证明了“收益递增可能会导致无约束的增长,外部性可能会允许竞争性均衡存在”的观点。内生增长理论中的罗默模型(1986,1987,1990)、卢卡斯模型(1988)、杨小凯一博兰德模型(1991)等都是对阿林.扬经典思想的阐释与模型化。

熊彼特(Joseph A.Sehumpeter,1934.)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是通过经济周期的变动实现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的共同起因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或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创新、模仿和适应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表现为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沿着熊彼特的这一基本思路,塞格斯特罗姆(Paul s.Segerstorm,1990)等人、阿格亨和豪伊特(Philippe Aghion＆Peter Howitt,1992)分别建立了具有创造性破坏特征的内生增长模型。

20世纪50、60年代,以索洛一斯旺模型(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开始重新思考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基于要素收益递减的假设,该理论认为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则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在经济增长核算中,索洛(]Robea M.Solow,1957)等人发现传统的要素(劳动和物质资本)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①,为此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劳动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虽然索洛等人没有将技术进步视为内生变量并对其作出科学解释,但他们无疑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从而为以后经济学家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内生增长理论家也主要是根据这一思想拓展了增长理论的研究。

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仍然一无所知。因此,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则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从而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3]。为避免这种“不愉快的结果”,1962年,阿罗(Kenneth J.Arrow)在《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中提出了一个“干中学”的知识变化模型。这篇独创性的论文是使技术进步成为增长模型的内生因素的最初尝试。阿罗假定,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即新投资具有溢出效应),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经验而提升其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而提高生产率。据此,阿罗将技术进步解释为由经济系统(这里指投资)决定的内生变量。谢辛斯基(Eitan Sheshinski,1967)在《具有边干边学的最优积累》-文中对阿罗模型进行了简化和扩展,提出了一个简化的阿罗模型,人们将两者合称为阿罗一谢辛斯基模型。虽然这一模型仍无法摆脱与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样的“令人不愉快的结果”,但其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建立收益递增与竞争性均衡动态模型方面的贡献,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宇泽弘文(Hirofumi Uzawa,1965)运用两部门的模式结构描述了一个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都能生产的最优增长模型。宇泽模型的重要贡献在于通过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生产人力资本的教育部门而将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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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步“内生化”,从而为解释内生技术变化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尝试[2]。

尽管新古典增长理论在逻辑上符合某些经验事实,但它的解释却是远远不够的,外生的技术进步不能揭示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于是众多经济学家开始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之外探索对经济现实的其他理论解释,直接推动了对新的增长理论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日益变得以知识为基础。经济现实的这种深刻变化要求经济理论作出相应的解释与说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修正传统的生产函数,直接将知识与人力资本纳入到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之中,以说明知识积累的特征及其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他们对增长问题的研究与探索最终导致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与政策含义

内生增长理论虽然被称为一个理论,但其并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为多数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的基本理论模型。确切地讲,内生增长理论是一些持相同或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诸多增长模型组成的松散集合体。构成内生增长理论的各种模型之间既存在明显的差别,同时又包含一些有别于其他增长理论并体现内生增长理论特色的基本思想。为避免过度的技术性,本文放弃使用数学模型的形式,而改用文字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做简单的非技术性描述。 1.技术进步内生化。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某种随机的、偶然的东西,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并且是“内生的”,是由谋求利润极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的。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也许是随机出现的,但技术进步或知识的全面增加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例[2]。如阿罗(1962)通过假定知识是一种非意愿商品或知识是其他活动的无意识副产品而使技术进步内生化。卢卡斯(1988)则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罗默(1990)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由专门生产思想的研究部门生产,并且其具有独特的性质,即知识不是传统的私人经济品,也不是一般的公共品,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的产品。这种新知识以两种方式进入生产:一方面技术会用于中间产品,并进而通过中间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长提高最终产品的产出;另一方面技术变化会增加总的知识量,通过外溢效应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生产率,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4]。 2.规模收益递增。内生增长理论的主流思路认为,在长期增长的经济过程中收益递增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必需的;同时,即使在收益递增假设下也能得出竞争性均衡,或者说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可以相容。内生增长理论家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增长模型中,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说明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与动力。罗默(1986)认为,知识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知识的运用并不妨碍其他人对这种知识的运用,而且这种运用的成本相对较低,即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这种知识的外溢效应和知识产生的递增生产力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5]。卢卡斯(1988)认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具有核心作用,并且这些效应会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因而会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有贡献,从而使生产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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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规模递增收益,而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6]。

3.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内生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土地、劳动等要素受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不可能决定长期增长,但知识或技术进步则不同,它决定着不断变化的各种投入要素的组合方式。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即使同样的投入要素也可以以异常多样的形式加以组合,由此带来边际生产力递增的无限空间。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水平。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可以是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一国既有的知识存量越大,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就越大。这不仅表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而且表明了既有的知识存量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投资与资本收益率的差异,进而决定了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

4.国际贸易和知识的国际流动是一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即国与国之间开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世界贸易总量,而且可以加速先进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从而提高贸易国的总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内生增长理论家看来,国际贸易不再是一方受益一方受损的“零和游戏”,而是双方获益的“正和游戏”。罗默(1990)认为,国内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即使国内市场规模巨大,融人国际市场(尤其是人力资本比较丰富的国际市场)仍然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7]。同时,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国与国之间开展贸易可以节约一部分R＆D费用,间接地增加了本国国内的资本积累,从而使各国经济得以更快地发展。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可以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加快自身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可以形成一种“赶超效应”。 5.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

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不仅复活了人们对长期增长和递增收益的研究兴趣,而且将分工和专业化驱动经济增长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杨小凯和博兰德(Yang Xiaokai ＆.Jeff Borland,1991)认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在于分工的演进,而分工的动态演进是由经济中的边干边学引起的。边干边学的存在使个人的生产经验不断积累,生产的收益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经济的专业化水平不断加深和经济的内生增长[8]。贝克尔和墨菲(Gary S.Becker＆Kevin M.Murphy,1992)认为,分工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容量,而是取决于工人的“协调成本”和知识存量。分工深化使经济产生递增收益,同时又使经济的协调成本上升,当知识存量不变时,经济存在一个最优的分工水平。但经济的知识存量会不断内生地增加,知识积累一方面直接促进产量的增加和提高分工水平进而间接导致产量增加,另一方面又降低了经济的协调成本,从而导致分工的不断演进和经济的持续增长[1]。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由外生因素决定,“看不见的手”将引导经济沿着一条最优增长路径移动,因此政府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

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由以人力资本、知识或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内生变量决定,这些内生变量对政府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9],从而重新确立了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如罗默(1986)认为,由于知识具有外溢效应,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竞争性厂商将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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