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上海市公务员考试真题-申论B卷

材料8 最早的城市病出现在200年前的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由于缺乏系统规划，大量“农民工”聚集在贫民窟里， 排放的污水使经过曼彻斯特的艾尔克河变成臭水沟。法国学者保尔.芒图注意到，“蒸汽机使无穷的烟云飞翔在这些黝黑的 工业城市上空”，狄更斯更把浓浓的黄烟形容成为“伦敦特色”。当时英国政府的调查报告显示，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居住 在贫民窟的大批“农民工”体弱多病，养成了对烈酒和麻醉剂的嗜好，社会极不和谐。 英国的政治家们逐渐重视环境问题。1843年，议会讨论通过了控制蒸汽机和炉灶排放烟尘的法案。110年后的195 3年，英国议会痛过了更为全面的《大气清洁法》，禁止排放黑烟。英国历史学家克拉潘把英国城市病的根源看做是“市场 失灵”的结果，那就是“城市为工业利益集团所支配，企业家生产与赚钱的内在驱动使得他们全然不顾生态环境的问题” ，而相应的解决办法就是“政府从原来被动的自由放任转变为在法律的前提下进行积极主动的干预”。1831年英国成立了 中央卫生委员会，1844年建立了城镇卫生协会，还在各地设立了卫生医官。不仅管理公共卫生，还承担城市供水排污、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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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贫民窟，城市规划等各方面的职责。如今，伦敦已经彻底摘掉“雾都”的帽子，成为环保的领先者。 那么治理“城市病”是否一定要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严厉管制呢？2012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 数学家埃尔文.罗斯与罗伊德.沙普利。 他们提出有趣的理论“稳定配置和市场设计”，就是通过精确的数学计算，调整游 戏规则，可以使市场机制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模式发挥作用。这种经过“精算”后的市场机制同样也适用于城市治理。 1907年，纽约率先给65号汽油驱动的出租车安装了计价器，这是第一个“设计好的出租车市场机制”。到了20世纪30 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由于出租车门槛低，失业人员一窝蜂涌向这个行业，导致恶性竞争。于是1937年纽约市颁布法令， 将出租车数量控制在13566辆，并一直保持到现在。由于汽车数量固定，纽约出租车也像中国一样出现过“拒载”现象。而 如今，又有两项新规则出台，使市场机制更能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一是以

互联网作为平台的“叫车公司”的出现。美国 《大西洋月刊》报道了一家典型的名为“乌博”的叫车公司。它主要由统计学家和工程师组成，他们研发了移动叫车软件 ，从乘客处收集数据，开发出能预测需求的精确算法，不断满足乘客和司机供需双方的要求。在用车高峰时段提高价格， 直到供需平衡为止，以保证客人任何时候都有租到车；而只要你愿意付费，出租车可拉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二是信用 卡的广泛使用。在美国，出租车可以直接使用信用卡支付。到达目的地方，如果乘客选择信用卡，司机在仪器上操作一下 ，刷卡机上就会显示并扣除路费。2004年。纽约出租车和轿车委员会决定，任何在纽约行驶的车辆必须安装车载GPS系统和 信用卡系统。一开始，这一做法遭到出租车司机的强烈抵制，但经过多年实践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司机们终于 认识到，所谓“打车难”并不总是出租车司机的“卖方市场”。一旦经济萧条，没人愿意打车才是最糟糕的，而一个好的 、公平的市场规则才能真正保证司机的稳定收益。

材料9 2013年8月30日，李克强总理邀请两院院士和有关专家到中南海，听取城镇化研究报告并与大家座谈。座谈中，李克 强总理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进为动力，使城镇真正成为人们的安居之处、 乐业之地”。事实上，突出统筹城乡，保护农民利益，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漠视统筹城乡发展，盲目追求告诉城镇化不仅造成日益严峻的“城市病”，也会带来日趋严重的“乡村病”。大城市近 郊的一些农村成为藏污纳垢之地，污染严重，致使河流与农田污染事件频发，一些地方“癌症村”涌现，已经危机百姓健 康甚至生命。 “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背离了城镇化的本意。

材料10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某课题组首次利用高分遥感影像，完成对山东等地4.6万宗宅基地、6500余农户的调 查。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约2.48亿亩，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户均近1亩，人均220多平方米。废弃、闲 置，低效利用的宅基地、街巷用地、空闲地等有巨大的整治潜力。测算表明，像山东禹城市村庄土地整治潜力在46%-54%， 可净增耕地率13%-15%。经综合估算，在分批推进城镇化情况下，全国空心村土地综合政治潜力达1.14亿亩地，大约相当于 5个北京城面积。有专家指出，在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是一项特殊的用益物权，以保障农民居者有其屋。大量宅基地随老人 去世或人口转移进城后长年废弃，致使“有名无益”。农村人走地不动、建新不折旧、不占白不占等情况，导致空心村问 题突出。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针下，亟须深化土地制度创新，探寻盘活存量之策。

