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中国

任，敢于与村中不良倾向作斗争，他往往具有令一般村民畏惧的健壮身体、社会关系或暴烈个性。强人治村的好处是他敢于碰硬，在大多数村民的支持下，他敢于惩罚那些有损全村公益的行为和村民，他通过减少村中少数人的收益，而创造于全体村民更多的收益。

在不能受到足够约束的情况下，强人很容易向恶人转化。恶人一定是强人，但与强人不同，恶人的私欲更重。恶人治村可以通过抑制村中一些有损公共收益的行为，为村庄创造收益。只是恶人往往乐于将自己为村庄创造的公共收益据为己有，有时候，他不仅不创造新的公共收益，而且为了个人私利捞取本来不多的村中公益或损害公益。

恶人不会受到村民的欢迎，村民怀念起好人和能人来。所谓能人，是指那些有特殊经营头脑和一技之长的人，尤其指那些已经发家致富的村民。为了不辜负村民对自己的热望，这些能人也有参与村务的热情。能人治村的好处很多，第一，在个人已经富裕起来的情况下，他一般不会打村中公益的主意；第二，他有带领村民致富的能力，也有为村集体增加公共收益的办法。能人治村并非百好，其中的一大弱点，是能人治村时，他期望在已有经济成就的基础上，通过当村干部来获得声誉，他期待经济现实变为社会声望。或者说能人当村干部，具有强烈的声望取向。他不愿得罪村民，他的治村与好人治村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他不愿如好人治村一样碌碌无为。因此，能人治村，倾向于在不得罪任何一个村民，即不减少任何一个村民收益的情况下，额外地为村集体创造公共收益空间，他试图通过这个额外的收益空间，来获得他当村干部所期待的政绩、面子与声望。 现实中的村治型态往往是以上四种类型的混合。不过，现实中也很容易区分出一种主导的治村型态。以上依据村干部个人能力和品性划分为好人、强人、恶人和能人四种可能的村治型态，对于把握当前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现状，特别是其间的变迁，大有益处。 写于2001年8月18日

三、权力网络

权力显然不只是指那些赤裸裸的暴力。稳定的权力需要有一整套制度加以维护和支撑。制度可以分为几种，包括成文规定的正式制度，也包括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乃至习惯、信念等等。费孝通教授讲长老权力，这些长老的权力不仅来自于他们积累的人生经验，而且来自于社会对年长的人可以积累更多人生经验的信念。一个选举出来的村干部的权力，不仅来自《村委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而且来自具有民主精神的村民对应该服从自己选举出来的人的默认。这种权力由一整套成文不成文制度所维护和支撑的结构，构成了权力的网络。 权力网络因其制度基础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杜赞奇在考察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的权力基础时，使用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认为在传统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乡村精英是出于社会地位、威望、荣誉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因此，诸如宗教信仰、相互关系、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等象征与规范，在塑造组织权力合法性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举例来说，在宗族意识较强的村庄，村民会选本族的人当村干部，本族的村干部也比较容易做本族人的工作。因为强烈的宗族意识使同族的人成为自己的人，这种意识构成了权力运作的基础。我有很多亲戚在农村，我相信，只要我参加村干部的选举，他们一定会选我，即使我的人品才干不行。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他们自己的人。有些村干部为了做好村里的工作，往往将最艰苦的任务交给自己最亲的人做。与他最亲的人不是因为品质好，而是没有办法抹开与村干部的亲近关系。我调查的一个村，村民小组长一再辞职未允后，他便不理村民小组事务。村支书、主任和会计三人都与这位村民小组长有良好的个人关系，他们三人便到组长家做工作，说不答应再至少当一年组长，他们就住在他家，吃在他家。住和吃了一天一夜，组长顶不住这种强烈的个人关系，而不得不答应再当一年。孙立平与郭于华在华北B镇调查中发现乡镇干部用“情境逼迫”来收粮的例子，说一个镇干部找一个老人收花生，反复说理后，老人仍然不交，镇干部说了一段出人意料的话：“这样吧，您也别把我们当成收定购粮的，您干脆就当我们是要饭的，就当我们现在是

向您要15斤花生，您说您能不给吗？”老人终于交了花生。这种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生动说明了农村权力本身的运作特征与文化及当地共通的地方性知识的关系。

正因为权力建立在情理法的基础上，权力才可以稳定地运作下去。不过，当前农村权力运作的情理基础或文化基础正在消解。孙立平他们调查的华北B镇收粮中“情境逼迫”的办法，到湖北杏村就不再行得通。镇干部让老人将自己当作要饭的，是该交粮了吧。杏村村民则会说，我干嘛非要给要饭的人粮食？你是要饭的，那你就走开。至于村干部动用个人关系让村民小组长继续当下去，或让与自己关系最亲的人在村务中吃亏，必须有村干部与他们的亲密关系，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亲密关系的如此运用，只会让人说他们的行为太傻。现在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可以为你私人帮忙，但若你是为公家做事，那对不起，这个忙我帮不了。试图动用良好私人关系来完成权力公共运作的文化基础越来越不没有了。 人民公社时期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当时农村权力的运作网络，大致可用强世功在描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权力特征时的“组织网络”来予表达。人民公社时期，通过对传统文化所赖以有力的乡村士绅的打击，通过以阶级划分所建构起来的阶级斗争，组织起广泛的诸如贫农协会、党支部、妇女协会、民兵连、团支部、红卫兵等多种多样的组织，这些组织网络与革命意识形态，与特定条件下的个人崇拜，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体制等结合起来，就具有了巨大的力量。这时权力运作的效率当然很高。“权力的组织网络”的特点是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与复杂但运作高效的组织制度的结合。

