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

革命却以光速发展。许多专家认为，云计算技术的崛起，标志着IT发展进入了新的革命性阶段。我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我看到云计算技术正在改变实体经济：消除某些角色、创造新的角色，在不同国别和拥有不同技能的人群间对收入实施再分配。其影响将严重限制和改变宏观刺激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提倡实施宏观刺激政策，以此解决目前经济二次探底的问题。

通过促进生产全球化，IT已经重塑了全球经济。失去IT，很难想象跨国公司能够将零件加工外包至多国生产，再运到一个国家组装，进而在别国销售。这就是为什么贸易发展的速度是全球经济发展速度的两倍的原因。发展中国家从这种发展趋势中获得了巨大的受益，雇佣剩余劳动力从事出口生产。到目前为止，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

制造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全球化。例如，物流运输工作可在距离销售目的地很远的地方展开。 到目前为止，IT促进了外包业的发展，即工作流动性加大，而且可以在成本较低的国家完成。下一次IT革命浪潮可能会彻底消除许多工作岗位，改变现有工作的本质，并且创造全新的工作岗位。第三次IT革命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将超过前两次革命。

现代化的发达经济体主要是以服务型经济活动为主。商店店员、餐厅服务员和公交车或出租车司机是服务型经济的主体。然而，他们并不产生附加值。行政管理人员、银行家、律师、会计，还有那些在高层写字楼里工作的职员才是提供高附加值服务的人群，他们的工资也很高。这些人的工作是处理信息——获得信息、加工信息、将转化为另一种格式的信息再传递给另一个人。信息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直到有人可以根据信息展开活动。 金融等中介组织面临生死抉择

如果一家大型组织基本上由白领专业人士组成，这个组织的效率一定非常低。我们经常用“28定律”——就是20%的人做80%的工作——解释低效的原因。低效的产生是因为价格机制在处理信息的阶段失去作用，也就是没有终端产品需要定价。公司里总有一些员工比别的员工效率高。他们更可能获得升职，或者加薪。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有时候，价格机制让位于公司政治。上级不总是喜欢工作效率最高的员工。因为这些员工可能会威胁到上级自己的饭碗。这些复杂的情况降低了让员工好好表现的激励。

那为什么大型服务型组织还能够存在呢？主要是因为服务产品的定价需要时间。服务型产品可能需要数年才能检验出其质量好坏。大型组织能够靠声誉效应让购买者放心。如果原来的顾客满意，可以激励该组织保护自己的声誉。因此，新客户应当也有信心购买该组织的产品。

IT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消除白领低效的情况。首先，可以衡量产出。例如，医生看完病后，可以花很低的成本追踪病人的情况。病人和医院都能够了解关于每个医生的效率和诊治效果的数据。对于其他专业人士，例如，会计、律师、厨师和银行家，都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衡量其效率。

高效的产出衡量分析会导致：(1)白领专业人士薪酬的价格差异进一步扩大；(2)控制这些人员的管理者数量进一步降低。也许“28定律”现象仍会发生。但是，20%的生产效率较高的员工将获得80%的报酬总额。而他们的老板-管理者会少得多。这样一来，“28定律”现象就不会导致效率低下。

富有的发达经济体的核心是中产阶级，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可能会危及发达经济体的模式。可能是由于效率低下，服务型经济的收入分配均匀，即每个人的薪酬都差不多。如果可以精确衡量产出，收入分配会成倍地不均。蛋糕可以变大，却会有许多人分到很小的一块。

其次，通信成本的下降可以剔除供应链中的多个层级。互联网应运而生之后，一些中介机构开始提供网上服务。新型的在线中介，尤其是效率更高的中介机构开始崭露头角。接下来，恐怕连网络中介都要消失。通信成本越来越低，小型服务供应商可以零成本为世界上每个人服务。而且，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零成本联系每个小型服务供应商。

金融服务供应商从定义上说就是中介。为什么储户将他们的钱交给这些人来管理呢？不是因为他们表现优异。90%以上的机构投资者的表现比市场指数差。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们降低了获取、处理和传递信息的成本。这种解释现在看来更靠不住。任何人都能够像基金经济那样，几乎不费成本地获取各种信息。恐怕金融服务业可能会发生结构退化。

金融服务行业正在失去对用户及实体经济的附加值。它越来越依赖于系统博弈，并从客户的无知中谋利。这使得该行业和金融市场更加动荡，更容易诱发泡沫。 两极趋同

云计算、光纤和移动用户设备的出现，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成本接近于零。它破坏了中介赖以生存的基础——规模经济。我们正在目睹这一对定型的白领经济体产生冲击的前浪。这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论的极速版。

