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的想象

创业的意识相结合。胡舒立在《中华工商时报》的崛起代表了这种新型“名记”中的一类。胡自己说，她在《中华工商时报》得到了当时的总编，也是在全国具有改革声誉的老报人，丁望的扶持。丁不仅将她作为一位财经记者使用，而且给她自主，开辟署名专栏。通过这个署名专栏，胡成为业内名气很大的“大腕儿”，也成为财经官员们认可的名牌记者。倚靠自己的名望，胡办起了《财经》双周刊，并且又受聘成为凤凰卫视的财经频道总监。她已经不仅仅将自己看作是一名记者，而且是创业者。但是，在她身上，那种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入世精神仍然非常突出，表现之一是她关注新闻界的动向，尤其关注资本的运行，希望自己的写作和杂志能够影响资本运行的文化和制度环境。 [23] 另外一位类似的案例是南方某报一位部副主任。虽然他的名气远没有胡舒立那么大，但他有相似的成名途径。他自学成才，熟悉了IT的发展和产业，于是办起了一份每周一期的IT专版，并在专版上开辟有自己的署名专栏。这署名专栏提高了他在新闻业内和IT业内的名声，使得他经常得到IT公司老板的邀请，试用IT产品，并写评论。 [24]

《南风窗》主编秦朔又有所不同，他的署名专栏“窗下人语”以常常触及社会敏感问题著称，特别是1998年的《标致·乙烯纪念碑》一文促成广州市人大通过了确立重大市政工程责任人制度的提案，《南风窗》也因此被称做“中国第一政经”杂志（金，2001；朱，2000）。一方面，秦获得过不少官方的奖励，如“广州市十佳青年”、“广东省先进工作者”——人们通常称的“劳模”，反映出比行业的官方认可更加宽泛的知名场域， [25] 另一方面，秦朔认为中国老话里“三十而立”的“立”，“其核心应该是一种精神与思想的自由”，靠自己的影响力吃饭。他推崇如传媒大亨默多克和好莱坞经纪人奥维兹那样的人，认为他们最有文化影响力；他心目中最优秀的文化人，是当年商务印书馆总编张元济那样的管理者，他的努力使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集团，很多文化名人，都是从商务印书馆起步的（金，2001；朱，2000）。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式与非正式的成名场域、文人追求和市场导向奇妙地融为一体。

与秦朔类似，某市电台一位听众热线电话节目的著名主持人也是该市和全国的“先进工作者”，但他没有秦的那种“文人”情结。他将自己看做替党“补台”的人，也是为民众说话的人。在他那里，他的使命就是“为民解忧，不为党添乱”，因为，在他看来，法制的不健全导致很多问题没有正常的渠道得以解决，所以才有听众热线电话这样的节目，才有将问题在这个节目上“曝光”的需要。他认为这是媒体实行“舆论监督”的方式。由于持有这种理念，因此，他工作中的困扰也不同于胡舒立等人。他的一个困扰是很多听众对于媒体有错误的期望，把媒体当作了政府职能部门。他的另一个困扰是有时听众致电媒体反映问题，但是投诉者和被投诉的官员或部门各自都有正当的理由，出现所谓“两方都正确”的局面。 [26]

“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分还有其它的意义。有些“名记者、编辑”在官方或非官方各自的场域内得到专业认可，却未必可以相互转换。比如《人民日报》评论部的李德民，1995年获得了韬奋新闻奖。在党报体制下，评论写作者大多是“无名”的。李是1990年《人民日报》社论“稳定压倒一切”的起草者，这篇社论对于89之后的舆论导向起了巨大影响。他还起草过其它重要的《人民日报》社论。他的成就得到专业协会的认可时，他仍然在业内没有形成口碑，没有

成为名人。他自己认识到这一点，感慨说，他很羡慕那些在“前台”的人，但是，作为党报的评论作者，他又必须呆在“后台”，默默无闻。他只能安慰自己说，作为党员，能为最高级别的党报写社论，这默默无闻不仅应当而且值（李，1995）。韬奋新闻奖获得者中有不少这样的人。比如，1993年首届韬奋奖获得者、天津《今晚报》副总编陈礼章感叹自己的工作是“为人作嫁衣裳”（ 陈，1993，p. 20）。以奖励编辑、通联、评论员等新闻界通称的“内勤”的韬奋奖的建立，就是在所谓“外勤”记者成名机会增多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为从事“内勤”的媒介从业者提供获得最高荣誉的机会（ 李，1993，p. 391）。

