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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要报复社会的冉阿让立志为善。
雨果通过这个情节说明仁爱感化是改造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冉阿让后来处处仿效主教。他成了市长后,他的善举不仅使蒙特漪小城繁荣富足,穷人的生活有了保证和改善,社会风气也日益淳化,而且他的怜悯同情消除了芳汀的误解,他的舍身相助使割风由仇恨而变成感恩。特别是对待沙威,他也象主教一样以德报怨,终使沙威“人性”复活,最后精神崩溃而投河自尽。雨果以此表明法律在崇高道德面前的渺小、虚弱以及它的破产、失败。
第七章 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
简述题:
1、《人间喜剧》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的总称。其中代表作有《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等。
《人间喜剧》是一部封建贵族的衰亡史,也是一部资产阶级发迹史,同时还暴露了资产阶级金钱道德的丑恶和它对社会的腐蚀作用。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2、“社会问题剧”,十九世纪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创造,他的作品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宗教、道德、家庭、妇女、教育、法律等多方面的问题,笔锋犀利,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
代表作有《社会支柱》《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易卜生是欧洲现代戏剧的创始人。
论述题:
1、《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是王政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者的典型。他的性格交织着反抗性和妥协性的矛盾冲突。小说通过于连生活的三个阶段刻画了他的性格发展变化。
于连出生于一个锯木厂主的平民家庭, 聪颖好学,才情横溢。由于受启蒙学派著作的影响和对拿破仑的热烈崇拜,他这个政治上无权、社会地位卑下的平民子弟,对压制他的上层统治者抱着极大的仇恨,强烈要求打破现状,谋求出路。他原想以拿破仑为榜样,凭借自己的才能走上成功之路。可是,拿破仑垮台了,波旁王朝复辟。那种穿上“红”军装,建立功勋于战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教会的“黑”长袍转而成为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于是,于连不信天主教却走上当神父的道路;仇恨贵族却混迹于上层社会。由此导致了他性格上种种矛盾冲突,直至其生命的最后。
经西朗神父介绍,于连先是到维立叶尔城德瑞那市长家做家庭教师。这时的于连高傲自尊,反抗等级观念。德瑞那市长的等级观念是很顽固的,他认为凡是在他家拿工钱的都是奴仆。他粗暴、傲慢的态度经常刺伤于连的自尊心,激起了他的反抗和报复心理。于连对德瑞那夫人的感情,最初就是占有欲、征服欲的表现,是由他对贵族阶级进行报复和反抗的心理导致的。但是,后来于连对她的感情由假到真,由浅入深。最后,于连身陷囹圄时才悟到:德瑞那夫人是他一生中最敬慕的一个女人,因为她曾经“象慈母般地对待过他”。
由于和德瑞那夫人的私情败露,于连不得不离开维立叶尔城,来到贝尚松省神学院。于连在这里没有了起初的公开反抗和高傲,而代之以伪饰。神学院里阴森恐怖,如同人间地狱。于连厌恶这个环境,但为了在这个环境里求得发展,他就处处小心谨慎,伪装虔诚苦行。正当于连伪装虔诚、孜孜以求的表现,博得了彼拉院长的好感,被提拔为神学院的辅导讲师时,神学院内教派斗争复杂,彼拉院长被迫辞职,于连遂也离开了神学院,来到巴黎木尔侯爵府。
木尔侯爵府的生活是于连人生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起初于连保持人格尊严,后来渐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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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酷狡猾,最后走向妥协。
在这里,于连和玛特尔小姐的关系,充分反映了他性格的变化。开始时,他认为玛特尔美丽狂傲,所以用不予理睬的傲慢态度来对抗贵族的歧视,保持着自己的平民意识。当玛特尔小姐爱慕他的才华和仪表,并主动写情书约他午夜幽会时, 他仍然疑心重重,担心是圈套,仅仅为了显示自己不是懦夫,才冒险赴约。后来为了降服玛特尔,他采用了“迂回战术”——表面上取悦花菲格元帅夫人,以此刺激玛特尔。当于连终于征服了这位头脑发热的贵族小姐,迫使木尔侯爵不得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时,他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平民阶层。
同时,由于自己的才干和努力,于连受到了木尔侯爵的赏识和重用。侯爵给了他十字勋章,这使他感恩戴德,决定“要按照给我勋章的政府的意志而行动。”后来,木尔侯爵让他参加秘密会议。他想到自己被拉进了一个阴谋,但“即使有危险,为了侯爵我也应该。”这样,于连不知不觉地充当了复辟活动的工具。这在于连短暂而悲剧性的一生中是最不光彩的事。这些思想和行为都表现了于连作为平民阶层的反抗性逐渐削弱了,不自觉地走向妥协。
