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创新与领导艺术刘峰讲话

让大家接受他想说的道理。

如果企业的员工的水平有限，企业老总要想灌输一种理念，最好的办法就是讲故事、讲案例，引起员工联想。故事很形象，很生动，员工铭记于心，也就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海尔总裁张瑞敏与惠普女老总曾在中央电视台2频道交流经验时，不约而同地说到了一个共同体会：企业家有时要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向大家灌输理念。众所周知，海尔成立初始时，产品质量不过关，怎么办呢？张瑞敏当机立断地说：“砸！”，消息不胫而走。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了这样一种意识：海尔的产品质量都是出类拔萃的，质量不好的产品早已“砸”了。时至今日，海尔总共没砸几台产品，但消费者心甘情愿掏腰包买海尔的产品，这就是张瑞敏右脑思维的杰作。

如果用左脑思维宣传质量第一的理念，那么“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这个枯燥无味的理论对海尔的员工来说难以接受。因为海尔的员工绝不比北京企业的员工素质高。海尔当年有的员工竟在车间里小便，对这种水平的员工讲质量第一的理念，恐怕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用讲故事的方式，效果会立竿见影，这就是企业领导艺术，左脑加右脑，右脑就是形象思维。

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连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都心领神会。跟着毛泽东同志一道干革命吧，尽管现在很艰苦，将来肯定能够大获成功，燎原大火，可以燎原嘛。毛主席同志曾经形象地说：“新中国就像东方一轮喷薄欲出的红日，必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种比喻非常形象、生动，那就是形象思维。我们在座的领导在教育职工的时候总是缺少艺术修养，总是单纯依靠左脑灌输，有时左脑灌输是很局限的。上述事例说的都是右脑思维。我讲到了“一”，你就联想到了“三”，我讲到了虚，你就想到了实。这就是由单项思维向多项思维转变。多项思维就是右脑思维，左闹不会拐弯，一因一果；而右脑却是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因多果。有时有因无果；有时有果无因，暂时没找到原因。那种跳跃的、发散的和断裂的思维，就是右脑思维。

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左脑思维是讲道理的，一个原因，一个结果，一板一眼；而右脑是不讲道理的，多因多果，所以能够打开思维空间。有一位英国大科学家名叫牛顿，一次得了一种怪病，迫不得已休学了。他在家里百无聊赖地打发时光。一天，他坐在一颗苹果树下发呆，突然一个苹果落下来，正砸在牛顿的脑袋上。于是乎，牛顿就开始用右脑思维，为什么苹果不飞向天空呢？不向左边去？不向右边来呢？这不是神经病吗？哪个科学家不是“神经病。这个苹果落地肯定有一个力正在拉着它，拽着它，吸引着它，这样就把苹果吸到地上了。牛顿低头凝视了好一会，然后苦思冥想，伟大的万有引力定律就这样在牛顿的头脑中诞生了。牛顿在这里先用右脑“胡思乱想”，然后再用左脑小心翼翼地求证。所以，企业家在企业管理中，也要左脑思维和右脑思维双管齐下。

（三）右脑直觉思维

透过现象抓住问题的本质。我看在座的老总，有的年富力强。我告诉大家，经验决策、经验管理是错的，反项思维，管理的经验、决策的经验，领导的经验，却十分、十分、十分的宝贵，我一口气说了三个十分。没有这个经验，也就没有了直觉，没有了直觉也就一事无成，当不了经理。连美国总统布什都说：“我的重大决策都凭直觉。”

我觉得布什说的是实话。随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家的职务越来越高，商业直觉至关重要。无论在座的企业家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都有这方面的体验。过去，把预感作为第六感觉，把悟性叫做唯心主义，这是不科学的，现在的科学终于证明了这一点。脑科学终于证明了预感、灵感来源于右脑思维，企业家从事管理工作，接人待物，不能缺少预感，不能缺少直觉。

透过一个人的外表一下子看到这个人的本质，你说实用不实用？我们要培育这种直觉，坚持右脑思维的训练。比如，你在周末带孩子去北京香山公园游玩玩，孩子对你说：“妈妈，你看那个山多像一条狗啊。”没过一会儿，你的孩子又不认帐了，对你说：“妈妈，那坐山怎么又像猫啦”。这时，你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他，此举正是天才的表现，你的孩子将来肯定右脑发达。他善于联想、想像、猜测，加进了自己很多敏锐直觉的成分。你的三、四岁的孩子在吃饭的时候，他左手拿筷子，是个左撇子，你不要打他，非要把他扳过来不可。左撇子的人往往右脑发达。

你看人家老外，左手拿刀，右手拿叉，样子显得很笨拙，可是人家老外左、右脑都得到了训练。很多中国人单靠左脑思维，所以打不开思维空间。你看很多人往往学历比较高高，什么高级工程师啊，什么理工科班出身啊，这些人往往左脑发达，而右脑思维较为欠缺。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青费了很大力气，力促清华大学和中央工艺美院合并；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合并。文、理科大学合并，这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单纯理工科出身的人善于思维逻辑，喜欢钻牛角尖儿。而艺术学校毕业的学生善于联想，情感丰富，但美中不足缺少直觉，缺少冷静的直觉，理智的分析。打开思维空间，仅靠半个脑袋不行，我给大家说三句话：

