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 - 图文

样式结合在一起的方式。这一人种论的指向，宣布了消费者的创造性<威利斯>，并且视受众为积极的主体—他们持续地努力去了解他们的处境，而不是一种主导的生产系统的被动的诉求对象。这一指向是文化研究试图恢复流行文化的实践和信念的复杂性的一部分。作为对简单的“效果”概念和轻蔑地视流行文化为浅薄的和操纵性的评论的一种强有力的反对，它显然是一种可观的收获。可是，正如我们以下将看到的，它很容易同那种主张消费者享有不受约束的选择自由的保守派的颂扬合流共谋。 与“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的辩护士 一样，文化分析当中一些有影响的趋势已经把分析的重点放到了意义交换的那一刻——文本所携带的意义和读者赋予它们的意义的相遇。在这两种分析方式中，意义的遭遇被从更宽泛的语境中抽离出来，呈现出一种消费者掌握全权的实例。对于像约翰·费斯克这样的论者来说，这也是一种用流行文化进行抵制的信号，一 种“意识形态的反击或者逃避；从上至下的权力遭到了从下至上的权力的反抗，社会风纪面临无序”<费斯克>。这一对颠覆性消费的浪漫颂扬，显然有悖于文化研究长期以来关注的媒介为了维护和支持现行的统治关系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的作用。不过，即使这一宽泛的视角得以重建，文化研究提供的关于文化工业作为产业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其经济组织又是如何影响意义的生产和流通的。而且没有检视，人们的消费选择与他们在更宽泛的经济结构中的位置的结构性关系。考察这些原动力，正是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在这种考察中，我们将追随雷蒙·威廉姆斯的律令：“我们不关注产品的组成部分，而必须关注实践的所有条件”<威廉斯>。 批判的视角对它的研究现象采用的是现实主义概念，简单地说，它使用的理论构成物存在于实际世界之中——而不仅仅是现象。出于这个原因，批判的分析主要关注行动和结构的问题，试图辨明影响实际世界中的实际行为者的生活和机会的实际制约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理论也是唯物主义的，它聚焦于人们和他们的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占有物质资源的不平等的支配力量，以及作为这种不平等的结果之人们在符号环境中的不平等性质。 其次，批判分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