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泛读教程3 - - 课文翻译

萨拉·吉尔伯特

书本型聪明人、艺术型聪明人、身体型聪明人、街头型聪明人，以及人情型聪明人：这些标签描述了不同形式的智力及其作用。正如你会想象的那样，心理学家和其他研究智力本质的人，已经对他们区分出来的类型给出了更为正式的术语。通常使用的一套标签是：汇聚 型、发散型、吸收型、容纳型。汇聚者和吸收者就像是书本型聪明的人；发散者就像艺术型聪明的人；

容纳者就像街头型和人情型聪明的人。

不管用什么样的分类，我们都会发现一些聪明形式在个人身上交叠出现。事实上，对于“什么是聪明的不同形式”这个问题的回答，多得可能像宇宙中的人一样数不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不会是定型的角色；我们每个人都有多方面

的特殊才干。

尽管如此，我们每一个类别，你也许都熟悉至少一个符合条件的人。在你阅读对不同类型之人的详细描述时，要记住这些人。

起初，那些类型中每个人都必须具有不同的能力，以表现其特有的聪明。但事实上，我们所列出的智力分类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利用同样的要素：学习能力、记忆、速度、判断力、解决问题的技巧、对语言和其它符号的熟练运用，以及创造力。而且，不同类型聪明的人其思维过程包括相同的步骤：计划、理解、想象、记忆、感觉和行动。

智力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部分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和大脑先天和后天所具有的不同素质，部分是由于每个人所学到的价值观和动机。

然而，每种不同类型的聪明都使用相同的步骤，这一事实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学习或发展任一个或所有类型的技能。下面我们来更仔细地看一看聪明的许多不同形式。

书本型聪明人是一个在学校里表现好，在考试、包括智力测试中能得高分的人。他（她）办事会极有条理，解决问题符合逻辑，按部就班，语言运用能力强。对书本型聪明人的另外一个标签是“知识分子”，即那种运用头脑更多地去了解，而不是感觉或控制的人。而且一个书本型聪明的人特别以拥有知识而自豪。知识的范围会从文学到科学到数学，但它很可能集中在某一领域。研究表明，不同的知识区域在大脑里占据不同的簇，因此一个在复杂计算方面高度发达的人，在控制讲话和写作的领域就不会那么发达。

尽管我们说过，目前的研究表明学习的中心可能分散在大脑左右两半，但在书本型聪明的人的生活中，掌管逻辑活动的左脑可能是最重要的。书本型聪明的人也会富有创造性。比如，如果没有创造性的洞察力，许多数学的或科学的问题就不可能被解决。不过，一个书本型聪明的人首要关注的是知识的增加。

另一方面，艺术型聪明的人主要依靠创造力。他们创造出音乐、绘画、雕塑、戏剧、摄影或其它形式的艺术，却说不出他们为什么或如何选择了某个特定的形式或设计。他们被称为“右脑型”的人，因为像触觉和直觉――不使用词语来形成观念――这样的能力，其控制中心似乎在右脑。从事艺术的人总是通过看、听和感觉，而不是通过认认真真地阅读和记忆来获得知识。 艺术型聪明的人在学校可能会表现不是太好，这并不是因为他（她）不聪明，而是因为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与老师和测试通常所用的方式不很适应。一个书本型聪明的人在数学考试中会按照逻辑来解题，一步步地算出结果；而一个艺术型聪明的人只是“知道”结果，却不能列出计算过程。在社会研究的考试中，书本型聪明的人会仔细地列举事实，而有艺术细胞的人却会把事实仅仅当作材料来编织故事。可以肯定，在这两种情况中，书本型聪明的人会得到更高的分数。

当然，想真正成为艺术家的人，可能需要吸收大量的“书本知识”，以便为他们的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有其它的重叠情况。比如，有极高音乐能力的人，也会很擅长数学，可能是因为这两种过程大脑细胞的交互作用相同的缘故。而且，要想利用任何一样才能，艺术型聪明的人也必须得对身体有良好的控制。

那些我们称作身体型聪明的人能够对身体大量进行那样的操纵。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一开始就具备适宜进行某种体育运动的身体――他们可能有遗传下来的发达的肌肉，适宜踢足球；或关节松而灵活，适宜体操运动。或者他们会是那种双手能自然地进行良好协调，来完成复杂动作的人。

