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李大钊故居 - 图文

周刊》。1922年8月在杭州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随后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说明中共关于实行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大以后，多次与孙中山会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直接负责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同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7月回国后，负责中共北方区委工作。在1925年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他领导北京人民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关税自主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等革命斗争，并派共产党员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对冯玉祥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6日，在苏联大使馆中，被闯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军警逮捕。被捕后，他坚贞不屈，于28日英勇地走上绞刑架，从容就义。就义后，遗体被安置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现在是重要的革命教育基地之一。 （参考 百度知道）

三．李大钊的三大革命贡献

（一）李大钊顺应时代的需要，率先在中国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为中国人民选择了科学的革命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是热情宣传十月革命伟大意义的第一人。从1918年7月至1919年元旦，他连续发表了《俄法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及《新纪元》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1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也是“庶民的胜利”。他还特别指出：“布尔什维克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为宗主的”。这个“主义”“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这个“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

1919年10月和11月，他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下篇，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这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给了中国人民。他在文章中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其后，更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拯救中国的导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兴起。这一思想运动在李大钊的培育指导下，迅速扩大，最终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李大钊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运用这一科学世界观来研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他一方面十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力求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一科学理论，获得“真知”“真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要联系实际，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必须要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我们的实境”。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必

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必须依靠农民，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发挥农民的革命作用；必须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必须通过武装斗争达到革命目标等思想。他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最早的宝贵贡献。

李大钊很早就提倡“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随后又提出“宣传主义”不应“偏于纸上空谈”，“重要的是必须同人民群众的实践保持密切的联系”，“绝不应当只是少数文人的笔墨运动，而应当是街市上、乡村里的群众运动”。他提醒革命者“应该认识群众势力的伟大”，要求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努力工作，“共同创造新历史”。在李大钊的倡导、教育和影响下，五四期间和五四以后，北大的不少知识青年，就曾去了长辛店、唐山、内蒙等地的工厂、农村，深入实际，开展工作。李大钊提出并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也为革命知识分子指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二）李大钊着力研究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昭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是马克思主义三大科学原理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在研究、传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同时，已从理论上反复阐明了社会主义必然要发生、必然要实现的历史发展规律。他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科学理论，解答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疑惑，还发表了多篇文章和讲演，并在北京大学开设了《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课程，系统介绍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阐明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发展历程，并从理论上分清两者的根本区别。

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的实际形式，不可能是一种模式，一成不变的。他强调“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行，必须有其“共性”，又有其“特性”，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也会有自己的“特性”，即特色。而且在各个不同的时期也会有所不同。

李大钊在解答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和疑惑时，提出了不少重要的见解。他指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是要实现“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改变多数穷人供奉少数富人的状况”，“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不是向那穷苦不自由的地方去的”。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无竞争，他回答：“社会主义亦有相当的竞争”。“社会由竞争而进步，良好的竞争，无不可以行之”。“不过禁绝”“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境”、“使人犯罪等”那种“资本主义的竞争”。对于自由、民主问题，他认为：“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想得到真的、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只是“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个人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正确处理这两种关系。关于“民主”一辞，李大钊主张，可直译为人民的统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大多数人的民主。李大钊当年的这些论述，我们今天仍感到十分亲切。

（三）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而最早商议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1920年2月，李大钊化装护送陈独秀从北京到天津，准备南下的路上，两人就商谈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送别陈独秀后，即与邓中夏、高君宇等经过酝酿，于是年3月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建党作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4月，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先找的是李大钊，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找了陈独秀。这年的8月和10月，在陈独秀、李大钊分别领导下，上海和北京先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上海的早期组织，并在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共产党的名称，也是在此之前，由陈独秀征得李大钊的建议确定的。

李大钊还于1921年3月发表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最早公开提出建立共产党的主张。他说：“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社会主义团体”。这个团体应是“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这是一篇在秘密建党的状态下，公开发表的文章，有些话不可能说得那么直白。但意思却十分清楚，就是要创建一个“主义”明确，旗帜鲜明，组织精密强固，能负起领导中国革命重任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这篇文章，基本上阐明了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建党的正确主张。

李大钊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陈独秀等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先锋队，使中国人民有了领导自己进行斗争的战斗司令部，从而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

（参考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长 王学珍学说演讲 有删减）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