这支力量将延长就业危机。生产全球化是西方蓝领就业危机的最重要驱动力。泡沫经济通过派生泡沫工作岗位，掩盖西方蓝领就业危机所产生的就业影响。金融危机暴露了就业危机，而就业危机十年前就应该已经出现。正在进行的IT革命对白领劳动力产生了极强的破坏力，使得发达经济体很难在可预见的将来减少失业。IT革命破坏稳定的力量可能与上世纪矿物燃料革命类似。今后十年，西方可能会进入不稳定期。 发展中世界从个人电脑-互联网革命中获益良多。它在制造业建立了OEM加工模式，使贸易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IT革命的第三次浪潮将加速发展中世界驱动内需。通过减少中介成本，发展中世界将更快进入以国内服务需求为主导的发展期。因为发展中国家尚未建立中介服务产业，因此，他们能通过降低服务和货物在国内的价格，将新技术成果最大化，从而改善内需，使之成为增长引擎。西方就业危机阻碍了内需的增长，因此，发展中世界亟需发展他们的内需。第三次IT革命浪潮来得太是时候了。

全球经济现在一分为二，分为疲弱的发达世界和蒸蒸日上的发展中世界。二者由于流动性从前者转移到后者而出现明显差别。如果目前的流动性泡沫破灭，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放缓。然而，发展中世界的成本优势比发达世界强，因而将持续保持强劲增长。IT革命的第三次浪潮将放大它在经济发展中的优异表现。如果世界持续和平，两个世界必将在本世纪趋同。

中国房子比美国贵 政府从中赚走了75%

默认分类 2010-09-13 10:29:04 阅读73351 评论408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在埃及尼罗河的三角洲地带，有一座小镇叫作Rosetta。两百多年前，拿破仑的部下攻城略地到达这里，在打地基建造防御工程的时候，挖出了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密密麻麻无人能懂的碑文。大石头先是被运往开罗研究所，后来几经辗转，被大英博物馆收藏，穿越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一直留存到今天。 原来大石头已有千年之久，上面用三种语言记载着一位古老的埃及国王的功绩。

曾有埃及、英国、法国的多位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努力读解石碑上的内容而不得。几十年过去，据说最后是一位德国学者破译了全部碑文，让死亡的文字重新复活，让遗失的意义再次浮现。

这块大石头，以它出土的村庄命名，被叫作Rosetta Stone，中文里通常将它音译为“罗塞塔石碑”。但谢国忠将它意译为一个更动听的名字——玫瑰石。

“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我觉得它代表着一种跨时代、跨文化、跨语言的对知识的追求，”谢国忠说，所以他以这块石碑为自己的公司命名——玫瑰石顾问公司。

就像很多人并不知道“玫瑰石”这个名字的来历与意义一样，很多人也并不了解，谢国忠那些耸人听闻的结论背后，有着多么强大的逻辑和证据。

据说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谢国忠就以三大预言的逐一应验而扬名立万：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回归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以及中国在20世纪末的通货紧缩。

20世纪的故事已经显得遥远。就我个人而言，真正意识到这个人的声音值得倾听、他的惊人之语并非都是妄言，是2007年到2008年之间：

2007年8月，华尔街两只对冲基金破产，引起美国金融市场一阵恐慌，当时本报为此做了一个小专题《华尔街的盛夏寒流》。在做这个专题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北京、纽约、伦敦的多位经济学家与分析师，询问他们对市场的判断。其中大多数人都没有太拿当时的状况当回事，尤其是北京与伦敦的经济学家，都表示对美国金融业、对华尔街非常有信心。

只有谢国忠一人，在当时发出了无比尖锐而刺耳的声音：“全球信贷泡沫正在破裂……目前的全球流动性泡沫很可能在2008年终结，并以华尔街衍生品市场的崩溃为开始。”当时谢国忠让我印象深刻的，不只是他骇人的预言，还有他激烈的表达方式，他写到：“是时候了，让华尔街的骗子们破产去吧!”

2008年9月，雷曼兄弟轰然倒塌，全球经济随之跌入泥潭——当我想起谢国忠一年前的预言时，我觉得他简直是个巫师!他是怎么做到的?那时甚至还没有几个人能说明白，“次级债”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当我终于弄明白，美国房地产市场所谓的次级抵押贷款是怎么回事，我也意识到，谢国忠不是巫师，他就是一个眼光敏锐、大脑清晰，又无所顾忌、敢于直言的经济学家。他之所以敢于预言，他之所以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预言准确，背后自有一套严密而强大的事实和逻辑。只是人们往往被他的结论所吸引并激怒，而没有耐心去听他结论到来之前的路径。

在联络采访谢国忠先生的过程中，我像他的朋友们一样称呼他为Andy(他的英文名)。其实，私下里我叫他“Mr. Bubble”——泡沫先生。翻看他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的文章结集《再危机——泡沫破灭时，我会通知你》，叫他“泡沫先生”并不算偏颇。近十年来贯穿他言说的主题，就是对经济泡沫的剖析和警示：

