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29岁市长周森锋事件

国家公务员制度作业

浅议“29岁市长周森锋事件”

07MPA学位班：

近日，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周森锋，以29岁年龄、硕士研究生学历优势、“全票”当选湖北襄樊地区宜城市市长，引来网民及社会各界阵阵热议，连日来一直遭网民质疑而成为热点，尽管最初网民所怀疑的“高官家庭”背景属子虚乌有，也未发现他有买官的事，但是，经过反复的“人肉搜索”，终究还是让这位市长露了馅：他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学历时，论文《基于价值链的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涉嫌抄袭，评其学术不端行为，硕士学位“注水”了。而他妻子霍焰的论文也遭抄袭指责，接着他又被“爆”出了抽“高级天价烟”。从周森锋上任以来的一系列事件，抨击者有之、落井者有之、勉力者有之，众象纷纭，揆诸现实，本人认为有一定的内在原因值得分析、深究：

首先，29岁当市长似乎与当代官场升迁规律不相符合。从一般干部的升迁来看，当上正处级干部得40岁左右。特别是按照官场惯例，官员通常是一步步地升迁的，否则就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值得研究”心理。如：现实中官员级别越高年龄越大则是这种惯例的最有效证明。于是，29岁的周森锋，给了公众无限的想象空间。出于惯性认识，公众很容易给周森锋的加速度升迁，套上了“后台”、“背景”的外衣。于是媒体、网络等对这位年轻官员的快速升迁有着敏感反应，关注于其父辈、岳父辈等是否有着裙带关系，探究是否其背后有推手的作用。这说明了，一方面，民众对官员的升迁知情的比较少。说明周森锋的信息披露仍不够充分。表面看，周森锋业绩卓著，但察其履历，看不到骄人政绩，只看到他在官场不同岗位上转腾跳跃。至于大家颇为关注的其父辈、岳父辈等相关情况，更是一无所知。而且，所谓的“全票当选”亦让人感到疑惑——那么年轻，能有如此的“票房号召力”？虽然官员任用表面有一系列细致、严格的程序，但现实中民众对其工作能力、考核标准等方面知之较少，认为官员任用主要由上级决定，与自己关系不大。所以当一名年轻干部快速提升时，民众有了疑问，这也说明了目前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不够透明和公开等弊端。另一方面，官员提拔、升迁的惯性思维仍然在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虽然我们经常听到加大对选拔年轻干部的倡导，但当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个年轻的高级官员后，却又让民众又感觉“不可思议”。年纪轻轻的，当上60万人的父母官，这是有的人为官一辈子想也不敢想的。这种惯性思维在中国官场文化已形成多年，清朝重臣李鸿章认为，这世界上最好做的事情就是当官。如今社会上最让人羡慕的职业还是当官，一个人只要当上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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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那长，就会让人刮目相看，就可以光宗耀祖。因此，年纪轻轻当上市长后，自然与大众的心理预期有差距；更是大多数人所需要苦苦追寻的目标转眼，在这位工作时间不长的小伙子身上就实现的心里差距的体现。由此导致捕风捉影，道听途说，造谣中伤的大有人在，所以，一时间事件风云四起。

其次，关于周森锋在清华读书期间发表的论文有抄袭的嫌疑，引发出该不该坐上市长这个位臵的讨论。说明公众对“用人不正之风”保持着天然的警惕之心。基于现实体验，确实存在不少的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比如，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手缔造了令人痛恨的家族腐败。特别是国内涉及腐败案件的一些领导干部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因此公众对领导干部的“德”也就比较看重。如果此事放在一个发达国家，周森锋的市长肯定是做不成的，不仅做不成市长，连带着任何好一点的工作，恐怕都没他的份。诚信，是一个发达国家公民的起码素质，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出了事，好事就别想了。可是，即使在我们国内众多名校学府里，研究生论文的抄袭，也并不是一件稀罕事。但从周森锋论文事件中，并非是民众鸡蛋里挑骨头，而确实，周森锋论文中的瑕疵也是有目共睹的。虽然现实中，又有多少人的论文没有造假？哪个规定硕士、博士必须发表论文才能获得学位的大学校长站出来，敢拍着胸脯说“我的学生没有抄袭”？抄袭论文当然不可容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应该在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反思上，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避免做坏事，坏的制度却常常让好人做坏事。因此，这件事的根本问题还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上，周森锋抄袭论文，本身亦是制度的受害者，什么制度？现行的教育体制，如毕业以及学位职称评定的论文发表数量、导师的不负责任等，试想，一个本科刚毕业的大学生，真的就有水平在所谓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吗？这明显着逼人造假。显然，周森锋是个难题，是一个现行大学体制给我们的行政当局出的难题。大学教育把诚信当儿戏，把诚信有亏的学生当诚实孩子推到了社会上，推到政府机关，说明了我们整个社会建设系统出了问题，社会在进行上层基础建设中缺失了一个部件，建到一定程度时才得以发现这个部件的重要，弥补极为困难。