当然，也有很多人在业内享有“大腕儿”的口碑，却进不了官方认可的成名渠道。刘勇在他的书中描述了很多非常“能折腾”的各地新闻界名人，各自都有特色，但不一定都正式得过奖。其中有的是因为自己的新闻作品而成名，有的是因为自己的市场活动而成名，有些二者兼有。比如，原新华社广东分社的王志纲就是这么一位“大腕儿”。他能写，成名早期发表过非常有影响的新华社重头报道，接着，他就开始拓宽自己的活动天地，主办过电视节目，经常被商家老板请去做咨询和策划，刘称他为“广东新闻界的全才”。但除了早年受新华社社长穆青的青睐外，王没有能够以更正式的方式显示他通过专业认可机制而获得的专业声望。新闻界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名人”，虽然“名气”扩散的范围不同。我们在实地调查中，不时会遇到一些被称为某地“名记”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中有些有自己独特的识别标志，比如有自己署名的书出版，自己掌握一个栏目或刊物，自己有车或者掌握着所在的小单位（部、栏目、节目组等）的车，与不少商家老板或政府官员很熟，有的会常常应约去给他们“咨询”，有的会应约撰写“传记”等。 [27] 这些“名记”们所代表的话语就比较复杂，难成系统，但是，他们相同之处是或者因为某方面的开创或而在业内被认可，或者因为自己以及所在媒体单位在市场上的运作成功而知名。

我们也不能仅仅局限于那些满足了上述“成名”的操作化标准的几个人。更多的新闻从业者并没有身带那些标记，但是，他们仍然表现出自己的职业理念，构成那些少数“名记”的基础。比如，在颇有市场的某都市报，记者队伍年轻，竞争很强。一位已经出版过两本书的女记者报怨，因为忙，自己没有时间给年仅四岁的女儿做饭。她认为自己应聘做了新闻工作后找到了职业的“感觉”，她说这感觉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即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高度的专业技能。 [28] 这是相当普遍的新闻工作的职业理念。比如，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充盈着使命感，他们的各期节目清楚表达了这一点；同时，他们也特别强调业务训练，内部有节目评点、评奖制度（夏、王，1999）。

在讨论同行认可对于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名望的话语建构时，媒体的市场影响力不可忽视，市场与党的新闻事业体制是新闻从业者实践的两个不同的正当性基础（潘，1996）。一项地方性的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的调查显示，近25%的被访者把业内同行的评价即所谓“口碑”看成是自己制作的节目质量的评价标准，只有不到5%的被访者认为获奖与否才是节目质量的评价标准，另有近半数被访者则将收视率放在首位（陆、陈、杨，2000）。由此可见官方评价、非官方的圈内口碑和市场影响力之于新闻从业者的自我认同的不同意义。从另一个角度看，官方评奖机制的明显缺憾也是业内人所周知的。一位某省级机关报的上层领导就曾在非正式的场合抱怨中国新闻奖的一等奖不是比谁的新闻作品好，而是比谁能采

访到最高级别的重大活动，“那些奖项都是为中央级媒体准备的”，三等奖是搞平衡，照顾，“只有二等奖还稍微有点真本事”；但在他谈论自己的某个能干的下属时，又会说“他可是得过中国新闻奖的”。 [29]

这种正式与非正式专业认可的不同，清晰地表现出成名认可背后的专业理念不同，也构成不同的新闻专业话语。2000年11月8日，中国的第一个“记者节”就是一个集中体现这些区别的“热点时刻”。 [30] 这个节日的建立，不仅表示在20世纪结束时，有着5000多家新闻媒体、55万名从业者的中国新闻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人数庞大的显在行业，而且表明党和政府对这个行业的高度重视。记者节的确立是官方行为，或者说是行业的要求通过官方渠道而实现。记者节的庆祝也因此具有官方和不那么官方的不同场景。在官办的庆祝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出场，鼓励新闻工作者要“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共进”。曾历任官方传媒主管和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吴冷西与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则分别代表两代新闻工作者，表达他们对这个“创造激情和被激情创造”的职业的热爱，宣布要“用新鲜的感觉抚摸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北京晨报》, 2000）。拨开煽情的词汇，他们所表达的主调是“忠诚的党的新闻工作者”这样的角色及其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却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业界自己对这一节日的话语阐述。《南方周末》在这一天的专版特别有意义，它醒目地强调了编者眼中媒体的社会功能——“给弱者以关怀，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以及记者的社会角色——“当我们把真相告诉公众，我们不仅表达了记者的愤怒，我们更表达了社会的良知。”（《南方周末》, 2000）。《南方周末》的评论，体现了中国新闻从业者所理解的西方新闻专业理念中“观察者”和“倡导者”这两个角色的矛盾（Johnstone et al., 1976, pp. 113-132.），以及中国知识分子从事新闻事业的使命感： “记者在大多数时候，他的主要使命是记录，新闻就是记者所记下的历史。但是，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记者的使命还不止于此，他的记录，会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时，记者的记录，本身就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有多少记者担当着这样的使命！他们用自己的职业行为，推动了历史。只要贫困、饥饿、蒙昧、灾难等人类所有的苦难没有结束，人类历史前进的脚步没有结束，这样的使命就不会结束。”

