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利荣 学年论文 定稿

放27年来才形成的。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人们相互间的资产占有从基本无差异迅速扩大到目前的状况，处于较差社会状况的社会成员对现实状况的满意程度必然会大幅度下降，而那些处于较好社会状况的社会成员也会对现实状况产生不满，社会矛盾和摩擦必然加剧。

四、两极分化的根源及其与犯罪的关系

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既有市场竞争的因素，也有行政垄断的因素；既有历史积累的因素，也有当前阶段的因素；既有正常的因素，也有不正常的因素。

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因素是：由过渡体制弊端和法治漏洞造成的公有资产流失和不公平竞争；历史地形成并继续扩大的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由市场竞争造成的企业和个人在经济上的分化；由某些倾斜政策和行政性垄断造成的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由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差别；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功能缺乏和社会保障制度缺陷而未能抑制差别的迅速扩大等。

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是由于劳动收入市场化的表现，比如知识分子与普通劳动者收入出现差别，高端人才收入增长较快；技术工人比非技术工人明显挣得多等，这些现象体现出社会给予个人应有的回报。这一群体收入的快速增长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高收入的快速增长还体现在一些隐性经济领域和垄断行业，大量的“灰色收入”也在加速收入差距的扩大。另外，城市化过程也影响着农民的平均收入。从收入差距的构成上看，全国的收入差距是由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所构成。调查结果表明，2010年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它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超过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 [5]从一些资料显示，近年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缩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农村地区的逐步城市化过程，城市化过程不仅影响到农民的平均收入，而且引起高收入者流入城市后使得农民收入更加平均化了；其次是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大大增加，打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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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普及化意味着农民打工收入的平均化过程，非农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另外，最近两年在很多地区实行的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国民收入的两极分化有利有弊，但总体来说还是弊大于利。

有利的方面是：如果是新富阶层的合法收入，他们一般都会把收入投入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弱势阶层有机会缩小同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这个做法也符合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将社会财富先聚集到一部分人的手中，再由这些人利用手中的资本去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以此带动另一些人致富。

但是，如果放任收入差距扩大就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收入分配不公，就会出现很大一部分穷人。穷人不得不把钱都用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上，就没有钱来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一大部分人得不到基础的教育，得不到基本的卫生保障，从而他们的体力、智力等都会比较差，这样一来更会影响社会的发展。

要解决国民收入的两极分化，靠“劫富济贫”似的“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可行也是不可能的。可中国人至今仍有强烈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意识，低收入阶层不满于现实状况，容易产生“仇富”心理，进而是强烈的不满情绪。不同的社会集团收入很不一样，有些社会集团就会用自己的方式宣泄自己的不满，或用自己的方式将国民收入“再分配”--极端的方式就是盗窃欺诈抢劫等违法行为。这就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倘若有不满情绪集团的势力过大，就可能造成暴动乃至于更激烈的反政府行为。政府就必须

[3]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去平息和镇压。这样，大量的社会资源被浪费掉。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就更大了，就抑制了社会的发展。

五、解决两极分化的对策

(一)、扩大中等收入阶级比重

十六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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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从近期来看，它有缓和矛盾、稳定社会的作用，从长远来看，则可以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结构。全面理解其中的含义，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具有重要的作用。

[4]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当中等收入者群体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一般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是“橄榄型”，也就是说，富豪与穷人、权贵与弱者都是少数，而作为既有秩序之基础的中等收入者在社会中占据主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建设、务实，有利于建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在当代中国从政治上看，中等收入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拥护执政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从经济上看，中等收入者群体收入稳定，购买力活跃，可以说是社会的支柱消费群体，对于市场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从文化上看，中等收入社会群体，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道德素养，他们对文化教育的投入稳定，是先进文化的消费者和创造者。因此，中等收入者在我国所占比重越大，国家结构和社会秩序就越稳定，经济就越发展，文化就越繁荣。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必由

[2]之路，也是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

一个社会的中等收入者群体是以社会可分配的总收入作为形成的现实基础的。在我国，中等收入者群体并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由从事各种行业和职业、收入上处于中等及其相近水平的人们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党实行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这是共同富裕的初始阶段；在部分人富裕起来以后，就到了让更多人富裕起来的时候了，这是进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发展阶段。现在，有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城市居民中有48.5%的家庭财产在15万至30万之间，如果考虑到我国农村除极少数农民收入较高外，大多数收入偏低的现实，可以推测出目前我国的中等收入者人数大约为2亿，占全国人口的18%左右。所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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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使更多的低收入者逐步进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使中等收入者逐步占全体人口中的多数，就意味着离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就越来越近了。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普遍对策。从世界各国实践来看，在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中，都有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收入者群体。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曾一度经济增长很快，但社会结构不合理，收入上两极分化，中产阶级发育缓慢，结果社大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决策是重要的、及时的。日会动荡不安，经济上难有新的发展，教训极为深刻。总之，十六益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将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健康力量，经济上的消费主体和建设主力，社会的稳定器和推动力，成为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者和促进力量。

(二)、官方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和法规法律，以遏制富裕阶层的那些导致全社会生活成本上升、导致广大低收入人群生活质量下降的消费行为。比如，对私家车、高档住宅等高消费活动征收高额税。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失业、下岗的职工，应提供再就业服务，进行再就业培训，鼓励他们自谋职业，使他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为防止收入差距不合理或过分扩大而引致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应该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合理调节全社会的分配关系和分配格局，尤其要依靠法制来治理以非法手段（包括权钱交易、不公平竞争、不正当经营等）攫取财富的行为。然而，除去一些政策性、体制性因素及非法手段因素，我国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根本上是与经济发展过程相联系的。因此，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办法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通过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自由流动，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而这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过程。所以，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平，缩小收入差距，要靠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来完成。

(四)、彻底改革初次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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