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的存在主义美学阐释》.docx

一、问题的提出

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是人们广为熟知的作品，作为中学教材中的老篇目，更成为中国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基本常识。对它的阅读、讲解、研究不用说已有很多既成的定论，大致归结起来共有这样几种不同的阐释和接受视角: 1. 政治批判视角，认为: “《祝福》通过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一方面批判了造成其悲剧的客观社会环境: 封建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这四大绳索织成的严密的网; 另一方面，作品也把谴责的笔指向了祥林嫂周围的一大群不觉悟的有名无名的群众，他们和祥林嫂同是受压迫剥削的劳动者，然而偏偏又正是他们维护着‘三纲五常’，并用统治阶级的观念审视、责备、折磨着祥林嫂，不仅使她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而且促成了她的悲剧。”

“四大绳索”观点最早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来的: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不用说，它后来已被国家意识形态化，成为主流意识的代表性观点。与这一观点相表里的则是“封建社会吃人论”，它由鲁迅在其小说《狂人日记》中直接表明，后来也成为研究者的一种“主题认识”: “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 鲁迅由此而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咀嚼人的灵魂’。”

人性拷问视角，即“国民性痼疾及其疗救”视角，它是政治批判视角的“人性”或文化人格的逻辑性的内向展开。其权威依据来自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的夫子自道: 我以为做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病态人格最典型者便是其小说中所刻画的“看客相”和“精神胜利法”患者，而对病态人格的解剖则必然导向对“人性”或“灵魂”的拷问: “《祝福》的深刻性正是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 首先是农民与知识者) 的灵魂的伟大拷问。”

3.“叙事美学”研究视角，是以“政治”和“人性”阐释为前提的一种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维度，代表着鲁迅小说研究的学理层面的某种深化趋势。如钱理群等人一再阐明的: “鲁迅的这些努力，体现在《呐喊》、《彷徨》里，就演化为

‘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2］( P31)

“《祝福》里其实也有一个‘我的故事’，或者说，小说存在着三个视点，即‘我’、‘祥林嫂’与‘鲁镇’，从而构成了三重关系: ‘祥林嫂与鲁镇’的关系是读者普遍关注的，它所展开的是‘儒、释、道传统吃人’的主题; 读者往往忽略了‘我’与‘鲁镇’的关系，其中正蕴涵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2］( P33)《祝福》“好像讲的是祥林嫂的故事，其实是一个三重结构，写的是‘我和鲁镇’、‘祥林嫂和鲁镇’，以及我和祥林嫂’这三层关系，最具有鲁迅特色的实是‘我和祥林嫂’关系的考察。在‘我’和祥林嫂的著名对话里，祥林嫂扮演一个精神审判者的角色，祥林嫂几个追问，追得‘我’无地自容”。［3］( P122)“人们从《故乡》、《在酒楼上》、《祝福》这些小说里，也发现了一个‘离去—归来—离去’的模式，这也是隐喻着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或境遇的。”［3］( P130) 可以看出，这种叙事模式的研究最后也会提升到主题解读的层面: “祥林嫂对‘我’的灵魂审问”; “人的存在方式或境遇”审问。这当然属于可贵的发现，代表着《祝福》研究的一个新的向度。

而这个新向度就是: 4. 人的存在论视角。这一阐释视角现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展开，还缺乏全新的代表性成果。本文就是要从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结构主义、文化批评等新的理论视角来重新理解和阐释《祝福》，以把《祝福》研究还原到一个更合适、更准确的论域之中。

二、《祝福》是一部“存在主义”的象征之作

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哲学、美学代表着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生命美学的崛起和转型，紧承其后的则是西方现代的一大批非理性主义的哲学、美学流派，而德国的生命哲学以及后来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美学则正是其薪火相继的主要脉系。因此，鲁迅的《祝福》在时间上虽早于作为流派的存在主义，但其思想谱系却无疑是同属于一个大的渊源的，说它是一部存在主义之作应该是不过分的。另外，鲁迅文学又有很浓厚的象征色彩，亦即钱理群等人所说的“隐喻性”和作家王安忆所说的“思想的骼”，［3］( P128 ～ 129) 同样，小说《祝福》也是象征化的，而不能仅就它的感性外壳来理解。

这里有两个细节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一是小说中写鲁家除每月管吃管住外还要付给祥林嫂500 文工钱。500 文是半两白银，按照一种算法，在当时一两白银可以买一石大米，一石大米大约是120 ～ 150 斤，那么500 文就可买到60 ～