第一，逻辑直觉、逻辑推理和投入产出分析，这是左脑思维，直觉是右脑思维的事。我讲课时一直观察大家的反映，有时我还没讲到的地方，大家就能听懂了，走到我的前边了，这就是直觉，这就是右脑思维发达。

第二，定量加定性，定量就是左脑思维，定性就是右脑思维。

第三，科学加艺术，决策管理科学化要依靠左脑思维，模型，计算，分析都要依靠左脑思维，而艺术，无论管理艺术，还是其他艺术都与右脑思维有关。右脑思维就叫艺术。

为什么学工科的人不学管理，往往在思维上有局限，有偏执。当领导的要左脑思维和右脑思维双管齐下，这样才能真正打开思维空间，我在这里说话是负责任的，男同志往往左脑具有优势。现在，世界上每十四位数学家里仅有一位是女同志。男同志的左脑特别好，左脑发达的人适合从事数学研究，适合学理工科的；男同志喜欢电脑、千年出的人很多。现在，世界上每十一位物理学家中，从事声学、光学和电学研究的，仅有一位女同志。女性具有很好的优势，右脑思维发达，直觉敏锐，预感很好。你的太太预感比你强得多，灵感比你强得多，直觉比你强得多。我曾在北京市专门给女企业家讲过课，我明确地说：“我认为女性的过人之处在于她们善于沟通、协调，看问题敏感。”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企业领导岗位。

未来学家耐斯比特有一本书名叫《十大趋势》，这本书提到的第七条趋势就明确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走上了领导岗位。”以美国为例，在100位领导当中，女性占43％，这是美国人事部的一位女事告诉我的。我在北京市委中心学习的时候，也曾介绍了这个情况，女性从事领导工作非常合适，女性还适合搞什么呢？搞艺术，搞管理，当领导。如果你非要让你的女儿搞数学，搞抽象数学，将来未必能够成为一流的数学家，因为数学是很抽象的。有一次，我在江苏无锡讲课，有一位女干部对我说：“刘教授，我最爱听您讲课，很有条理。但是就有一点我想不通，我就是左脑发达”我说：“你的左脑怎么发达呢？”她说：“我数学好，微积分学得扎实。”我对她说 ：“对不起，微积分学可不能代表整个数学呀！它太基础了。你稍微学点数学，比如，《泛函分析》里的时间空间都是弯曲的，男同志都”弯“不过来，很难”弯“的，你还没有进入数学领域，确实很难。”毛主席说：“男女都一样。”此话信然。我们今天说：“男女不一样，这话也对。”那么男女什么地方不一样呢？思维方式、优势不一样，男女的能力各有千秋。

（四）人脑加电脑。电脑会模仿人的左脑。最发达的电脑也只能计算，没有情感，没有灵感，没有直觉，更没有形象思维。一旦电脑什么时候会有形象思维、艺术思维、直觉和灵感，那么我们人类就对电脑无可奈何了。反过来，用电脑弥补人的左脑思维的不足，这种直觉不会影响电脑。

总起来说，可以用四句话概括打开思维空间：用大看小代替用小看大；用重视差异代替排斥差异；用各项思维代替单项思维；用多脑思维代替单脑思维，从而可以避免霍布森选择。霍布森说过：“我是在英国地区做马匹生意的，谁买我的马，租我的马，随便挑，随便选。” 霍布森的马圈虽然很大，但是只有一个狭窄的门，大马出不去，出去的马都是瘦的、赖的和小的。霍布森堵在门口说：“大家挑吧！选吧！”尽管人们左挑右选，认认真真，但是所选中牵出来的马，总是赖马，不能赚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选择的空间过小。西方有位学者名叫西蒙，他就把这种现象上升为普遍规律，叫霍布森选择。这种实质上是小选择。我们中华民族对“多”字很讨厌，认为“多”字很贱。什么“不三不四”、“七嘴八舌”，形容“多”的时候所用的全是贬义词；而形容“一”字 的时候却用褒义词，这就阻碍了我们的选择。

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上了大学。在这之前，我是上山下乡的青年。我在大学如饥似渴地学习，读书，搞试验，背外语。等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岁数老大不小了，我准备择偶了，我下决心在班里寻找。我们班实际上就是霍布森马圈，一个小马圈。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反而认为自己很聪明，实则不然。我们班里一共有四位女同胞。我们男同胞晚上搞测评，不是人力资源测评，而是看哪位女同学长得漂亮，进行打分。分值最高的是我们班一位老三届的女同学。但是她比我岁数大不能找。我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在其余三位女同学里挑选，这就陷入了霍布森选择。社会生活中的霍布森现象比比皆是，只要稍加注意，就容易帮你打开思维空间。否则，决策就寸步难行。

二、 缩短时间

现今的社会正处于“快鱼吃慢鱼”的时代，而不是大鱼吃小鱼。在座的，不仅有大型企业的企业家，而且更多是中小企业的企业家。如果企业具有优势，就要灵活、快速决策，抓住机遇，乘势而上，避免布立丹选择。布立丹选择是西方学者西蒙的第二个选择定义。。

