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州窑

陶、冶、斤、斧。”《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原始瓷的烧造，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江西是原始瓷的起源地之一，原始瓷的烧造为洪州窑的创烧提供技术支撑。江西陶瓷文化源远流长，一万多年前的万年仙人洞的先民就烧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绳纹红陶，商周时期的吴越遗址和角山窑址成功地创烧了原始瓷。此后，青瓷的制作和生产在江西从未间断过。洪州窑继承江西地区悠久的制陶历史和烧造原始青瓷的先进技艺，经过长期摸索和实践，终于在东汉晚期烧造出成熟的青釉瓷器。[17]这表明，江西丰城地区与浙江宁绍、湖南湘阴地区一样，都是我国青釉瓷器的发源地。洪州窑瓷器的烧造与继承前代的技术是分不开地。

东汉晚期和三国东吴时期是洪州窑的初创期，此时洪州窑的瓷器胎质较粗，含有细沙，施釉不匀，纹饰简单带有原始瓷的特征。西晋时期洪州窑制瓷技术有较大改进，胎质细腻，施釉均匀釉色透明呈青绿色，特别是褐彩的运用起到了美化瓷器的效果。东晋时洪州窑进入盛烧期，窑工不断革新陶瓷工艺，改革工艺流程，特别是首先使用在焙烧时能随时验测瓷胚生熟的火照和防止胚件直接与烟火接触的匣钵装烧工艺。入隋，灰白化妆土的使用使瓷器的颜色更加美丽，瓷器的造型也趋于秀丽。唐代，洪州窑瓷器除了继承前代的技术外还充分利用单色釉的特点，通过对瓷器胎质的改造使瓷器的釉面更加柔和，

光泽加强，使洪州窑瓷器与其他窑口相比以釉美取胜。洪州窑的不断创新是洪州窑窑火能够延烧800余年而不灭的重要原因。唐代时期，在江南地区有婺州窑、寿州窑、越窑、鼎州窑等窑，陆羽在其所著《茶经》一书中对当时主要瓷窑所烧制的碗有如下评论：“眢，越州上，鼎州次，岳州次，婺州次，寿州，洪州次??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18]唐朝窑瓷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正是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同时在这种瓷的销售地也引起当地瓷窑仿烧，扩展到他处。一方面是降低成本，各个瓷窑间都有竞争，不论是一个瓷窑系之内，或一个瓷窑系之外，竞争的结果就是名瓷名窑的出现。

4．统治阶级意志和社会风俗对洪州窑的影响

夏、商、周 三代是青铜时代，上至国家祭祀下至公侯贵族的日用器皿都用金银铜等贵金属制造以显示对天地鬼神的尊重和身份的显赫。战国时期开始陶器开始慢慢的取代贵金属的地位，特别是到两晋南北朝时期陶瓷开始渗入人民生活的各个角落，但是到唐代时人们对铜器仍有特殊的偏好。德宗贞元时，盐铁使张滂上奏说：“伏以国家钱少，损失多门，兴贩之徒，潜将销铸。每销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杂物器物，则斤值六千余。其利既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间，钱实减耗”。因此唐廷下令严厉禁止。但禁令并未收效，敬宗宝历元年（825）再次下诏规定：“销铸见钱为佛像者，同盗铸钱论”。严厉的禁令不能

阻止民间为谋取厚利而销熔铜钱，使本来铸造不足的钱币加速消耗。唐文宗时宰相李珏指出，“江淮以南，铜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销钱一缗可为数器，售利三、四倍，远民不知法令，率以为常，纵国家加炉铸钱，何以供销铸之弊？”。

铜钱被用来制造成生活器具，使唐朝出现钱荒统治者不得不实施“禁铜”， 禁铜有“一举而四美兼”之效。“公钱不破”（盗铸现象减少）；“不犯死刑”（因犯盗铸而受重刑之人减少）；“钱又日增”（铜材被集中起来由官方铸造，流币增多）；“末复利矣”（缓和通货紧缩，促进工商业发展）。这使得人们原本对铜器的需求受到抑制，瓷器在此时就满足了人们的需求。

饮茶之风的盛行是洪州窑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人的饮茶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饮茶之风迅速蔓延，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剧古籍记载，当时的饮茶方式与今日大不同，所以需要不同形制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的需求。而后茶叶由于开元灵岩寺降魔师[19]的推崇，更是风靡全国。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以产茶著称的祁门，“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20]。同时，大批商人自南向北贩运茶叶，“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饮茶之风的盛行带来的另一结果是对茶具的大量需求。如茶炉、茶盏、茶漏等用具，而这些茶具都是瓷制品。同时，唐代著名茶饮文人陆羽认为用青铜器饮茶有辱茗茶之清香，且不能留存茗之温热，而瓷器轻盈美观，能观茗之颜色，存茗之清香，美瓷与香茗之搭配为相得益彰，陆羽在其所著《茶

经》一书中甚至对当时主要瓷窑所烧制的碗进行评论：“眢，越州上，鼎州次，岳州次，婺州次，寿州，洪州次??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从而在很大意义上推广了瓷器的使用，随着茶饮的普及，瓷器的技艺也逐渐向精美发展。另外，此时洪州窑瓷器已成为朝廷的贡品《新唐书》105卷亦载：“若广陵则锦、铜器??豫章力士瓷??船皆尾相接进,数十里不绝。关中不识连樯挟撸，观者骇异。”正由于统治阶级意志使然，洪州窑得到了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厚葬风俗也为洪州窑兴盛提供契机。重视丧葬质量，是中国讲究孝道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论语》的“慎终追远”， 《中庸》的“视死如生，事亡如存”，到孟子把“厚葬”上升为一种“礼俗”观念，再到荀子那里直接提升至“礼制”的高度，沿袭千年的厚葬之风一直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主流。汉代，人们不仅把厚葬看作行孝道的表现，而且还把升官发财、消灾弭祸等愿望寄托于死者的魂灵。一时“世以厚葬为德，薄葬为鄙”，“令先人坟墓简约，非孝也”的厚葬之风达到了巅峰。这种追求奢华、讲究排场的生活方式，集中反映于等级森严的典章制度在殉葬品的使用方面。唐朝时期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足，特别是统治阶级生前穷奢极侈，不仅生前使用大量的瓷器，而且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人国人心致乱，更相煽动，破产倾资风俗流成，下兼士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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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在唐代的墓葬中有大量的出土，在当时上至王室成员，下至士

大夫阶层乃至平民百姓，都流行以瓷器陪葬。在江西地区东晋至唐代的墓葬当中，瓷器的出土量在出土器物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