正当于连踌躇满志、扶摇直上之际,德·瑞那夫人的“揭发信”断送了他美妙的前程。他在狂怒之下开枪打伤了德·瑞那夫人,因此被捕入狱。于连的晚节是可贵的。在他入狱之后,他终于认识到:他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并不在于开枪,而在于要突破等级制度。贵族阶级最终不能容忍他超越等级制度的藩篱、跻身于上流社会的行列。他在法庭上的一段慷慨陈词就是一个平民青年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控诉。于连最后拒绝上诉,拒绝忏悔,以示最后的反抗。
于连的悲剧概括了王政复辟时期一代青年的苦闷与追求,反抗与妥协,探索与失败,具有极大的典型意义。
2、《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在《人间喜剧》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思想内容展示了《人间喜剧》的中心图画;其艺术成就标志着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风格的成熟。
拉斯蒂涅是一个从破落贵族子弟转变为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典型。他从外省来到巴黎学法律,目的是想“出人头地”。他想利用种种机会爬进上流社会,不惜卑躬屈膝,结纳权贵。后来凭两个贵妇人鲍赛昂子爵夫人和纽沁根太太的援引混入上层社会成为一个花花公子,从而飞黄腾达起来。拉斯蒂涅这个人物性格的转变,是通过“三课”而完成的。
他的远房表姐鲍赛昂夫人给他上了第一课。鲍赛昂夫人是王政复辟时期的名门贵妇的典型。小说中这个人物出现时,适逢情场失意。她被洛希斐特小姐用2二十万法郎利息的陪嫁,夺走了她多年的情夫阿瞿达侯爵,即将离开上流社会。鲍赛昂夫人对金钱势力有所认识,同时她聪睿的头脑使他看清了时势的变化。因此,她半是控诉、半是哀怨地对拉斯蒂涅说:“拉斯蒂涅先生,你得以牙还牙地去对付这个社会……你越没有心肝,就越高升得快,你毫不留情的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只能把男男女女当做驿马,把它们骑得筋疲力尽,到了站上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这完全是利己主义的人生法则。
接着,逃犯伏脱冷给他上了“社会教育”的第二课。伏脱冷和拉斯蒂涅同住在伏盖公寓。他是个黑社会头目,逃亡的苦役犯,因受官方法律制裁而同资产阶级对抗。他怂恿拉斯蒂涅追求维多莉,答应借故杀死维多莉的哥哥,使维多莉继承她父亲的百万家财,但以事成后拉斯蒂涅给他二十万法郎作为条件。然而,伏脱冷又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反面人物,他既是社会罪恶的制造者,又是社会罪恶的揭露者。由于他闯荡江湖,饱经坎坷,这使他熟谙社会底蕴,深知人间不平,所以他对社会本质的揭露切中要害。他把“挖掘过人生之后“的”经验“传授给拉斯蒂涅:“你知道巴黎的人怎样打出路来的”,“在这个人堆里不像炮弹一般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钻进去。清白诚实是一无用处的。”“要搞大钱,就该大刀阔斧地干,……要作乐,就不能怕脏手,只要你事后洗干净……所谓的道德,就是这一点。”这番话使拉斯蒂涅听得目瞪口呆。虽然他拒绝了伏脱冷的建议,但他并非不同意伏脱冷对于社会的看法。
高老头之死,使拉斯蒂涅完成了他的“社会教育”。高里奥老头在大革命前是个面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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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靠面粉投机成为一个拥有二百万财产的暴发户。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阿娜斯太齐嫁给贵族雷斯多伯爵,小女儿但斐纳嫁给银行家纽沁根。高老头十分疼爱两个女儿,把大部分财产都给了她们,自己只留下一点生活费用,住在伏盖公寓里。两个女儿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常常来榨取父亲最后一点养老费。等到高老头把钱贴光,女儿、女婿都不愿再接待他。他临死前才意识到:女儿已不需要他,因为他已经没有钱了。他喊道:“钱可以买到一切,也可以买到女儿,啊!我的钱到哪儿去了。”高老头下葬时,两个女儿、女婿都没有来送他。“柠檬干了,那些女儿就把空壳扔到街上完事。”拉斯蒂涅自始至终目击了这场戏的演进,他料理完高老头的丧事,在他的坟前“埋葬了他青年人的最后一滴眼泪”。他站在公墓的高处,以一个征服者的眼光俯瞰巴黎的上层区域说:“现在咱们来来拼一拼吧!”至此,拉斯蒂涅完成了性格的转变。
《高老头》通过拉斯蒂涅等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展现了《人间喜剧》的中心图画。鲍赛昂夫人的盛衰史,形象地说明了复辟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贵族阶级的衰亡和资产阶级的得势,高贵的门第敌不过金钱的力量,爱情被金钱破坏。高老头的悲剧揭露和控诉了金钱毁灭人性、破坏家庭关系的罪恶,金钱取代了亲情。拉斯蒂涅性格的转变过程更能说明金钱的腐蚀作用,反映了贵族阶级的衰亡,资产阶级的兴起。
3、《双城记》(1859)是狄更斯的代表作。作品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题材来影射英国现实,其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小说形象地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但是,作者也反对暴力革命,极力描写群众力量的疯狂性和盲目性。一些革命者被写成暴徒,比如得伐石太太在革命胜利后就被写成一个冷酷凶狠的“嗜血女魔”,最后让她莫名其妙地死在一个英国女仆手中。这体现了作者对法国大革命和革命者的矛盾态度。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作者认为应当用仁爱宽恕、利他主义、自我牺牲的精神来消除仇恨,进而拯救整个社会。小说中的梅尼特、代尔那、卡尔登等人物形象即体现了作者的这一主张。