“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泡沫。……泡沫总是要破的，没有例外。……最终的杀手就是通货膨胀。……泡沫的发展和破灭，有自己的时间表。当它即将破灭时，我会让你知道。……很有可能，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将在2012年破裂。”

著名地产商潘石屹说，他不喜欢谢先生那种“上帝般的说话方式”。

谁会喜欢呢?——当上帝说的是“离开伊甸园吧”，而不是“上去诺亚方舟吧”。激怒人们的，并不是谢国忠说话时那种“上帝般的口吻”，而是他总在叫嚣丧钟已经敲响，悲剧即将上演。在一片狂欢景象中，这样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预言，而像是诅咒。

但是，当你耐心倾听完他的话，你会发现，这位“泡沫先生”——Mr. Bubble谢国忠，其实比任何人都憎恨泡沫。既是出于“说出心中真相”的本能驱使，也是出于对泡沫破灭后巨大的经济与精神损失的担心，才让谢国忠如此执着地言说泡沫。

我以为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经济系的谢国忠博士，一定有着身为经济学家的更伟大的志向，比如让中国人民更富裕、让中国社会更美好什么的。没想到他说，作为经济学家，他只希望中国人辛辛苦苦赚的钱，不要被平白无故地骗走。

在经济学之外，他的兴趣在历史，他的志向在写小说，因为这个多彩的时代是在很适合写小说，“我一定会写，但可能会先用英文写。”

谢国忠一向以英文写作，《再危机》这本书呈现出的简洁明快、清晰有力的语言风格，要感谢翻译们的杰出工作。接受《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专访时，谢国忠关于西方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比，也多少解释了他本人何以形成今天的思维方式和表达风格。

我想，如果将来有人写一部“当代中国经济转型史”的书，没准儿“谢泡沫”的称呼会和“吴市场”一样被留下来。人们会记得，当年有位吴敬琏先生，是多么热爱“市场”;还有一位谢国忠先生，是多么痛恨“泡沫”。

“不能靠泡沫发展经济”

问=程明霞 侯思铭 答=谢国忠 谁吹大了泡沫

问：我们还是从房地产说起吧，你最近的文章说，“香港所有的不幸都可以归因于对房地产的痴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香港一样，经济重心如此依赖于房地产。”这和我们大陆目前的样子不是很像么?你书中写，上海的小保姆都辞职去炒房了。

谢：是的。但是大陆和香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大陆房地产业的钱都跑到政府口袋里去了，香港可不是这样的，钱主要是给开发商拿走了。

一个泡沫最终会产生两个结果：一个就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就像股市从100点涨到200点再回到100点，这中间什么都没变，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但是从起点走到终点这个过程中，有人买入、有人卖出，所以有的人钱变多了，有的人钱变少了，财富总量没有变，但是重新分配过了。第二，它也是一个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这中间有人投资进去想要获利，结果造成了损失。

而大陆房地产泡沫的情形就是，这个过程中，财富和资源最后都流向政府了。所以你看政府这几年突然变得非常有钱，财政富余很多。那么问题就是，政府要怎么花这么多钱?效率能有多高?会不会浪费?这是最大的问题。

问：在房地产泡沫的问题上，你一直都把板子打在政府屁股上，你觉得房地产商其实在里面并没赚多少钱，不应该为高房价负责?

谢：如果把他们交的税都算进去，开发商真的不赚钱。

土地增值税是60%。地方政府财政一有压力，他就去找开发商，说你必须给我交土地增值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楼盘卖到最后，开发商都会留一套不卖，留一套房子他就保留着项目公司，跟政府说，我的公司还在，房子没卖完，不交税。于是地方政府就说，那我先预征，我算过了你应该交六个亿的税，现在先交两亿吧。开发商原来都是靠不交税赚到钱的。等到六亿都交给政府，开发商根本没赚多少钱。

你可以去分析房地产公司的净资产。比如绿地集团这么大的公司，你看它整个公司的价值全部是靠土地升值来的，造房子本身是不赚钱的。它最初买了一块地造房子，卖了房子赚了钱，然后把赚的钱全部投进去，还不够买同样地段的另一块地。就只能再去银行借钱，买地段更差的一块地，再造房子，卖掉以后，再拿出全部的钱，同时还要向银行借钱，再去更差的地段继续造房子。所以你看它越做越小，它一直滚动下去但是其实根本没赚什么钱。

再来看万科。这么大的房地产公司，分析员发现它公司的资产构成，其中70%都是靠高价发股票赚来的，也就是说，万科的钱大部分是从股市赚来的，靠造房子卖房子并没有赚多少。所以中国的开发商是不赚钱的，即使他们靠造房子赚了钱，做大了，政府也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把钱拿走。

去年全国卖房子一共卖了4.6万亿，把建筑成本、毛利、土地税都算下来，这4.6万亿里面政府大概赚了75%，也就是3.5万亿多。去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总共才7万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