问题是当前农村权力网络的依托是什么。构成传统中国农村权力运作基础的文化网络，经过建国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大多已经解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人民公社的解体，则瓦解了农村权力运作基础的组织网络。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是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村旧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正在解体，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还看不到建立的希望。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快便暴露在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的理性算计之中。

理性算计成为农村中的唯一重要的现实之后，不成文制度因不具有社会强制性，而丧失了让只讲利益的人去算计的理由。成文制度所决定的游戏规则就应成为权力运作的基础。问题在于，中国农村过于庞大，且十分复杂，缺乏文化支撑的成文制度如法律制度，既无法一一规范所有人与人的关系，也处理不了如此众多的农村关系。

假若我们将理性算计作为当前农村的普遍现实，则这种现实下的农村权力基础就是所谓“权力的利益网络”。在农村场域中，一些精心算计经济利益的人，在一些成文制度的约束下，争取自己最大的经济好处。他们能够得到这些好处吗？

以村级权力为例，理性算计的村干部不是为面子、荣誉、正义或者信念，而是为个人的经济收入去当村干部。理性算计的村民仅仅期待村干部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这种理性算计的后果，是所有人因为缺乏对他人公益心的信心，而不敢或不愿相信他人。这时候实行村民自治，其后果可能就是村庄合作不能达成，村庄秩序难以维持，村里公益无人过问。理性算计的村民在民主的逻辑下选择了一个非理性的结果。这难道不正是当前中国相当部分农村的现实吗？

权力基础的利益网络显然不可靠，因为这种利益网络缺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支撑。与权力利益网络密切相关的，是当前农村人际关系的理性化趋势。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都面临着经济利益的拷问。这种拷问会瓦解传统的宗族、亲情、面子、声誉、道德、信仰以及共通的是非标准。在没有文化的基础上，怎样为权力网络提供制度基础，从而为权力运作提供合法性，实在是一件有挑战性的工作。

写于2001年8月20日 四、村民代表

1998年通过实施的《村委会组织法》第21条规定，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

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事实上，此前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村委会都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议事会制度。实践证明，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议事会制度，是一种良好的制度，它构成了村民自治中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核心，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施的好坏，在很多地方成为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好坏的决定性因素。

既然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如此重要，就需要考虑作为这一制度基础的人的因素，即村民代表本身。按《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者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现实中村民代表产生的方式更为多样，也不一定非得那么制度化，有时候村民不相信村组干部，而推选出代表清理村组帐目，或者有些村民受到村民情绪的鼓动，而以村民代表的身份上访告状。总的来讲，所谓村民代表，就是指那些与村民有一定的权力授受关系，能够代表或声称代表村民的人。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很重要，村民代表也自然重要。重要的村民代表在以下方面尤其重要：一是代表的素质，二是代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三是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以下从农村调查的感受来作些讨论。

有一次到孙村观察选举。此前村里刚选举产生了村民代表，村委会选举的很多决定都是在村民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后来在确定村委会正式候选人时，有一些村民怀疑选举作弊，产生了强烈的对抗情绪。其中一个村民小组的情绪特别激烈，兼做选委会成员的本组村民代表找上面来的选举指导小组反映情况。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向村民讲出真相。他倍感委屈地说，你哪里讲得清？虽然我是他们刚选出来的村民代表，他们却不相信我。前几天我参加村民代表会议后买了一个西瓜，有村民硬说这个西瓜是村里分的，一当代表就占集体的好处。我一再解释，没有人相信。以前关系很好，一当代表，关系就变得怪怪的了。

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以前以为，村民既然选了自己的代表，当然就应该相信代表。那为什么村民会不相信自己刚选出来的代表呢？也许，在村民缺乏民主精神，村庄缺乏有影响权威人物的情况下，村民不相信自己选的代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为什么选了代表，就一定要相信代表呢？在村庄的日常生活中，若村民不看重荣誉、面子，村民就会成为利益投机者。当村庄日常生活中没有值得村民真正信任的人时，仅仅通过了选举，不可能变出一个让村民可以信任的代表的魔术来。村民与村民代表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在村庄日常生活中建构起来的。因此，考察村民代表与村民的关系，需要回到对村庄性质的讨论，而不能局限在选举的权力授受关系之中。

