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影响下的当代文学现象

置，就可以成为一篇文学作品，非常适合高效复制。如今，在大众文化的强势影响下，类型化对文学写作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比如人物的类型化、情节的类型化、语言的类型化以及构思的类型化等。不可否认，文化产业具有高度灵敏的嗅觉和对利益的洞察力，它能从文学作品元素中发现那些最有增值可能性的元素，将其类型化，迅速进行再生产。而另一方面，类型化所包含的经济利益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使得他们的创作有意无意地朝着类型化倾斜。

现实问题小说不断被类型化、模式化的过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现代化的实践一直是当代作家关注的焦点，也一直是当代小说重点表现的内容。这些小说直切当下现实，触及社会热点，因此拥有广泛的读者。对于文化产业来说，这就是拥有可观市场的前提。在市场作用的推波助澜下，现实问题小说得到空前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写作模式，要么是改革与保守的路线之争，要么是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要么是政治生涯与情感危机的交织。我们于是将其命名为官场小说、反腐小说或者政治小说、改革小说。虽然命名各异，但面目基本上相似，质量也很欠缺。不管是评论家，还是普通读者，其实对越来越多的相似模式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当然，一部分作家也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模式化存在的问题。

以改革小说为例。我们在讨论改革小说时，往往热衷于讨论小说中的改革内容，却对小说表达改革的方式忽略不计，因此也很少关注写这类题材的作家在文学上的焦虑。这是改革小说摆脱不了模式化困惑的社会原因。张平显然是一位写现实问题小说的代表性作家，现实问题小说给他带来声誉，也给他带来非议。有人指责他的作品缺乏文学性，但事实上张平在写作中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也具有强烈的文学焦虑。特别是他近些年的作品，明显看得出他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有新的文学尝试。而他的文学尝试，都可以看作是他在利用类型化和摆脱类型化之间苦苦挣扎的结果。几年前他写的《十面埋伏》，虽然写的是官场反腐，但他

明显借鉴了侦探小说的叙述方式；虽然是往类型化上靠，但通过利用侦探小说模式，他打破了当时反腐小说流行的类型特征，可以说是一次成功地运用类型化的尝试。而在他200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国家干部》中，我发现他对类型化的焦虑更为强烈。自然，这篇小说并不能完全摆脱类型化的约束（因为完全采取非类型化，将冒丢失广大读者的危险，这类小说的读者群是在类型化的培训下结集起来的），比如人物关系的设置，一些主要情节的安排，都带有类型化的痕迹。而且从故事内核来说，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张平最终也绕不开类似于邪不压正、人民群众站出来说话等主题上的类型化。但是，张平煞费苦心地在叙述结构的变革上下功夫，其目的显然是想完全走出类型化的樊篱。小说以嶝江市的一次干部提拔为契机，使全市上上下下的官员为了大大小小的利益，怀着各自的动机，都或明或暗地行动起来。故事并不新鲜，但小说以一种很特别的叙述方式来展开。通篇小说几乎没有文采和诗意的追求，完全由密不透风的人物心理动机的剖析编织而成，作者不放过笔下的任何一个人物，毫不留情地袒露他们的内心动机，将官场上的每一细小的事件，都找到其心理依据。我以为这部小说可以称其为政治心理剖析小说。我不敢说张平的这种写法是非常成功的，因为这种密不透风的剖析，造成了节奏的过度紧张，也使得叙述过于单调，但他的尝试无疑是很独特的。如果他能广泛听取意见，博采众长，也许能把这种尝试做得更好。问题是，人们并不关注张平在文学上的焦虑和尝试。从这个角度说，张平是在孤军作战。那些热情肯定张平的人，只愿意看到张平作品中的现实性和责任感，不愿意或者说根本不去注意张平在文学上的努力。

另一位在类型化叙述上大获成功的作家就是海岩。一位充满男性魅力的刑警，几位柔情似水的女性，斗智斗勇的较量，刻骨铭心的爱恋，这些是海岩故事里必不可少的元素，海岩也能很娴熟地将这些元素调制出不同的口味，但在他最新出版的《深牢大狱》中，他对类型化的焦虑和恐惧同样暴露无遗。小说一开始，