材料11 农村留守老人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而产生的一批群体，这部分群体，因家中子女进入城镇经商、务工， 晚年养老比较困难。《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年)》显示，我国“空巢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已接近50%，2013年将 突破1亿人。农村“空巢留守老人”规模庞大，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而这些老 龄化的人口大多是以农村留守老人的身份存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无子女老年人和失独老年人开始增多 ，他们当中许多人存在孤独、苦闷、抑郁甚至厌世等心理问题。 由于绝大多数留守老人丧失从事高强度工作的能力，农村留守老人从生产劳动上获得的收入有限。他们从种菜、养鸡 等劳动强度低、收入少的劳动中获得日常生活费用。在劳作之余，还要照料留守在家孙辈的日常起居，监督孙辈们的学习 ，应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突发事件。留守老人在经济上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收入和子女供养维持生活，但外出务工子女对老 人的经济支持一般都不多，留守老人的总体收入较少。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达到农村居民的人均水平。甚至有相当一部分 留守老人的纯收入低于我国2011年确定的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的最新贫困线标准。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农村普遍保留着家庭养老的习俗，家庭养老是我国农村中主要的养老形式。然而，随着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中绝大部分的青年人离开父母进城务工，常年在外不能回家，对留守在家的老人照料严重缺 位。农村存在的“敬老院”和“五保户”的养老形式，由于财力的问题，所能容纳的养老人数有限。虽然，从2009年起， 国家开展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有限，保障水平低，致使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开展步履艰辛，效果不尽人意。大部分农村留守老人平时靠电话和子女联系，闲暇时主要靠聊天、看 电视、玩棋牌、蹲商店等方式打发时间。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需要，留守老人对健康医疗的关注比其他方面更多一 些。部分留守老人的身体情况欠佳却不能及时就医，造成“小病拖、大病扛”的问题。

材料12 农民工是从传统农业社会流动到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群体。农民工社融合的主要任务是“适应城市社会的生活 方式，逐步提升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完成一个从农业人到工业人，从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转变”。“逐步提升自身的社会 经济地位”即完成所谓的社会经济融合，是农民工社会融合中最关键、最重要的内容。而完成从农业人到工业人，从农村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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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城市人的转变不但包括社会经济层面的转变，还包括政治融合，社会权益的融合以及在心理上逐渐认同城市社会成员 身份的转变。 一项针对G市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71.6%的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有的甚至达到12 小时以上；52.1%的农民工月收入在1300-2000元之间，只是达到或略高于G市最低工资水平，却远远低于G市平均月工资410 1元；近90%的农民工居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或者民工宿舍，基本上和市民隔离开来。近70%的受访者没有参加过任何城市管 理活动，包括政治选举；有63.5%没有机会参加职工大会对本单位的管理和发展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有71.6%没有 加入过工会、党团组织或其它组织。在受访的农民工中，有56.7%没有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有46.3%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 社会保险；在子女教育方面，农民工的孩子也不能享受到和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权利和教育资源，大多被公办学校设立的 种种高门槛拒之门外，受访者中只有24.1%的孩子进入了G市的公办学校读书。83%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身份仍是农民而不是 城里人，或者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处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

材料13 2012年，Z市外来常住人口与占总人口的52.9%，城市二元结构特征明显。为了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促进户籍人 口与外来人口相互融合的目标，Z市作出了一些探索和努力。率先在全国实施流动人员积分管理制度，目前已有近3万名异 地务工人员及其子女，通过积分转为城市户籍或入读公办中小学。建立户籍居民与异地务工人员平等共享的社会保险制度 ，在全省率先实现基本养老保险、住院和门诊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为异地务工人员提供技能培 训、创业孵化、职业介绍、就业推荐等“一条龙”服务。先后有100多万人次参加了在岗和岗前职业技能培训，健全集体合 同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薪酬保障、欠薪追讨等机制，2010年至2012年共为异地务工人员追讨欠薪超过1800万元。 Z市扩大了在优秀异地务工人员中竞争选拔公务员和村官的比例，增加其平等参与社会建社管理的机会。2010年 以来，在优秀异地务工人员中选拔了41名基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市委全会邀请了包括10多名外来人口代表在内的12 类50名代表列席，努力促进“党心”和“民心”的同频共振；在2012年的市人大、政协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