在《南方周末》的版面上，中国记者的光荣先驱是黄远生、范长江、邵飘萍、邹韬奋、徐铸成和储安平；今天最值得被记住的记者，是为农民请命、最早就包产到户问题直接倾听农民心声、为中央制订有关政策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第一手资料的新华社记者，是用相机推动“希望工程”进程的《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是被很多老百姓看作“焦青天”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还有那些并不在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名册上的普通记者，如帮着老百姓讨公道的《海口晚报》记者寒冰和《新晚报》记者金炎。选择这些人作为新闻从业者的范例，表达了至少一部分新闻从业者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职责和中国文人匡时济世的传统的继承。 更为突出的是《南方周末》在专版上对储安平的推崇。储安平被认为是“以西方的新闻观点来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的新闻工作者。他主办的“??《观察》这本刊物在多方面，可以看作西方新闻理论在中国的一个成功事例”（谢，1994, p. 153）。但是，储的悲剧是，他是个执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由报界成为独立的报人，“终身的理想是想通过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

甚至忘了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他过分早熟的对自由与民主观念，给他带来了终身的不幸”（谢，1998）。《南方周末》在这个行业的庆典上将储安平和其他几位成名于1949年以前的新闻界前辈视为中国记者光荣的先驱，无疑是对于新闻职业理想的选择性表达，因为，“每个行业都有追溯和推崇先贤英雄的传统，作为整合行业内部成员的重要手段。这些人身上，往往集中着一个行业的理想和规范??显然，《南方周末》更具有职业的自觉诉求，并把相对于国家权力的独立和对真相、真理的追求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施，2000，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另加的）。

这些分析显示，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成名有不同的场域。场域的这种分化使得专业成名过程具有了很大的弹性。虽然党的新闻事业的原则、市场运作的规律和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理念这三者之间有矛盾和张力，但由于场域的分化，它们各自不同程度地相互渗透。其结果是，改革过程中建构专业主义有着复杂的话语资源。在新闻实践中，这三股力量虽然经常相互冲突，但并不直接地不可调和，更准确地说，在改革的宏观层次，它们之间的不可调和不被允许。更多地，这三者之间的某种调和是改革型的“非常规”实践的必要条件（潘，2000a），也是新闻从业者策略性选择的重要考虑。与此相对应，“正式”与“非正式”的专业名望认可也成为改革时期专业成名的互补的场域。

相互“收编”：权力的机制

上面所讲的是专业认可的方式以及专业成名的场域。我们的分析隐含了这两个场域的某种“水平”（horizontal）结构的意念。其实，它们之间也有“纵向等级”（vertical hierarchy）的向面，也就是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hip）的向面。其根本原因在于新闻改革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宣传体制的基本原则受到以政治权力控制（包括行政和意识形态）为手段的坚决维护。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改革是“鸟笼”内的“制度创新”（潘，1997；陈，1999；Pan，2000a, 2000b），相对应的是，正式的成名场域比非正式的更具有“正当性”（legitimate），正式的“认可”是官方的控制手段。

但是，既然有上面所说的横向相互渗透，纵向控制（control）也就不是单向面的，而是由“强制”（coercion）和“收编”（co-opt）这两个方面构成的。 [31] 所谓“收编”，是这样一个过程，即权力中心将“另类”（alternative）话语和实践纳入主导意识形态和权力体系，使之正当化（legitimate）和常规化（routinized），并以此将之驯化为现存体制之一部分。早在1994年，美国传播学者朱迪（Judy Polumbaum）就指出，中国媒体的宏观控制在发展法制和专业自律两种机制。这两种机制具有双重作用：强化控制和限制对媒体的随意干涉（Polumbaum，1994）。她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暗指了图一所表示的三种力量在党的新闻控制主导下的相互钳制。新闻从业者专业成名浸淫于这样的权力过程之中。同时，因为专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控制的模式（Freidson, 1994; Larson, 1977），建构专业主义话语的过程也无可避免地涉及权力关系的建构。我们在这一节，通过“相互收编”这个理论概念，对上一节的讨论作出理论诠释，并以此展示“正式”与“非正式”成名方式相互渗透背后的体制根源。

官方“收编”新闻从业者的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建立主导框架，鼓励新闻从业者在这个框架内“成名”，并且力图通过各种官办的专业奖励阐释这个话语框架。凡在70年代末进入新闻专业学习的人都会记得，当时新闻专业的方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