海岩就把他的故事元素一股脑地用上了，故事编得悬念丛生，情节跌宕，基本上是我们所熟悉的海岩式的叙事方式。按说，刘川和单鹃母女提着装巨款的皮箱爬上崖顶，等候在那里的一群警察大步向他们走过来时，这个故事就接近尾声了。可是小说读到这里才不到一半的篇幅，海岩笔锋一转，把一个破案的故事讲成了一个犯人改造的故事。这简直是不按规则出牌。它生生将小说分割成两截，前后两截分明是两种不同的故事类型，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 三

我们是在文化产业的意义上来谈大众文化的，这就完全有别于过去我们所谈论的通俗文化、群众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大众文化的惟一宗旨就是消费。大众文化的消费不同于一般商品的消费，它不仅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还要消费商品的精神价值，这一点是与所有的精神产品的消费相一致的。但是，一般的精神产品强调精神价值的个别性和独特性，人们从每一件精神产品中所获得的精神内涵应该是不一样的，这也是证明一件精神产品成功的重要依据。而大众文化被纳入到文化产业，它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只有放弃产品精神内涵的个别性，通过一种统一的模式来达到产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这就带来了大众文化的符号化特征。大众文化通过对其商品符号的象征意义的强调，使消费者超越使用价值的局限，获得消费欲望的虚幻性的满足。这种虚幻性的满足是无限大的，因此这种消费也就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符号的象征意义来源于社会环境或文化背景，它所表征的主要话语系统是关于地位、品位、时尚、身份、高雅、幸福等观念及其生活方式。

进入到大众文化行列的文学作品显然要服从于符号化的特征，这些作品的文学意象逐渐向文化消费符号的象征意义靠拢。比如一度风行的所谓“小资写作”，

这些文本大概都有一些基本的写作元素：几个成功人士，几幢优雅别墅，还有酒吧、上网，喝咖啡时的音乐，做爱前的谈心，等等。这些元素看上去都是当代都市生活中的现实，但问题在于，小资写作对此是进行了符号化处理，将其变成一种缺乏丰富内涵的时尚符号，它带给读者的只是一种空洞的炫示和感官的兴奋。90年代的媒体大爆炸为小资写作的泛滥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书摊报亭上眼花缭乱的报纸期刊，无不将小资写作当作突出版面的亮点。虽然小资写作的风头已经过去，但小资情调作为符号化的基本语码，已经积淀在当下的文学文本之中。我们身处的都市社会被消费主义编织为一个符号世界，符号的象征意义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几乎不是为了生存需求而消费，而是为了符号的象征意义而消费。作家笔下的文学意象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消费符号的强势控制下逐渐发生了变异。当然，当下不乏头脑清醒的作家，如韩少功就对“生活符号化”表现出极大的担忧。他认为，我们如果沉迷于这些符号，就不可能了解到现实生活的“真实”。他说：“我相信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真实’，不过是符号配置的后果，比如别墅、轿车、时装、珠宝所带来的痛苦感或幸福感，不过是来自权力、组织及其各种相关的意识形态，不过是服从一整套有关尊严体面的流行文化体制，与其说痛苦或幸福得很真实，毋宁说是消费分子们的自欺欺人——就其生理而言，一个人哪里需要三套空空的别墅呢？但别墅成为符号，轿车、时装、珠宝等等成为符号，不意味着非洲饥民的粮食也是符号。我们不能说那些骨瘦如柴的黑人没有真实的痛苦，不能说他们只是因为缺少符号就晕过去了，就死掉了。”（注：韩少功：《暗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诚如韩少功所担忧的，生活中真实的痛苦永远处在符号化的文学意象的视野之外。

符号化问题是一个能指与所指的关系问题，符号化依托符号体系的编码规则，最终导致能指与所指的剥离和断裂，因此文学意象的符号化，带来一个显著的后果就是，文学形象本身的内在意义被抽空，文学的所指成为一具空壳，而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