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政府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8.42) (5.53) (5.29) (6.74) (-3.71)
R2?0.998215 Durbin-Watson stat:1.424104(通过检验)
调用Eviews 中的Unit Root Test程序,对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的ADF检验统计量为-3.130155,小于1%的临界值-2.8270;所以,我们可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认为公共投资(G)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模型扩展:放松假设条件的分析
如果我们放松理论模型中n?0;L(t)?1的假设条件,在模型中加入劳动投入变量,即:
Y(t)?aK(t)?G(t)?L(t)?和LnY(t)?Lna??Ln(K(t))??LnG(t)??L(t)
设定函数形式为:LnY(t)?Lna??Ln(K(t))??LnG(t)??L(t)+ut 进行OLS计量分析并消除自相关性后,得:
Ln(GDP) = -44.59 + 0.47Ln(K) + 0.43Ln(G)+ 4.11Ln(L)
+[AR(1)=1.02,AR(2)=-0.7]
(-5.58) (10.04) (8.34) (5.94) (6.40) (-5.11)
R2?0.999548 Durbin-Watson stat:2.530784(通过检验)
从我们所做的实证分析来看,在理论假设约束和放松条件下,政府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加0.48%和0.43%(相对应的私人投资分别为0.42和0.47)。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效果明显。政府投资的资本化,直接进入生产函数,通过资本积累效应拉动经济增长。
(二)、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绩效分析—间接性检验:
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绩效的间接性检验分析,主要分析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来研究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联性。根据“乘数—加速数理论”,经济的增长对私人投资会有很强的拉动作用。但是本文中的Granger因果关系并未支持这一说法。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假设私人投资(K)公共投资(G)之间有如下的函数关系:
K(t)?G(t)?,两边取对数:LnK(t)=?LnG(t),故建立计量模型为:
LnK(t)=?LnG(t) +ut 进行回归分析并消除相关性后,得:
Ln(K) = 1.20Ln(G) + [AR(1)=1.123180795,AR(2)=-0.5564480987]
(147.9353) (4.96) (-3.11)
R2?0.972913 Durbin-Watson stat:2.630462(通过检验)
调用Eviews 中的Unit Root Test程序,对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的ADF检验统计量为-2.672992,小于5%的临界值-1.9755;所以,我们可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认为公共投资(G)与私人投资(K)之间存在着均衡关系。
从回归分析中得出,政府的公共投资每增加1%,私人投资会增加1.20个百分点。可见,政府公共投资形成资本存量,除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之外,而且通过对私人投资的带动作用,间接地促进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公共投资正的外溢性效应明显。同时,没有发现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说明我国的政府投资规模仍然在适度、合理的范围之内,对私人投资具有明显的引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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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对于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务等项目来说,由于这些行业或部门一般具有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风险大等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往往难以达到有效率的供给水平,出现所谓的“市场失灵”。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介入,通过公共投资的方式配置资源,实现资源在各产业部门间的均衡配置,提高使用效率。所以从性质上讲,公共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产物和有效手段。
政府公共投资虽然主要投向农业等基础产业和交通运输、机场、港口、桥梁、通讯、给水工程等基础设施,但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是经济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该领域的投资与资本形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直接影响着经济各领域资源配置的效率水平,从而制约着经济增长。
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两者的驱动机制更多地表现为公共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对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科技研发等的支出,增加了经济中的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及外部效应等提高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
此外,尽管政府正在逐步放宽投资领域,但是在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中政府投资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些行业对促进经济增长溢出性作用显著。考虑到私人资本投入的持续快速增加,今后一段时期,在保持公共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合理规模的基础上,应着眼于调整、优化投资结构,相应地增加形成人力资本的公共教育、卫生和科技投入,提高公共投资的整体收益率,形成政府公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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