但是尽管他们能力的身体基础可能是来自于基因和特别敏感的大脑运动神经控制中心，要想利用他们的“自然”技能，他们必须能够精确地进行观察――判断出一个运动是如何做的或一个物体是怎样构成的――他们还必须考虑自己如何来做。这种思考涉及到那些能够使大脑“告诉”它自己另外一部分做什么的信号的复杂运用。在其它情况下，例如在学校，一个身体型聪明的人可能最善于通过某种身体技巧来学习：比方在复习备考时，他（她）会通过大声地念，用动作演示事实，或用手指轻叩报数来记住要记的东西。尽管运动员或双手灵巧的人在功课上被嘲笑为“笨”，这却不一定是准确的情况。要想在身体技能上做得好，一个人必须大量练习，能够集中注意力，并且在追求一个目标时坚持不懈。这些在意志和自我控制方面的素质也可以用来取得更显得是\智力上\的成就。

坚持不懈也是街头型聪明的人一个重要的品质。他们是能够把困难当作挑战，把几乎任何情况都转变得对自己有利的人。作为年轻人，他们能够在打零工时挣最多的钱，或别人都以为音乐会票已售光时自己却搞到了免费票。作为 成人，他们比方说可以是商业巨头，或是那种不管有多大或多小的才能都能一夜成名的人物。一个街头型聪明的学生会在他（她）知道最重要的学校课程上学得很好，而将其它的课程几乎置之脑后。参加考试时，交际型聪明的人得到的分数可能会超过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应得的，因为他们能“猜透”考试，还因为，当遇到一个他们不会回答的问题时，他们善于在试卷上写些看上去不错的东西。

在这些方面做到街头型聪明――能够达到高度个人主义的目标，能够克服使别人一愁莫展的障碍――一个人必须多面地利用智力。它需要出色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性思维、好的计划和目标的确定、精确的知觉、坚持不懈的努力、快速的思维和很强的直觉。

直觉在人情型聪明中也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这种聪明能让一个人感觉出别人在想什么、心情如何、需要什么，以及在做什么打算。尽管我们会把这种能力当作基本的“本能”，它实际上依靠大脑更高层次上的活动。人情型聪明的人能够非常准确而迅速地觉察出别人注意不到的线索和关系。他们还能把得到的信息进行分析。一个人情型聪明的学生仅靠与单个的老师富有成效地交往就能取得好成绩：有的老师为其吸引，有的对他特殊的帮助请求有求必应，有的不管结果如何对于艰苦用功的学习都给予酬报，如此等等。人情聪明的学生能轻易地判断出什么是应该采取的最好方式。当然，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在其它活动中也会取得好的成果――他们会成为俱乐部和团体的头头，他们还能把重要的人物，像潜在的老板，拉到他们这边来。他们可能会被归入右脑型的一类人，像艺术家，但他们语言的能力，不管是书面还是口头的，大大地利用了左脑 。

你是否已经能将你在班上、家中，和邻里认识的人与这些类型进行比较？当然，没有一人实际上是个定型：具有其中任何一种我们所描述过的聪明的人也会有其它方面的聪明。

UNIT13

道德、猿和我们 马克 D·豪泽

有人看见一只雌性的大猩猩救助一个不省人事的3岁男童。她为什么那样做？她是否也有同理心？动物能学会共享、合作、惩罚，以及表示出同理心？下面的这篇文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将近四年前，一个芝加哥郊外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的游客，用摄像机拍下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情。一个3岁的男孩掉进了大猩猩的 围场里，失去了知觉。一会儿，宾蒂·朱叶，一只雌性大猩猩，走了过来，抱起了这个失去知觉的男孩，把他搂在怀中。然后她走过去，把男孩轻轻地放在管理员出入的门口。报纸大幅标题赫然标着：\大猩猩救男孩，\这件事打动了全国人的心。

