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中国

了。举例来说，荆门的宗族组织全都解体，村中道路和公益事业往往无人过问；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现象十分普遍，且多是由于子女不孝引起的，其原因是法律很难介入到家庭赡养一类的琐事，而农村原本存在的舆论压力又已解体；一头牛本来可以供三户农户耕种，但因为缺乏合作而往往每户养一头牛。事实上，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最需要合作的所谓大农具诸如现在的机械化工具上，单家独户购买的使用效率太低，价格太高，合作购买又总是闹出矛盾。因此，当前荆门农村每户都是一样的简单农具，大农具要么全无，要么都有，很少几家合作购买的，甚至亲兄弟也不能合作购买使用。换句话说，荆门农村不仅现代的合作能力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传统的合作方式也已经解体。农民以户为单位，大大地原子化了。 我的问题是，平等协商的契约组织的合作与传统合作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平等协商的契约组织凭什么可以建立起来。显然，平等协商的契约是建立在独立的个体人之间的，每个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他们一起来鉴定一个契约，建立一个组织实体或办理一件具体事务，用以“摆脱自然灾害的侵扰”、“减少市场风险”以及对付地痞和对抗压迫等等。要达成契约和享有合作带来的额外收益，需要为达成和履行契约支付成本，即所谓交易的成本。假若中国当前的农民是些原子化的个人，每个人都不相信其他的人，都期待以契约的文本来规定与约束契约他方的关系，则这个契约必定是细致且复杂的，执行起来必定是坚硬而脆弱的。这样的契约离不开法律和法官，或裁判的裁决。且达成契约各方越是相互之间没有关系，达成和履行这种契约的交易成本就越高，这个契约而成的组织就必须有更多的收益来支付交易成本。理论上讲，只有当契约形成组织的收益高于交易成本时，这个契约组织才能存在下去，一群原本无关的农民才能达成真正的合作。

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农村总的来讲是太庞大了，以农为业人口太多，必然导致农业比较收益的下降，以农为业的契约组织要想获得收益，会比一般组织更为困难。试图从合作中获得收益的农村契约组织可能较一般契约组织的收益更少。而这就需要降低农民达成和履行契约的交易成本。恰恰是这个交易成本，因为法律下乡的困难，农村传统的解体，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防范和互不信任，以及中国从来就缺乏的宗教传统，综合起来，构成了不是偏低而是偏高的交易成本，农民的契约组织因此大都面临着不良的前景。

反过来说，若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亲缘、姻缘、地缘以及朋友的信任比较有效，则他们达成一个现代的契约时，可以因为相互之间的信任而降低交易成本，这个时候，较大的合作利润空间就可以使他们不仅强化传统关系，而且建立现代的合作。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中国家族企业成功的奥妙所在，也是具有强烈家乡观念的温州人可以在全国经商成功的原因。

以上关于契约组织合作的讨论，只是一些抽象的讨论。其实，契约组织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可选择性的组织如企业或社团，一种是不可选择的，如村委会组织。两种组织的情况有些不同，但都合乎以上抽象讨论。以下以村委会这个自治组织为重点展开讨论。 村委会是一个自治组织，这个组织由国家专门提供了一个相当详细的契约：村委会组织法，规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村委会一级，村民可谓共同收益空间太多，诸如村道维修、纠纷调解、治安维护、公共水利乃至抗议上级过度提取、制止少数村民对集体公益的侵害等等。理论上讲，只要村民关心村民自治，参与村庄公益，村庄秩序状态很快就可以达成，村民个人办不了、也办不好的事情，村委会一下子就办得妥妥当当。但事实上，我们到农村去观察，到处可以看到村庄公共工程年久失修，村庄公益事业无人过问，明明合作起来很好的事情，却如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农村看到的那样缺少合作，以致于曹先生一再感叹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

国家提供了详尽法律契约的村委会这个自治组织有时候做得不好的事情，在一些宗族村庄，宗族组织却做得很好。江西的宗族村庄不仅维修村道、维护治安、制定禁约，而且关心家庭纠纷、维护老人权益、提供村庄文娱等等。族规家法一直是国家所打击和取谛的对象，