梅尼特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是法国巴黎著名的外科医生,为人正直善良。青年时代为了伸张正义,他不顾威胁利诱,向朝廷告发了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迫害农家少妇和她的亲人的罪行,结果他自己反而被关进巴士底狱十八年。在狱中他写下了控诉侯爵家族的血书,发誓报仇。十八年的冤狱使梅尼特的身心备受摧残,变成了“一个神志错乱、屈从命运的白发鞋匠”。出狱后,他被护送到英国伦敦,在女儿路茜的精心照料下,恢复常态,变成了一个具有“无我精神”的博爱主义者。“博爱”化解了他心中的“仇恨”,同意女儿路茜与厄弗里蒙地侯爵的侄儿代尔那结婚。法国大革命期间,代尔那被革命群众逮捕。梅尼特立即赶到巴黎多方营救,同时还担任了几个监狱的医疗工作,“对杀人者和被杀者同样施行他的手术”。狄更斯以他的不幸遭遇向封建统治阶级提出了控诉,又以他的仁慈博爱来调和社会矛盾。他是狄更斯笔下理想的人道主义典型。
代尔那是狄更斯理想的具有仁爱精神和民主思想的青年贵族形象。他虽然出身名门,却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早在大革命前他就自愿放弃了爵位和财产,侨居英国,靠教法文自食其力。他忠于友情,获悉管家在法国被革命群众囚禁,立即冒着危险前往法国营救。作者通过这个人物给统治者树立榜样,要他们象代尔那那样放弃剥削,进行道德修养,从而缓和阶级矛盾,防止阶级斗争。
卡尔登原是个没有理想的英国青年,为人善良敦厚,却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变得放荡不羁,后被路茜感化。他与代尔那长相酷似,也深爱路茜。为了路茜的幸福,他顶替代尔那上了断头台。这个人物带有浪漫主义幻想色彩,是人道主义精神极致——利他主义的化身。作者用卡尔登的自我牺牲的“博爱”精神与革命的“恐怖”行为相对照,用卡尔登的“仁慈”和革命群众的“残酷”相对照,进一步宣扬了以德报怨的人类博爱思想。
《双城记》正是通过描写代尔那那样的仁慈博爱、自动放弃财产和特权的贵族;梅尼特那样宽恕、对仇敌也不报复的平民;卡尔登那样的利他主义、为了别人的幸福不惜牺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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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的青年,来宣扬用人道主义救世的主张,这些主张体现了狄更斯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特色。
4、《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小说通过安娜的爱情悲剧和列文经济改革、精神探索的悲剧,表达了作者对新旧两种制度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理想人生的苦苦探求。
安娜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贵族妇女形象。造成安娜爱情悲剧的内在因素是她独特的个性。安娜的感情强烈而真挚,有深刻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这美好的素质却一直被封建婚姻束缚着。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就由姑母作主,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省长卡列宁。卡列宁枯燥乏味,感情贫乏,主要兴趣在官场。对她来说,妻子不过是件附属品。安娜同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不知爱情为何物。和渥伦斯基的相遇,唤起了她那长期受压抑的处于沉睡状态的爱的激情。她的天性决定了她无法欺骗自己,不能过那种虚伪的生活,“我是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
安娜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她拒绝丈夫的劝说,反抗丈夫的阻挠,冲破社会舆论的压制,公开与渥伦斯基一起生活。然而,在她尽情享受爱的幸福与生活的欢乐之后,对儿子的思念之苦和来自内心的谴责之痛逐渐使她难以忍受。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惧感和危机感愈演愈烈。失去了一切的安娜想从渥伦斯基身上找回最初的激情,找回那种不顾一切的爱,而渥伦斯基对安娜的“反常”则越来越反感,安娜的感情受到极为惨重的打击。她的独特的个性是把爱当作生命,她的生是为了爱,她的死也是为了爱,这是由她的性格所决定的。
造成安娜爱情悲剧的外在因素,是虚伪的上流社会和冷酷的官僚世界。在上流社会,妻子欺骗丈夫,丈夫欺骗妻子的事屡见不鲜,但只要表面上保持“体面”,即丈夫和妻子保持虚伪的“正常”关系,就算合乎常规和体统。安娜是个感情真挚的人,她不愿意过那种虚伪和欺骗的生活,所以毅然离开卡列宁,和渥伦斯基结合。因此,上流社会不能容忍她公开与丈夫决裂和不“体面”的行为,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惩罚,敌视她、侮辱她,对她关上了社交大门。安娜在临死前恨恨地说:“全是虚伪,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这也是托尔斯泰对那个社会所作的判决。
托尔斯泰既对安娜的不幸寄予深切同情,又对她的道德原则和所选择的生活道路有所谴责。但同时又认为,世人无权谴责她,只有上帝才有权指责她破坏了家庭和睦,“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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