大多数报道认为，宾蒂救那个男孩，是因为她对他的处境进行了换位思考。尽管大猩猩做的事情确凿无疑，她为什么要这样做，还有许多疑问。她是不是意识到孩子不省人事？她是不是关心他的安危？对一个有知觉的男孩，一只猫，一个玩具熊，或者一袋土豆片，她也会这样做吗？ 不管报纸的标题怎样暗示了宾蒂的道德素质，答案绝非是清楚的。例如，发展心理学家苏珊·凯里和弗兰克·凯尔的研究表明，小孩快10岁时才能完全识别死东西和活东西的区别。而且到今天为止，没有一项猿类智能研究接近于表明，猩猩、大猩猩或是黑猩猩，具有一个10岁的人的智力水平。我们只能猜测为什么宾蒂那样做。而且 ，一次偶然的事件也不足以保证结论正确。

但是宾蒂的行为确实引起了公众和科学界对这个大问题的兴趣：什么智力特点引起我们符合道德地行动，多大程度上别

的动物也具有 这些工具？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对我们用来解答这些问题的方法很感兴趣：别的生物也能够共享、合作、惩罚骗子，表现同理心，以及行动无私吗？

在一项1988年的研究中，苏黎世大学的人种学者爱德华·斯塔姆贝奇对长尾猕猴进行了一次试验，以测试它们控制攻

击性的行为和相互合作的能力。首先，每只猴子都接受一种训练，按一下一种装置上的杠杆，就能得到一把爆米花。当每个猴子都学会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做时，就把它们分成更小的组。然后训练每小组中一个地位低的成员去按一系列扛杆，这些扛杆以特定次序排列，能使装置倒出足够三个猴子吃的爆米花。在训练中，装置开始只给这个地位低的专家放出爆米花。 起初，地位高的猴子威胁地位低的猴子，要它们一直远离爆米花箱。随后，地位高的猴子才知道，原来地位低的猴子有一种独特的技巧，于是它们就跟着地位低的猴子来到装置前，等着攫取所有的爆米花。不久，地位低的专家不再操作那个装置。但这个罢工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一些地位高的猴子改变了它们的行为。它们不再把地位低的专家赶走或是吃掉所有的爆米花，霸道行为开始有所收敛。它们安静地走近， 允许地位低的专家吃一份爆米花。不仅如此，一些地位高的猴子开始更经常地为地位低的专家梳理毛发。尽管这种态度的转变使地位低的专家能够吃到它们通常无法得到的食物，它在小组里对它们的上司并没有什么影响。专家的地位依然很低，但是当它们的技术对权威者有用时，就允许坐在上席餐桌。

其它试验还发现，猴子还有一种初步的所有权观念和对财产的尊重。尽管这些看起来全是人类所关心的事情，然而有地盘感的动物如翻车鱼，蜥蜴，麻雀，和长臂猿都有这些问题。一个 地盘的所有者护卫的空间，就好像是它的财产，一个外来者对他者地盘表示尊重，就表明了它承认所有权和财产权。

例如，一项1991年的研究中，苏黎世大学人种学者汉斯·库马和玛丽娜·戈兹对一种猕猴进行实验，这些猕猴有某种别的猕猴没有的东西――一个装满葡萄干的透明管子。这个管子或者被固定到墙上，或者自个儿立着。如果是自个儿立着，它被系在一根或长或短的绳子上，或者干脆不系绳子。一个地位低的猕猴被 允许首先去打开放在各种不同地方的管子。然后研究者们观察占优势的猕猴如何反应。尽管占优势者经常从下属那里抢走物品，试验揭示了它们的反应后面的潜规则。情况总是这样：占优势者更经常地拿走固定的管子，而不是自个儿立着的管子；当下属猕猴没有拿时，才去拿自个儿立着的管子。在占优势的

猕猴看来，站在管子旁边看着它并不足以表明拥有它。如果一个下属猕猴把一个管子紧靠身子抱着，那么占优势猕猴就会抑制住自己想去抢走管子的冲动。这个有趣的例子表明，抑制自我在猴子们保持社会规范方面是如何起关键作用。

但是，在任何有规可依的社会环境中，个体常常发现违犯规则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违犯规则者会受到惩罚吗？为了探寻