但宗族组织通过宗族成员内在宗族意识，将一个宗族村庄的所有人看成了值得信赖的自己人，这种自己人的意识可以形成村庄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大压力。这种也许无形的压力，较之制度化契约的效果要好得多，原因在于这种无形压力的交易成本很小，而制度化契约的成本很高。

再进一步说，达成平等协商的契约组织合作的因素，大致与以下三个方面有关，一是理性算计的个人，他们希望从合作中获得不合作无法得到的好处，他们因此有签约合作的愿望；二是作为裁判的制度文本和裁判手段。制度文本不仅包括契约样式，而且包括游戏规则。良好的裁判制度可以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第三是与合作密切相关的理性算计的人们对法律的遵守程度（形式理性的发育程度）、对正义的信念程度以及与签约他方的信任程度等等，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良好的非正式制度可以提高合作者的合作信心，减少合作的交易成本。三者兼具，平等协商的契约组织就会因为收益大于成本，而合作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多。否则可能趋向解体。当前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理性的个人不会算计，而在于这些理性算计的个人过于算计个人的经济利益，而又不大相信与他合作的他人，他担心在一场合作中，对方得到好处后不再履约，而自己的投入无法收回。而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裁判制度的不足，又往往使这种担心变得真实，这就形成了合作本身的消解机制，合作因此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当前农村普遍的经济不景气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合作的收益空间，因此降低了农民的合作能力。

一句话，因为对传统关系的破坏，尤其是诸如市场经济、现代传媒、自由流动等因素造成的村庄共同体的解体，使得村庄社区的合作能力大大衰退了。不是因为制度的不完善，而是因为农村传统的被破坏和农村经济的不景气，以及法律下乡的不理想，造成了农民合作能力的不足。

写于2001年8月20日 六、村治的难题

在考察湖北荆门这类社区记忆断裂和社会分层缺乏村庄时，发现荆门农村人与人之间关系迅速理性化起来，其结果是传统的以宗族和信仰为基础的人际联系解体，现代的以契约为基础的人际联系又未能建立起来，村庄舆论压力大大削弱，村庄互助合作十分困难，村民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从而缺乏应对生产和生活中诸种事件的能力，由此引起一系列的后果，即经济的协作无法达成，地痞横行，村道破败，道德丧失，整个村庄呈现出无序状态。我们将这种因为村民原子化所产生的无序村庄称为缺乏社会关联的村庄。 吉林金村也是那种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的村庄：以宗族和信仰为基础的人际联系正在迅速解体，而以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人际联系未能建立起来。用金村人自己的话说，前些年，村民帮助困难户，是真帮，心甘情愿地为困难户义务出工，现在则没有谁愿意再帮困难户的工了。前些年请人帮自己建房子，很容易请到。现在则要问一个工给多少钱，不给钱谁帮你干活？金村近些年不在乎其他人怎么说的村民越来越多，有些农户根本不将其他村民的利益放在眼里而敢于破坏公益，拒绝交纳税费的行为也十分普遍。 从村民小组一级的治理来看，越是那些具有较为密集亲友关系网络的村民小组长，越有希望将村民小组治理得好一些。6组和12组是金村现在治理最好的两个组，恰恰这两个组长都是在组内有着极其密集亲友关系的人。虽然金村宗族观念和传统信仰已不能构成强有力的人际联系，但兄弟关系还是存在的，姻亲关系也还存在。这些兄弟关系和姻亲关系是传统的强有力关系解体后留下的碎片，巧的是，通过6组和12组现任组长的特殊位置，将这些碎片接成了似乎一个还算有力的网络。而如果6组和12组现任组长不当了呢？我曾问12组组长，他说，我真不敢保证我不当村民小组长了，还有谁可以将12组搞好。8组也是治理较好的组，现任组长之所以可以将8组治理好，与他当兵见过世面、做生意赚了钱等而成为组中同龄人的领袖大有关系。

