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文字记录的史料有：（甲）旧史。旧史专以记载史事为职志，是正当的史料，因著作年代、著作者之性格学识、所著书之宗旨体例等种种差别，其所含史料价值亦不同；（乙）关系史迹之文件。我国既无公众收藏之所，私家所蓄为数有限，又复散布不能稽其迹，湮灭甚易。此等史料，收罗当自近代始，其最大宗，则档案与案牍也。私家之行状、家传、墓文等类，亦为极重要之史料；（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以旧史作史读，则现存数万卷之史部书，皆可谓非史，以旧史作史料读，则岂惟此数万卷者皆史料，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如《尚书》、《左传》、《诗经》等皆含史料；（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书累代散亡，百不存一。类书者，将当时所有之书分类钞撮而成，其本身原无以后甚价值，但阅世以后，彼时代之书多佚，而其一部分附类书以幸存，类书乃可贵矣；（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己）金石及其他镂文。金石为最可宝之史料，如阿育王之丰碑。金石之学在晚清达到极盛，其发达先石刻，次金文，最后为甲骨文；（庚）外国人著述。我国史迹，除我先民躬自记录外，未尝有他族能为我稍分其劳，最近则改观矣，其于中国古物、其于佛教、其于中国与外国交涉，皆往往有精诣之书，不可不观。

中国公共收藏机关之缺乏，为学术不能进步之极大原因。每经丧乱，史料必有所毁，私家之藏也多荡佚，这是梁公所痛心的，也是我们所心伤的，中华文化浩瀚，损毁者不知凡几，每每想起总是令人扼腕。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第一，搜集史料之法

今日所求之史料并非能够具见于旧史的普通史料，而是汇集同类能观一时代之状况的史料，用此种方法搜集史料第一须将脑筋操练纯熟，有锐敏的感觉，第二要耐烦。

对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举了几个他亲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研究六朝唐造像等，有锐敏的感觉，施特别的观察、再加上耐心，这样能从常人不认为史料中得出可贵的史料，很多大家如宋代的洪迈、清代的赵翼都是这样做的。

其中还得特别注意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它是指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反之则称积极的史料。 消极性的史料亦甚为重要，其重要程度不让于积极史料，以无史迹为史迹。

抽象的史料殆不能复得，可用博搜而比观的方法；具体的史料若缺乏枯竭亦可采用此法；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需旁搜博证；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宜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

第二，鉴别史料之法

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一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史料的“正误辨伪”主要在于“求真”。

第一种误，不是史料的误，是史学家自身的误，即梁公所言局部的幻觉，如万里长城为秦时物、道教教祖为老子等流俗致误。

对于鉴别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举出一个极有力的反证，如中国佛教起源的问题和上海托始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黄歇的问题。其中当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时，从原则上是以最先、最近的为最可信。但此原则有时尚须分别观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若过信此原则，有时亦可陷于大误，如明末大探险家徐霞客墓志铭之误及玄奘出游之年考证，这就提醒我们

不可盲从。史料可分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直接的史料当该史迹发生或其稍后时即已成立。此类史料难得可贵，多数难存，吾辈读史作史，接触者多为间接史料，鉴别此种史料，最为切要。

鉴别间接史料，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准，此类标准亦有例外，如有极可贵之史料晚出或再现，前人不得见， 则后人得见者更可信。这就需要我们时时刻刻具备怀疑精神施忠实之研究，以求真相。

前清乾嘉诸老的严格的考证法，也就是近代科学家所倡用的归纳研究法最值得采用，也是梁公最推崇用的。辨伪法先辨伪书再辨伪事。梁公提出十二条辨别伪书的公例，六条证明真书的条例，七条伪事的种类，七条辨别伪事的态度，以此求真，务求得正确之史料以作自己思想批评之基础，于吾辈而言亦是金玉良言，梁公所提出的这些方法，对我们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们有了一定的辨别文献真伪的功底。

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

梁公认为史迹的论次首要是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先生在讲解的同时告诫我们要善于整理表以便整清史实之间的关系。读史时要善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以求得到新理解。

对于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区别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三点见解：其一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其二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常为个性的。其三是自然科学的事项是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明白了这三点，

对于史界因果的劈头一大问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其中有“历史的人格者”。何以谓之“历史的人格者”？当时此地所产生之一群史实，此等人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如佛学界的道安、玄奘、慧能等人，宋明思想界的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人。社会的文化程度越低，“历史的人格者”则愈少，及其益进，“历史的人格者”的规模与重心也渐扩，由一人至若干人及至社会各方面，由此言之，历史的大势由首出的“人格者”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首出的“人格者”、群众的“人格者”的概念值得注意：首出的“人格者”是一人或数人的个性，渐次浸入社会进而影响社会，能离群众存在殆不可；群众的“人格者”所表显者，已另为一之集团性或时代性，与各自之个性非同物，能离首出者而存在，殆亦不可。

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如果能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知其若何而蕴积、发动及变化，更精察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可略睹史的因果。

对治史者研究因果的态度及其程序也提出了八条意见：第一，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史迹集团之名，梁公自创，与一段之“纪事本末”意义略相近；第二，集团分子之整理与集团实体之把促—所谓“集团分子”者，即组成此史迹集团之各种史料也；第三，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以不可分不可断之史迹，为研究方便而强画为集团，原属不得已之事；第四，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 者”——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第五，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曷为每一史迹必须认取其“人格者”耶？；第六，精研一史迹之基件——物的基件者，如吾前所言：“物的运动不能与心的运动同其速率。”；第七，量

度心物两方面可能之极限——史志开拓，不外人类自改变其环境；第八，观其所缘——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在第八条观察所缘中，梁公对当时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的缘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当时排外心理、迷信心理、直接缘、间接缘分析到位，综合类分当时的社会形势：日本的大陆政策，俄国的东侵政策，德国的远东发展政策，清朝的宫廷问题等。还讲出了义和团运动所得业报及所产业报及其间接所产种种之果，以此为例，期望史学者们能够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