这种可能性，我在凯酉·圣地亚哥岛进行了试验，该岛是邻近波多黎各的一个研究站，上面生活着大约800个恒河猴。这种特别的猴有一个有趣的习俗: 和不分享食物的长尾猕猴不一样，这些恒河猴在发现食物时总是大声叫喊。在研究中，我和我的同事们选定一些独处的猴子，给它们少许食物。它们的第一反应是四下看看，大概是想断定附近有没有敌人。少数的猴子一直在 等待，最后，好像是摆出一副步兵格斗的架势，小心翼翼地朝食物移动。只有一半发现食物的猴子叫喊。当它们被别的小组成员发现时，有些就会受到狠狠的攻击。我们最初猜疑，那些受到攻击的猴子比那些没有受到攻击的猴子的地位要低。结果证明这种预测是错的。令人吃惊的是，地位高和地位低的猴子都受到了攻击。它们是否受到攻击，要看它们有没有叫喊。发现食物而不吭声的猴子比那些叫喊的猴子遭到更经常、更凶狠的攻击。似乎，那些猴子受 攻击，是因为它们不适当地保持沉默，隐瞒了一个丰富的食物资源的信息。

在第二次试验中，我们对外围的雄性猴子进行试验，它们是在不同群体之间流动的外来者。在26个外来雄性猴中，给予

它们食物时，没有一个叫喊。它们直奔食物，要么当场把它吞下，要么抓上几块后带着跑到一个新地点。这样，看起来一个已确立的恒河猴群体的成员们遵循着这样一条规则：攻击那些发现食物而不与大家分享的成员。自然的结论似乎就是：为什么要冒险去进攻那些一时的侵犯者呢？

这样，研究表明，动物能够抑制它们的冲动，惩罚那些违反社团规则的成员。但是怎样说明同理心？怎样说明宾蒂的事例？除非我们能够证实动物理解他者的思想和感情，我们就不能假定它们的行为像人类所理解的那样是道德的。道德行为的规则是建立在对与错的信念之上的。我们如何形成这些信念基于一种正义观，一种对特定的行为如何影响别人的考虑。要理解我们的行为如何影响别人，这需要同理心。

人种学者弗郞斯·德·瓦尔在其1996年出版的《善良的：论人类和其它动物中正确与错误的根源》一书中， 提供了几起观察到的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中明显的同理心例证。然而，更为深入的了解来自40年前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当时动物的待遇水平还处在最小的限度。今天，这些试验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在了解动物感情的研究方面，它们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窗户，有待时间较近的科学观察将其开启。

有一项实验是由心理学家罗伯特·米勒和他的同事们设计的，用来了解一只猴子是否能够理解另一只猴子的面部表情，即人们认为的感情显示器。首先，一位调查者训练恒河猴在听到一种特定的声音后拉一根扛杆来避免电击。然后其中一只猴子――“作用者”――被关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一根扛杆 ，还有他看不见也听不见的第二只猴子――“接受者”――的现场电视图像。接受者能听到电击将要到来的声音，但却没有扛杆来避免它。 进行这项实验的假定理论是，接受者会听见声音，预料到电击的到来，脸上会显露出害怕。如果作用者理解了接受者的面部表情，它就会利用这个信息来拉动扛杆。如果作用者不这么做，两只猴子都要受到电击。由于电击试验是随机的，而且两只猴子都听不到对方，所以没有办法预测反应的时间，只有看显示器上接受者的图像。结果，当接受者听到声音时，作用者拉动扛杆的次数明显增多。米勒下结论说，作用者能够看懂接受者的面部表情。而且，他和他的同事们还提出，两只猴子表现得很合作：为了避免电击，接受者发出一个信号，表演者看懂了这个信号。 接受者是否想要给作用者提供信息？这是一种合作吗？接受者当然一定感到了无助和害怕。但要想认定它们在向作用者发出信号，我们得证明它们意识到作用者在场。而就实验的设计来说，它们当然不会意识到。倒不如说，每个接受者的反应是由声音引发的，就像医生用小槌棒敲时我们会往外踢腿一样条件反射。看起来可能是作用者在接受者的行动中对某一个变化熟悉了起来，这个变化相当有规律，可以用来预测电击的到来。但是 ，通过一个面部表情来预测一个反应，与把面部表情看作他者的感情显示是不一样的。