金村临近街边的7、9、10组成为全村治理最差的组，与这几个组离街近，信息灵通，机会稍多有密切关系。越处于中心地带，传统的东西越难以保持，社会关联度就越低，想占小便宜的人就越难以控制，村民小组的治理因此就越差。当村庄社会关联度降低，村组治理越来越难的时候，那些不畏惧村庄舆论和村民说服劝告的人，却害怕强悍村组干部的身体暴力。金村支书是一个有20多年乡村工作经验的乡干部，是愿意且善于讲理的那种人，他是一年前下派到金村的。但当村支书不久就先后与三个村民打了架，他说村组治理已不能仅仅凭借说服以及舆论来起作用。或说一些村民处于社会关系链条之外，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关系可以抑制他的不良行为时，身体暴力也许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在金村调查，很多村组干部发自内心的地说，金村的确要有一个强硬的干部出来“挑头”，且强硬必须坚持到底。没有强硬，正气上不来，歪风邪气就上来了。

从选举来看，村民显然喜欢选好人上台。只有当好人村干部不能维持村庄秩序时，村民才会想到应选“有魄力的人上来”，不然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协调村内矛盾，创造村庄公益，维护村庄秩序。由选好人到选强人，构成了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有趣循环的片断。金村现任村主任是一个好人，村民选他当村主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一个强人村支书在支撑村治的局面。1999年在荆门观察近20个村的村委会选举。村民在选村委会主任时，也并不是只选那些人品好的人，而会综合考虑村主任的人品与魄力，这个魄力在村民看来，就是性格强悍，能唬得住人。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余村的选举。余村是镇郊村，土地批租每年有数十万元的收益，当然也就是一个富村了。在任村主任是一个性格强悍的人，也就是村民说的有魄力的人。但这个人的人品不好，村民都知道他经济上有问题，可以算作一个“恶人”。且他的弟弟是地方一霸，借他的名义占了村集体很多好处。与在任村主任竞选的是一个当了二十多年副职村干部的村民公认的好人。我原以为那么多村民对在任村主任不满，其落选应是无疑的了，谁知选举前一股强劲的舆论在村中传开，这股舆论说余村需要一个强人来摆平村中利益和村与镇的关系，不然，每年数十万的土地批租收益难以收回，村民利益也难以分配。这股舆论还说，虽然在任村主任经济上确有问题，但与他每年为村里带来的利益相比，毕竟只是小头。而与之竞争的副主任缺乏魄力，无法向镇里争取利益，也难以处理村中事务。这股舆论是如此强劲，以致于成为左右选举结果的最大力量。在村委会选举投票前的竞选演说中，在任村主任回避自己的经济问题，放谈当选后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宏大计划。与之竞选的副主任则一方面强调村干部必须公正，另一方面强调他有很大决心将村集体的事业做好。他说，之所以我过去没有显示出魄力来，是因为我一直任村中副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要大家选我当村主任，我会有什么事情不敢管，不敢做呢！他的演讲赢得了村民经久不息的掌声。他最后以略略超过半数的得票险胜强悍的原村委会主任。总算是好人胜过了恶人。

在荆门和金村这类低社会关联度村庄的治理中，因为总体上传统的断裂和分层的缺乏，使得舆论及说理都难以制止少数人的违规行为，就产生了强悍村组干部出来的内在要求。在金村的现在，强悍的村组干部都是些人品不错的好人。不过，当这些好人既无法从村干部职务上获得足够的报酬，又无法从村干部权力行使上获得荣耀感的时候，他还有必要去当这个到处得罪人，甚至要用拳头与村中地痞展开对话的村干部吗？他会不会用拳头来为自己谋取私利而不是为村庄谋取公益？村民当然可以将一个谋私的恶人选掉，但村民能选掉在低度关联村庄这种产生恶人的机制吗？这是湖北荆门与吉林金村这类低度社会关联村庄即使在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制度背景下也无法逃避的共同问题。

七、村民小组会议

参加过数次村民小组会议，十分有趣。小组会议并无固定场所，或坐或站，三五一群，村民小组长带着征求意见的口气讲本组的事情，参加会议的村民似听非听，有人一直在小声闲聊。逗狗的、抱小孩哭的，稀里哗啦。有人玩笑开大了，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并引起哄笑。小组长连声说：“严肃点严肃点。”会议真是最好的休闲。人民公社时期会多，想

