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重返《人民日报》的背后

范长江对报社内部没有足够的规章制度很有意见，进行了多次严厉批评。但是他忽视了，这支办报队伍是在农村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当年在农村根据地，时间观念比较淡漠，工作起来没有细致的时间表，有些事上面布置下来，说干就干，一拥而上。这些需要在新的城市环境中逐渐加以改进，需要耐心和时间。

范长江有些等不及，他对各级干部批评起来非常严厉。他时常采用“飞行集会”的方式，就是发现问题后突然组织在场人员会议，由他进行评议，批评，散会后即去落实。

他特别不满做事疲沓、不讲效率的农村作坊式做法，当众批评为“老棉袄、老油条”，他批评有些干部进城以后摆老革命架子，说摆出来的架子是“猪肉架子”、“狗肉架子”。他语言尖刻，让这些在战争血火里冲杀出来的干部有些受不了。

被调离《人民日报》

凡此种种，逐渐积累，终于在1952年夏天“三反”、“五反”运动后期引发了矛盾。

这是人民日报社进城后经历的第一个大运动。一搞运动，一哄而起，非但导致了一些错案和处理不公的事情，而且直接引发了一些干部对范长江的意见。这个运动的最后一项是反对“官僚主义”。

1952年初春，范长江被调到中国人民大学领导“三反”、“五反”运动。人民日报社的“三反”、“五反”也搞起来了，一些干部纷纷对范长江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意见和批评，其中包括对培养“社会活动家”看法。有一条意见是批评范长江将母亲接到北京来生活，是要母亲逃避“土改”。

这些信息都向胡乔木报告了，胡乔木看到意见很多，也很尖锐，就派黎澍到《人民日报》调查，黎澍到报社找了一些人调查，把各种意见归纳起来，认为主要是关于工作方法上的问题。后来黎澍向大家作了一个说明，特意指出，对范长江的历史中央是清楚的。他工作方式

方法上的问题，有些问题大家提得有道理，就要改进；有些问题是提醒他注意。关于他接母亲到北京来生活的事，中央是知道的，那就不是问题。

在编委会议上，从人民大学回来的范长江作了两次检查，总编辑邓拓也在会议上向他提出了意见。胡乔木等发现许多意见还很尖锐，一时之间觉得难以调和，于是决定将范长江调走，换一个工作岗位。至于作什么结论的事情，后来不了了之。

1952年6月，范长江调离《人民日报》，也从此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从这点上来说，不能说不是范长江的悲剧。（摘自《百年潮》钱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