这项实验留下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尽管很明显，恒河猴能够通过观看面部表情来学会避免电击，我们不知道这个反应是否是由同理心引起的，而对利他主义来说，同理心是很必要的。一个人得感受是别人的话会是怎样，得感受别人的惧怕、痛苦，或者欢乐。我们不知道作用者是否也意识到了接受者的感情。作用者也没有理由在乎这些。从作用者的角度看，要紧的是显示在电视屏幕上的图像，其作用是可靠地预测电击。更好一点的实验，应该是让作用者看到接受者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把电击限于接受者身上。

在1964年的一项研究中，朱尔斯·梅瑟曼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一项不同的实验，这次也是用恒河猴来做的。一个作用者接受训练，对一道闪过的蓝色或红色的光做出反应，拉动两个链条中的一条以得到食物。接着，一个接受者被安置在作用者可以看到的附近。实验者然后改变对闪光的颜色做出反应的结果。看到一种颜色拉动链条得到食物；看到另一种颜色拉动链条，既能得到食物，又会给接受者带来一阵强烈的电击。大多数的行动者拉动带来电击的链条的次数，比拉动只带来食物的链条的次数 要少得多。15个表演者当中，2个甚至有5到12天没再拉两个链条。当行动者与新的接受者搭档时，大多数继续不去拉带来电击的链条。相互非常熟悉的搭档，比不熟悉的搭档，趋向于显示更多的利他主义行为。 这最后一次实验最引人瞩目的地方是，是有可能有些猴子为了避免伤害另外的猴子而不去吃食。或许作用者感受了同理心，想象到受电击会是什么感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看到别的猴子面露痛苦是不愉快或带有威胁性，恒河猴会尽其所能地避免不愉快的情况。或者作用者担心有一天它也会是受电击的对象。尽管不去吃食似乎是一种同理心或同情心反应，它实际上可能只是一种自私的反应。

就像试验显示的那样，动物绝不是机器人，只受本能反应的驱使。它们对其社会和生态的环境都很敏感，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能够抑制一种反应而偏向另一种。而且，它们会惩罚别的动物，有时会减轻别的动物的痛苦。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实验能够证明，动物清楚其它动物的看法或意图。而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就不可能有道德上的判断。

有道德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促使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道德行为的能力是如何来的。猴子们利用类似规则的方法来增进一个团体的福利，包括保持和平，遵守边界，和共享食物。它们不必理解这些规则就能遵守。人类是一种不同的动物：我们能够有意识地评价一种行为是对还是错，但是我们这样做往往依我们社会的习俗而定。在这点上，我们道德直觉的根源和其它动物所显露出来的利己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祖先已经有了感受同理心和正义的独特能力，文化是如何建立于一种普遍的道德感之上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道德潜力还远远没有被充分认识。正如斯巴达国王阿杰西劳斯所说，“如果每个人都是正直的，勇猛就没有必要。”

佩珀堡的鹦鹉 马克·考德威尔

亚历克斯，23岁，格里芬，4岁，简直是家居布置的克星。由于这俩个精灵淘气的非洲灰鹦鹉作乱，它们的实验室兼居 室，看起来就像有微型龙卷风吹过。地上到处是吃剩的快餐掉出来的水果片，撕裂的玩具，以及一大堆被亚历克斯兴致勃勃毁掉的硬纸盒。

动物行为学家艾琳·佩珀堡，这两只鸟的看护人，对它们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宽容，部分是因为它们对她在动物智能方面的科学研究给予了丰厚的回报。二十多年来，她的研究一直潜 在地挑战只有人类才能进行真正的思维和交流的观点。在一系列严格甚至苛刻的试验中，亚历克斯和格里芬都表现得相当聪明，能够理解和想象它们周围世界的抽象形体，而这一本领曾被认为是人类特有的。

在佩珀堡的训练下，这两只鹦鹉说起英语来吐字清晰，即使是爱挑剔的演说专家也会被它们逗乐。但这项工作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在声音训练方面的实验。这两只鹦鹉不只是在学舌――它们把特定的词语与特定的物体联系起来，还学会了识别许多不同的颜色，形状，和材料。给亚历克斯看一黄一蓝两个三角形，问其相同之处何在，它就会说，“形状。” 问其不同之处何在，它就会说，“颜色！”