来应该也有休闲的价值，可惜现在的经济学家太右，一心要否定人民公社，不会将此休闲价值计入公社社员的收益之中。

休闲的会议一到关键时候自然就严肃起来。一个在全组有着众多关系和威望的村民小组长可以主导严肃话题的讨论，有村民不很同意村民小组长关于组务的判断，这种不同意或写在脸上，或藏在心中，一般不公开反对这个有威望的组长。组长知道他的判断对谁有益对谁有害，他便有一个“补丁”方案出来，将不同意见抚平。这样的村民小组会议欢喜而散，关于组内事务决策多快好省，组内公共物品的提供有些保证。

还有一些严肃起来的小组会议，其紧张在会前的休闲中就已透出痕迹。那边站在一起的三五人的眼神明显与村民小组长有了距离，有些阴谋诡计的迹象。这边坐在一起的三五个也是满腹犹疑。来主持会议的村支书说，今天召集大家开会，是想选举村民小组长，我看现任组长工作勤勤恳恳，大家是否同意让他连任？支书的意思是不用投票，征求一下意见就算选举了。有村民说，是不是经过一下手续好些？有村民附和说经过一个形式还是好些，一定三年，谁会不投组长的票呢！那就投票。背后的较量就开始了。投票唱票，现任组长落了选，一个新人被选出来，现任组长连同村支书的脸色都很难看，现场的气氛也很尴尬。新当选村民小组长的妻子站出来说不同意自己丈夫当选，有人出来打圆场，夫妻吵闹起来，新当选的组长一锤定音：现在都是什么社会了，还不能自己作主！她越不让我当，我越是要当，这个组长我当定了。

这样当定的组长，日子很不好过，因为村民小组内部的裂痕已经产生，脸皮渐被撕破，事事多了一些反对派。开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共同生产费分摊的问题，会前的休闲气氛有所下降，手中揣有条据的村民诉说抗旱请动力抽水支付的费用应该在共同生产费中报销。有村民反对，但他不直说，而是说他某次也曾抽过水，条据也应该报销。再有村民说，既然他们抽水的条据应该报销，我们蓄住水而节省下来的抽水费也该报销。为报销标准的争论没有结果，事情不了了之。组长越是缺乏权威，这种暗中较量越多，暗中较量越多，组长越是支撑不住小组会议的局面，小组会议也就越是解决不了组内问题，小组会议就开得越少。 小组会议开不下去，组内的事情不能不做。原本希望通过召开小组会议讨论决策的事情便由村民小组长自作主张。一个公正的村民小组长会用统一标准决定是否在共同生产费中报销村民抗旱抽水的钱，或在收取提留时决定减免某些农户实实在在受到的灾害损失。村民小组还可以减免最困难农户的农业税，如果村民小组长是公正的，他当然知道本组最困难的是那几户人家。问题是，一方面有些村民小组长公正做得不好，还有一些村民小组长的权威不高。公正做得不好的村民小组长优亲厚友，权威不高的村民小组长向强势人物让步过多。这些村民小组长做得不能服众，他就会处处受到村民不配合之苦，原本关系很好的邻里也陌生起来，搞得村民小组长灰头土脸，垂头丧气。若这些村民小组长不顾邻里怀有敌意的眼光，或直接就是一些地痞当上的村民小组长，他也勉强可以将事情做下去，只是村民小组的治理会越来越糟，公共物品提供的越来越少。

那些凭良心办事，或稍有私心讲一点关系办事的村民小组长，人正不怕影子歪，在村民小组会议讨论不清的问题，他在会后大刀阔斧自作决定摆摆平。也有村民有意见，认为村民小组长处理不公平，但这些村民只是少数，多数村民并不反对村民小组长的决定，事情便做下去了，村民小组的治理也就可以延续。村民小组长的自作主张有时好过小组会议的民主讨论。

问题是村民小组长的公正和权威源自何处。选举是一个将公正而有威信的村民推为村民小组长的好办法。当现任村民小组长不能做到公正或不敢向组中权势人物抗争时，村民可以将他选下去，而将公正而有威信的新组长选出来。但是，村民小组只是一个很小的范围，十数户至数十户人家，每一个选下去的村民小组长不仅是村民小组中扎扎实实的一户，而且他多少还是有一些组内关系的，这些关系有的是他的兄弟，有的是他当组长时的受惠者。新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