那么何谓布立册选择呢？布立丹选择是说，一次，布立丹驴子饿了，到野外寻找吃的东西。它发现右边的草数量很多，但是草的颜色不如左边的好。于是这头驴子舍近求远从右边跑到左边，到了左边后发现左边的草的品种不如右边的好，于是它又如法炮制跑到右边。但是等它到了右边后又觉得此处的草的味道不如左边的鲜美。这头驴子疲于奔命结果饿死在途中，这种现象比霍布森选择更为可怕，更为常见。西蒙仅说布立丹不好，没有说出为什么不好。我给布立丹选择找出了三大缺陷：

第一，最优的决策害死人，何谓最优？就是颜色最好、味道最好、最嫩、最鲜美。就像小女孩找对象一样 。她的择偶条件是：要找一位在市委机关当处长的；腰缠万贯，富得流油的；长得帅呆的；博士后读完的。试想一下，在机关工作的人员腰缠万贯，恐怕早就被“双归”了；要找有钱的，就到企业去找；要找博士后读完的，就到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去找，那里多的是。找一为机关工作对象固然不错，整体素质好，但不可能腰缠万贯。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这就是最优决策，但是恐怕等不到哪天。既使等到了那一天，你恐怕早就二十八岁，三十八岁了，早就

豆腐渣了，你等去吧！所以，最优的决策是最司空见惯的。我们中国人做决策时往往追求四平人稳，陷入最优决策的怪圈里不能自拔。所以说，最优决策害死人。既然最优决策不可及，那么后退一步天地宽。十全十美做不到，那我们就九全九美。

如果第一个决策不能十全十美，那么就采用第二个决策进行弥补，第二个决策也不能十全十美，那么就用第三个进行弥补，如此循环下去，用一连串决策来解决一个中心问题。单独看哪个决策都不理想，但是综合起来，总体效果就十全十美了。正如邓小平同志说过的：“让（沿海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不让成都地区的人先富起来呢？为什么不让郑州、石家庄地区的人先富起来呢？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让（沿海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显然不是最优决策。沿海地区的人富起来后，再带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老百姓富裕起来。邓小平同志在这里采取了“分三部走”的战略。这第三步走被江泽民同志分成“新三步走“的战略，一连串若干改策综合起来，总体效果是最好，单独看哪一步骤都有所欠缺。

正如你的孩子前几年考大学一样，非让孩子报考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不可，非让孩子去胡锦涛总书记上的哪个系。这可能有点像追求最优决策，结果你的孩子恐怕很累，因为考清华、北大实属不易。如果你听懂了我刚上讲的话，先让你的孩子考普通大学，比如，像北邮、理工、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这不是最优决策。可是你可以等孩子大学毕业后，再让孩子去考清华、北大的研究生，这不就是分两步走了吗！北大、清华本科生不扩招，但是研究生拼命扩招。对此，我了如指掌。因为我在北大带过研究生、博士生。单独看哪一步都不是最优决策，但是综合起来就能达到目的，所以制定决策应当避免追求最优决策。一连串的决策解决一个实质问题，这个决策就是最优决策。

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曾搞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和迎接社会主义的高潮提前来到。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是有功劳的。但是后来，毛泽东同志飘飘然起来，头脑发热，片面追求最优决策，比如，像用三年时间超过英国；用十三年时间赶上美国，这些不切实际的决策当然做不到，所以，他一再犯错误。他想用一个决策解决所有问题。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如果你是企业中层干部，你应该理解老总的决策不是最优决策，如果换了你，恐怕也无能为力。谁也不能制定最优决策，追求最优决策是很痛苦的，需要花费很多成本，付出很多代价。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奋斗目标“用二十年时间把我国全面建设为小康社会。”为什么不是大康？大康是最优秀的，我们做不到。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哪个时代，开口就说实现四个现代化、五个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那是最优的决策，我们做不到。现在，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够如期实现已经很不错了，因为平均每年经济增长7.18%，的确压力很大。企业经理与别人相比，其优势就是务实。一位成熟的经理一定会量力而行，用若干个决策、一连串的决策去全力以赴攻克一个项目，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即用一个决策去攻克一连串问题。布立丹选择之所彻底失败，就在于追求最优决策，什么都是最优的。

第二，混乱。思维混乱、情绪混乱，不讲排序。前年高考语文试题的卷子里有这样一道题，一位年轻人背着七个包袱去过河，摆渡的老先生对他说：“我这个船这么小，我们两个人够重的了，再加上你的七个包袱，非把咱们淹死不可，还是扔掉一个包袱吧！”年轻人一看，第一个包袱里装的是地位、局长、处长、CEO、CFO，最低的也是副科级，哪个也难以割舍舍；第二个包袱里装的是财富，金银财富、信用卡、支票和现金；第三个包袱装的是智慧；第四个包袱装的是健康；第五个包袱装的是美貌；第六个包袱装的是机敏、灵敏；第七个包袱装的是诚信。哪个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