佩珀堡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项研究，在此之前，很少有科学家研究过鹦鹉的智力，就是今天也没有什么人研究。许多的研究都集中在猴子、黑猩猩、大猩猩和海豚身上，这些动物都比鹦鹉难饲养和难对付得多。佩珀堡特别喜欢鹦鹉，是因为像人类一样，它们是一种聪明、长寿（通常能活到50岁）、要依靠交流才能生存的社会性动物。而且，最大的好处是，与人类交流，鹦鹉不需要设有按钮的装置，也不需要教给它们手势语：它们能够学会说话。没人知道为什么鹦鹉能做到这一点，或它们究竟怎样学会说话的。但是它们尽管只有胡桃大的脑子，它们还是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甚至连那些最爱持怀疑态度的人，到佩珀堡的实验室来看一看，也肯定会为这两只鸟的表演大吃一惊。比如，当亚历克斯想到实验室旁它最喜爱的一个门廊去时，它就命令道，“去看树！”它说的一些话是新的――它还没学过的新词新句。例如有一次，它的两个学生训练员 在一天结束时正准备离开实验室，亚历克斯告诫他们说，“你们要乖。明天见！”

不仅仅是鹦鹉所说的话使它们看起来怪怪地有点像人类；还有它们轻易地表现出来的智力水平。看看格里芬在佩珀堡的一次试验中表现，这次试验用来发现鸟类是否能够利用一个物体在镜子里的影像以操纵它。一般来说，儿童直到三岁才能掌握这个技巧。在实验中，一颗坚果被藏在盒子盖下。坚果系在一根穿过盒盖上一个开口处的绳子上，并连在一个纸夹子上好让鹦鹉拽。这个开口处又分成三道叉，每一道叉末端形成一个小洞，坚果可以通过小洞拉出来。问题难在这三道叉中有两道是被堵着的，只能通过镜子看盒子里面的倒影才能看出来。大多数试图解开这个机关的人都被难倒了，但格里芬从它站的实验室柜台处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会儿，就要求带它过去，它也许朝镜子里看了半秒钟，成功地顺着正确的通道拉出了坚果，猛地把它甩出开口处，然后一下子抓住。

尽管艾琳·佩珀堡一直喜爱动物，她在哈佛念研究生时选的却是化学专业。在那里，70年代早期，她偶然看到一个有关动物如何学习的电视记录片。就像当时的许多研究者一样，她被动物有多聪明以及它们是否能和人类交流这个问题迷住了。在完成化学专业学位的同时，她开始选修动物行为、心理，交际方面的课程。1977年她得到了一岁大的亚历克斯。它成了她在珀杜大学一个小实验室的研究中心。

在那个时代，许多对动物智力的研究最终都因敌不住怀疑论者的攻击而失败。最引人注意的是沃什欧，这是一个因能明显地熟练掌握美国手势语而闻名世界的黑猩猩。但是观看沃什欧的人反对说，它的研究者们在给它微妙的暗示，并非常宽容地把模棱两可的姿势解释成代表某个意思。“当一只鸟对你说‘明天见’时，很容易对此做出过度的解释，”佩珀堡说。“像这样的事情我多得能写一本书。但哪些真正有参考作用？”换句话说，什么东西能证明鸟类知道它自己在说些什么？看起来有非凡的智力，但实际上只是在回应其主人或训练者无意识的提示。在科学史上，这样的动物多得是。

为了避免这样的错误，佩珀堡以一个固执的怀疑论者的细心来设计实验。例如，当一个实验要求亚历克斯学会像“没有一个”这样的新词时，佩珀堡一直训练到鹦鹉的发音已经相当准确，不同的观察者对它所说的话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一致认可才罢。这样就保证了急切想让亚历克斯成功的实验者 ，不会把一个任意的模糊音误听成正确的回答。她也竭力避免一个正确的回应有可能仅仅是条件反射――由于期望得到报偿而产生的机械性行为。因此实验者们不断变换问题，以确保亚历克斯是在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