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闫利荣 学年论文 定稿
级是生活水准的低下、社会成员发展机会的匮乏以及发展能力的不足的社会成员,主要是不得温饱的农民,贫困线以下的城市下岗失业职工,劳动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差的其他弱势群体,等等。
三、两极分化的特点及其危害
(一)两极分化的特点
1、贫富差距特别巨大。上述我国的基尼系数,在世界各国中位于前列,全世界恐怕没有几个比我国贫富差距更大的国家了。基尼系数只是一般地说明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的数据。我国作为后起的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更有其独特之处,即存在着极少数富豪,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据统计,当今中国有亿万富翁三千多个,是真正的一小撮;千万富翁三十多万,占不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麦肯锡最新的调查表明,2008年中国的富裕家庭数量为160万个,在中国所有城市家庭中,只有1%的家庭达到富裕的标准;放到全国来说,只能占到千分之二、三。而大多数人的平均收入,仍在贫困线(日均2美圆)以下,处于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孩子上学困难的贫困状态。
2、两极分化特别快。我国的贫富差距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拉大,到本世纪初期形成两极分化,前后不过二十年的时间,这种速度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很少有的。
3、官僚特权阶层。构成了大富豪的主要成分。统计数据说明,中国的亿万富豪,高干子弟和亲属占了90%以上。这些人都属于新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一数据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高干子弟和亲属里边,这些人也是少数。
4、大多数劳动群众处于贫困状态。权威统计数据说明,2008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人民币4750元(大约合700美元),处于国际标准的贫困线以下;依据中国多年来的实际情况,起码有一半人占不到人均收入的一半,即不到人民币2400元(大约合350美圆),处于国际标准的绝对贫困线之下。一般工人的状况也不比农民好,甚至更差。以江苏为例,2009年月最低工资标准,一类地区850元,二类地区700元,三类地区590元,二、三类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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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大多数,即大多数的工人年工资收入在8400元以下。如果每个家庭为双职工,工资收入为16800元,抚养一老一小两个人,人均收入为4200元,如果是单职工,收入更低;还有大量的下岗工人,情况就更惨了。就是说,大部分工人处于贫困和绝对贫困状态。而在全国各省和自治区中,不论总产值还是人均产值,江苏省都位居前列,其他省、自治区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我国自己定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约1200元人民币,不知根据是什么)。
5、发生在的国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但目前的中国,却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社会的共同特点。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社会和两极分化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当代中国,或者是从根本上消除两极分化,或者是完全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8](二)两极分化的危害
目前我国贫富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且改变起来难度很大。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必须面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因此,关注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已经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不稳定的社会结构
贫富差距决定着社会分层,进而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类型。社会学家根据处于社会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的社会成员的比例,将社会结构形象地分为“金字塔型”、“哑铃型”、“橄榄型”三种类型。其中,“橄榄型”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结构,而“金字塔型”和“哑铃型”都是非稳定型的社会结构。目前我国属于“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
[6]即便以北京为例,目前也没有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因为,目前北京市处于中下层和下层的人数仍然较多。全市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和农民比重仍较大,均达到60%左右。因此,总体上来说,北京市属于非典型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这种类似“金字塔型”的高低明显、底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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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分层结构仍然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而且,由于社会底层人数较多,社会保障制度势必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庞大的低收入群体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压力。
2、贫富差距过大容易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
首先,当财富分配较为合理,贫富差距较小时,人们会把时间、精力和智慧集中放到如何创造财富上,这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够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当财富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过大时,社会成员就会更多地把时间、精力和智慧放到如何使财富的分配对自己有利上,而对财富的创造失去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和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社会稳定造成强烈冲击。
其次,贫富差距拉大使少数先富者对自己拥有的财富缺乏安全感,从而抱着不良动机参与政治生活,而获得了政治资本的先富者,其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能力较强、影响力较大,能够运用自己的巨大能量为极少数富人谋利益,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为社会稳定留下隐患。
第三,贫富差距过分拉大将导致思想观念冲突和价值冲突日益激烈,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差别越大,社会意识的差别也就越大。随着阶层分化的加剧,贫富阶层由于各自的经济、社会、政治生存状态的明显差异,其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分歧也势必越来越严重,这种冲突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消解,必定会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形成挑战,进而削弱社会的凝聚力,动摇社会稳定的合法性基础。
第四,贫富差距拉大还导致先富者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和先富者相关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已经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中国企业家的一项调查显示,自1995年以来,企业家遭遇人身威胁或伤害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表明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社会上很容易产生“仇富”心理,先富者往往成为一些社会矛盾的焦点。而为了人身安全,一些先富者雇佣保镖,甚至暗地里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勾结在一起,为黑恶势力提供活动经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黑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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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壮大,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破坏。
3、贫富差距过大导致普遍的社会不满
社会稳定与社会成员对现实状况的满意度密切相关,社会不满是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的源泉之一,大范围的社会不满是社会动荡的温床,在特定条件下,社会不满会由于某个或某些因素的刺激而突然爆发,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性能量,使社会陷入不稳定状态之中。当前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极易导致普遍的社会不满,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我国的传统文化使人们对贫富差距较为敏感,承受能力也较弱。西方的文化传统强调竞争和个人主义,重视权利和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因此社会大众往往把贫富差距归结为个人问题,习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去追究政府的责任。我国的文化传统却不同,人们往往更关注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权利、机会的平等,同时,对个人的独立性强调也不够,而是强调对政府的依附和顺从。正因为如此,当贫富差距扩大时,人们的承受力差,而且容易将扩大原因归咎于政府,贫困者也习惯性地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于政府的扶植和救济。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贫富差距的扩大必然伴随着大量社会不满的产生。
第二,导致贫富差距的不合理因素的大量存在,进一步激化了社会不满情绪。权钱交易、体制性垄断等非公平因素的存在,使贫富差距不合理扩大,也使很多社会群体在改革中不仅没有共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有的甚至现实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们内心必然会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出现较为严重的心理失衡。据2005北京市社情民意课题组调查,有54.7%的被访农民认为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不公平。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人们极易采取过激行为宣泄心中的怨气,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
第三,我国贫富差距产生和扩大的时间过程较短,也是易引起社会不满的重要原因。在西方,贫富差距由来已久,有的甚至是代代相传下来的,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够得到人们的承认和尊重。而我国在改革初期,社会成员相互间在资产占有上几乎是无差异的。也就是说,目前的差异是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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