75 斤大米，若供祥林嫂吃大概可以吃两个月左右。还有一种算法， 500 文大约相当于人民币100 元，在20 世纪80 年代，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月工资才50 元，中专生才29． 5 元。这起码说明了一点，鲁家并没有想要剥削祥林嫂，否则，完全可以不用再支付工资，要知道祥林嫂是在急难中“逃”到鲁家的，她不可能会对鲁家的待遇讨价还价。结果，鲁家给的工资她一分也用不着花，时间不长就存了1750 文。另一个细节则是，小说特意写在忙着准备“祝福”的日子里，“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地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能戴“绞丝银镯子”就说明家里不会太贫寒，这肯定成为“阶级对立”的不利证据了，它起码证明无论穷富，大家都在忙活。因此，这两个例子都可以证明鲁迅在这里所着眼的并不是所谓的“阶级矛盾”或“政治批判”主旨。要知道鲁迅在小说的细节上是很用心推敲的，他曾明确主张在写作上要遵奉这样的原则: “画眼睛”和“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因此，他每下一笔都是非常用心的，即使在极细微处也都是有所寄托，或起码不会是可有可无和可随意改动的。所以，这两个例子透露出的信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它至少说明鲁迅此处的眼光是“非阶级论”的。还有其他例子比如，小说中写贺老六娶祥林嫂是花了“八十千”文，换算下来就是80 两银子，当然这都到了祥林嫂的婆婆手里，但这起码说明贺老六并非一般的贫穷之人。也就是说，这“80 两银子”无论搁在贺老六还是祥林嫂婆婆的身上，都不是一般的“贫苦百姓”这样的概念所能解释的。

鲁四老爷的“生存论意义”前已有所讨论，现在可再分析一下“柳妈”这个人物。以往人们多认为柳妈对于祥林嫂最终的死充当了一个重要的“推手”，她把死后可能遭遇的“锯刑”和死前的“捐门槛”措施一并摆在了祥林嫂面前。如果说“锯刑”代表着人的被“消解”的终极之宿命，那么“捐门槛”则代表着对这一命运的最后挽救，“捐门槛”的无效也就同时意味着意义的不可复得和它在根本上所具有的虚无性质。在这里很有趣的一点是柳妈对祥林嫂“性生活”的窥探。鲁迅特意写她好奇地向祥林嫂发问: “我问你: 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祥林嫂说: “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柳妈说: “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祥林嫂回答: “阿阿，你??你倒自己试试看。”小说又特意写说到这里时祥林嫂“她

笑了”。这“笑”在祥林嫂而言非常难得，尤其是在她丧夫丧子之后。不用说，这“笑”所表现的正是祥林嫂和贺老六性生活的幸福感和甜蜜感。很显然，这幸福感此时也感染了柳妈，作者特意写到: “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 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盯住她的眼。祥林嫂似乎很局促了，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表面上看柳妈好像是在笑话祥林嫂，而实际上却是对这种性享乐的分享或“意淫”体验。正因如此，她紧接着就不免会心生嫉妒，于是便搬出“锯刑”的阴灾来“打击”祥林嫂。柳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阴暗心理呢? 因为她是个“善女人”，即信佛的女人，这样，她大概在生活中也是奉行禁欲主义的，但毕竟又有性的欲望，因此她在心理上必然是扭曲的，因而对祥林嫂的再嫁就可能是既艳羡又嫉妒，所以，在柳妈这个人物身上也体现了人性、身体本能等与人的生命、生存关系密切的“生存论”内涵。

从对以上小说中的几个代表人物的分析可看出，作者寄予在人物身上的生命或生存的寓意是明显的，而不同的是只有祥林嫂最终提出了“灵魂”或意义的问题，因而祥林嫂就成了由身体走向灵魂、由生存走向意义的一个最具象征性的人物，是《祝福》中所有人物的最高代表。比如作品也两次写了她的“胖”，特别是还有意写了她“手脚都壮大”，“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食物不论，力气是不错的”。这是她的“身体”存在，她具有异乎女性、甚至强于一般男性的好身体。而她最后却“瘦削不堪”、“仿佛是木刻似的”。也正是这个特殊的“由胖而瘦”的经历和最终的“瘦”的处境，她才直面了生存的终极意义。

这颇像《老子》第四十八章所说的: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损”就是减少，“消瘦”是身体“损”的结果。损到最后，就“道成肉身”，虽形销而骨立，却最接近“道境”，于是灵魂也好、意义也好，这些“人有此一生”的生存本体的东西就浮出了个人存在的地表。在佛教来看，这似乎也应了那个“不历难不能成佛”的修行规律。祥林嫂最终由生命的“形而下”走向了生命的“形而上”，应该说，她是鲁镇生活中的另一种“善女人”，是鲁镇上最后走向“问道”、“求道”的哲学家。这里还有必要分析一下“祝福”的象征含义。

“祝福”就是祈祝幸福，而幸福说到底就是“人有此一生”中的对某种理想的价值或意义的感受。或者也正如法国作家纪德所认为的: “幸福是人生最美的信仰。”即它原本就是既实又虚的东西，是人的某种需要、心灵感受或人生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