第三，媒体发表的那幅周森锋视察工作时让别人打伞的照片以及被网络晒出所抽的名贵香烟，引发了民众的非议。这两个举动虽是“小事”，颇让网民反感，认为他有不良的官气。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为何不自己打伞而让比他年长的下属打伞？温家宝总理视察时还自己打着伞，两者之间对比就高下立见。说明民众对这样的年轻干部有这样的官气还是不放心，担心他上去后会瞎折腾。在当初仇和被提拔为江苏副省长前，他在原地市级书记任上卖掉国有资产的主张也遭质疑，后来他表态当副省长后绝不会瞎折腾，大家才放心。当然仇和提拔后干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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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调到云南后也有好的口碑。从这点讲，周森锋的快速提拔，被网民质疑是必然的，何况他终究不过是正处级，所以媒体敢于不断“质疑”，亦不担心遭封堵。同时，也说明公众有敏锐的权利意识和监督意识。应该承认，无论是猜测还是下意识地质疑，都是公众在履行公民职责和权利，因为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对官员、对公共事件发表看法，因为官员掌握公权力，他们的一举一动多多少少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

综上所议，对这位29岁的年轻周森锋市长我们应该带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带着什么样的感情去对待呢？我认为：

一是不要揪住周森锋不放。仅仅抓住一个周森锋不放手，那么，难免不会捡芝麻丢西瓜，以后难免不会出现“张森锋”、“王森锋”。要理性对待，公众的批评才有针对性和宽容度。公众时刻应该提醒自己，我们的理想不可能在他身上一蹴而就。但是，他身上寄予了我们对于底层向上流动以及政治改革的理想因子。毕竟这位最年轻的市长当选经过当地媒体公示，并非“暗箱操作”，而且经过当地人大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全票通过，由此可见，当地的人民群众对这位年轻市长还是寄予很高厚望。因此，对于其一切的质疑，都是必要的、应该的。同时，这种质疑又应该是宽容和有限度的。作为当事人，应该坦诚相对，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敢于承认错误和缺点的，就是好同志。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真的存在什么情况或污点，不要回避和搪塞。大丈夫能屈能伸，勇于承认错误，坦诚致歉，求得谅解，努力在工作做出实绩，赢得公众信任，才是明智选择。

二是还是要大胆打破陈旧的惟学历、年龄、资历等干部任用旧规矩，建立提拔和任用年轻干部的科学机制。在中国古代，年少为官，往往成为佳话，难道现代中国人的心胸还不如古代吗？明朝的名臣杨廷和十九岁就中进士，清朝乾隆朝的朱珪中进士时才17岁，他们一进仕途，就是周森峰的级别；2008年美国一名19岁的大学当选俄克拉何马州马斯科吉市市长。目前的中国现实来说，“29岁市长”现象还只是个例，如何让更多优秀年轻的基层干部进入组织选拔的视野，注重从基层和生产一线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同时，还更应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机制，及时公开选拔干部的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避免因信息发布不及时、内容不全面导致各种猜测、联想，营造出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干部选拨环境，从而彻底纠正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不正之风，使公正、公开、透明、科学成为干部选拔任用的主流，一旦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公开透明了，“关系说”和“背景说”也就没有了市场，就真正为党和人民挑选优秀年轻干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更多合格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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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更要注重听取民众的声音。从周森锋事件中，令人遗憾的是，官方仅仅公布了这位市长的一份极为简单的简历，其究竟在过去的岗位上取得了什么样的政绩，依然让人一无所知，其“德才勤廉”究竟如何，也让公众懵懂。而且，一个资历尚浅、岗位锻炼时间很短的一名清华研究生，是怎样的“人格魅力”能让投票人员完全投出赞成票的?程序是怎样的?不能不让人有想刨根问底的冲动。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得民意没有得到很好的表达，对他的不了解而降下来的市长，难免疑惑不解，这也造成他作为官员没有政绩来映衬，其升迁难免与公众的理想撞车。因此，官员的选拔应更要注重于符合民情、符合民意，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标准。

四是官员的自身素质更要过得硬。官员的素质至关重要。一名真正素质过硬、符合民意的官员不应该怕臵疑，哪怕舆论的质疑是吹毛求疵。而有关部门也应该对公众臵疑给予最充分的理解。官员本身应有这种自觉和心理准备，也应秉持欢迎监督的态度对待臵疑。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老百姓对政府和官员的评价和信任感却没有得到同步的提高。可见，不是老百姓的钱袋子没有看涨，也不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让老百姓不满意的，是政府官员的政治素质和综合能力。因此，执政为民，更要自身过得硬，如果是一名清正廉洁的官员，是一名自身素质过得硬的官员，是绝对经得起群众的检验的。

五是应进一步完善公务员提拔任用机制。当前我们选拔官员是否“民主化”、“法制法”、“科学化”、“合理化”对我们党、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极为重要！如果选拔方式是不合理、不民主、不科学、不规范，那么选上来越是年轻，负面影响反而越大，不仅在群众中有负面影响，在公务员当中也有负面影响，造成公务员队伍思想浮燥，军心不稳。如，在现实中想升官的人往往领导面前挤，争着巴结领导；有些一到40岁之后，就只能混日子了，过了40岁，干好干坏一个样，再也没有了工作的激情。不科学、不合理的选拔环境，造成了公务员队伍的消极和混乱。在西方国家与我们在公务员选拔制度上有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有“自动化”提拔的空间，西方国家对公务员管理比较严格，进入机制严格，考核机制也严格，在里面干个七八年，一般来说已经足以证明你的能力和贡献。此时即便领导不提你的名，选拔机制也会启动选拔流程，同样有很大的机会被“自动”提拔。因此，我们应完善选拔机制，确保了公务员队伍的建设得到加强，使选拔出来的干部更适合于社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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