村民不信任村民代表，村民代表也不大有理由为村民的利益讲话。有一次到向村调查，正好向村3组和4组为山界发生纠纷，村干部决定调解这场纠纷。因此让3组长和4组长召集各自村民小组的代表到现场调解。4组长去找由本组村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但没有一个村民代表愿意为组里的事情耗费时间，4组长只好找了几个原来当过村干部的老党员参加与3组的山权谈判。山权谈判不成，年轻的4组长因为全组竟没有一个代表愿意为组里的事情花费时间而气得不行，他要求村支书当天晚上到4组召开小组会议，现场改选村民代表。支书说，村民代表也是一选三年的，你怎么可以说改选就改选？

以上是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关系的例子。还有村民代表与村组干部关系的例子。2000年夏粮征收时，童村8组村民要求清理本村民小组的帐目，否则就不交夏粮。镇政府因此下决心彻底清理童村8组的财务。镇里一方面抽调会计人员进驻童村8组，一方面让童村8组村民选若干村民代表会同清理人员一并清帐。在清理过程中，逐张核实开支条据，结果，参与清帐的村民代表因为或多或少得到过原村民小组长或请客或免提留或减积累的好处，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迪村也有一个村民选代表清理财务的故事。因为迪村复杂的权力斗争和村民普遍对村财务的怀疑，而在1995年形成了一个每年由村民代表清理村财务一次，每次清理一个星期的

制度。这个故事颇“有趣”。清理财务的村民代表是由村民在各自村民小组选的，他们既具备清理财务所必须的基本财会知识，又是本村民小组有一定影响的人。但这些代表在清理财务期间，很快便关心起自己花费一周时间清理村级财务的合理性来。村干部是敏锐的，他们与村民代表商议，干脆买一头猪来杀掉做生活费，每个清帐代表每天另外补贴25元现金。这样，每年一次的村财务清理便形成了一次清帐一周，杀猪一头，每顿饭都喝酒，且每个清帐代表可以有100多元补贴的惯例。当清帐代表是很合算了，他们当然也不可能清理出村干部的经济问题来。

构成以上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组干部的关系的例子，似乎可以归结为村民代表的素质，即他们品质与能力问题。然而，村民代表的素质并不是抽象的。当村庄传统文化已经解体，面子和声誉对于村民并不重要的时候，村民代表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典范和村民利益的维护者？反过来，这样的村民代表，村民又如何可以信任他们。

以上4个例子都是在湖北荆门这个所谓“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村庄发生的让人悲观的例子。荆门农村当前也有很多让人感到希望的事情。假若不在荆门这类村庄，而是在一个宗族村庄，村民选出的代表一定会是宗族内有影响力的人，这个有影响力的人一定会珍惜自己作为代表的影响力和声誉。他就会与村民建立良好的信任合作关系，他也就会在村政中发挥较好的作用。再假若是在一个社会分化较大，村中有一些高大威猛精英的村庄，这些村庄的村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就一定是这些高大威猛的精英了。高大威猛精英不仅具有让村民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且他们不愿意为得到村里鸡零狗碎的利益而坏了自己的名声。荆门这类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村庄的情况不同。在村庄生活中，没有高大威猛的精英，只有一些如大社员之类的细小琐碎的精英，这些人既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缺乏作为精英的精英意识。缺乏精英意识的村民代表不能得到村民的信任，他很快就会看中村干部用来收买他的那一点点好处。这种情况下，村民代表会议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

进一步说，构成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基础的，是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须有能力代表村民参与村务决策、管理和监督。另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须有能力将讨论决定的村务决策实施到他所代表的村民之中。问题是，在当前就业不充分，经济处境恶劣的转型时期的农村，传统的人际联系被割断，现代的稳定联系没有建立起来，人们越来越关注赤裸裸的经济利益，而越来越不看重面子和声誉。村中很少有人愿为村集体公益来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与智慧。这样的村庄，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便大成问题，而理论上村民代表会议的诸多功效便大打折扣。在一些情况特别糟糕的地区，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太弱，以至于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安排的成本太高，从村民代表会议中得到收益的群体太少，而可能造成由村民代表会议不是因为制度措施不得力，而是村庄基础不具备所存在的形式化的问题。 写于2001年8月20日

五、合作能力

《黄河边的中国》应该说是近年出版的农村调查中最为好看也最为畅销的书了。书的作者曹锦清先生1996年几乎一年时间都呆在黄河边的河南农村，其中他调查最多，感受最深且思考最力的是关于黄河边中国农民合作能力的问题。曹先生认为中国农民一直是“善分不善合”的，即使出现超过传统范围的更大或更新合作之紧迫需要时，小农们依然按照传统的方式行事：或恢复家属间的联合，或恢复宗族组织形式，或将家属原则引入私营或集体性质的企业内部等等。因此，他期待通过外部将超出传统的合作组织与原则导入到农村与农民中间去。他断言：“通过平等协商建立起来的契约组织，是承包制下的独立小农得以最终摆脱贫困落后，摆脱自然灾害的侵扰，摆脱地方贪官污吏的剥削与压迫，减少市场风险的最有效、最强大的手段。”

曹先生在河南农村看到的农民不合作的情况，也许比我在荆门农村看到的情况要好。我在荆门农村不仅很少看到以平等协商建立起来的契约组织的合作，而且传统的合作大都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