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内班三期2012年4月份学习材料

的劳动。金钱以光速飞行：昨天还在那里，今天就到了这里，明天，谁知道它又会飞向何方？而所有的劳动者都是潜在的失业者。荒谬的是，那些购物中心，那些由短暂性统治的王国，给人们提供了最成功的安全感幻觉。购物中心超越时间地坚持着，没有年龄，没有根基，不分昼夜，没有记忆；购物中心超越空间地存在着，远离充满危险现实的世界湍流。

世界的统治者拼命地使用着这个世界，好像它是一种可以丢弃的、短命的商品，这件商品会衰亡，就像电视机关枪射出的形象一样出生不久随即衰亡，就像广告无休止地抛给市场的时髦和偶像一样稍纵即逝。然而，我们在丢弃了世界这个商品后该迁往哪一个世界呢？我们难道不得不相信这样一个故事，说上帝把地球出售给了一些公司，只是由于他心情不好而决定将宇宙私有化了吗？ 消费社会是一个诱杀傻瓜的陷阱。那些手握把柄的人假装没有看见这个事实，然而任何一个脸上长着眼睛的人都能够看出，绝大多数人消费得很少，极少，甚至没有消费任何必需的东西，这样便保存了我们所剩无几的自然资源。对于少数特权阶层来说，社会的不公正不是一个需要纠正的错误，也不是一个需要克服的缺点，它是一个最基本的需要：我们并不拥有可供我们养活一个行星大小的购物中心的自然资源。

都市白领的“消费战争”

来源：中国周刊

这是一个被逼与消费欲望作战的城市“中产”家庭——小两口被高房价绑架，丈夫不舍得吃盒饭，老婆的化妆品越用越低廉。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黑色的针织衫内里衬了豹纹的领口，在一排打折的衣服架子中抓住了她的眼睛。“这穿在我的黑色外套里会很好。”她眼睛放光，手指划过衣服的袖口、领口、下摆，干脆拿了起来在身上比画了下，对着镜子矜持地微笑。然后翻开衣服上的商标价格，239元，这是五折后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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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皱了皱眉，这够她买24个盒饭，约等于一个月的工作午餐费。旋即，她把衣服放回。“我现在基本不敢随便消费。” 与消费欲望作战

在北京阜成门华联商场里，她时不时兴奋地比比这个，看看那个。26岁的王蕾(化名)跟大多数女性一样喜欢漂亮的衣服并想据为己有。

2008年，北京有近12万新人结婚，她和男朋友也在这一年修成正果买房结婚。她刚到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当课程咨询员，还未转正，没有销售提成，月收入不到3000元。她丈夫在一家给日企做外包软件服务的民营企业，月收入税后8000元左右。

如果按照中国社科院的数据，王蕾夫妻月收入万元的水准在北京属于中等家庭的收入水平。对于一件她十分心仪的200元针织衫，她应该优雅地掏出钱包买下。但实际上，不仅这件衣服，整个华联商场和她的心理距离都有些遥远，而这个商场在北京也称不上特别高档的消费场所。

从王蕾工作单位步行到华联商场不过五六分钟，她却很少进去。“看到喜欢的东西却不买，那样的感觉更难受。”

每个月，王蕾会掰着指头算每一笔钱的花法，她必须把家庭开支控制在1500元左右。对于一对结婚不到两年的小夫妻来说，“坚决不看非免费的电影，不外出吃饭，不买装点五光十色生活的废物”。这听上去有些残酷。

周末，当别的情侣可能为去哪里吃饭看什么电影争吵时，王蕾和她的丈夫从没有类似的困扰。一切娱乐活动对她而言就像一只张开的大嘴，一点点吞噬她的钱包。他们选择在家里沙发上看电视娱乐。当别人约他们出去吃饭时，得到的多是“有别的安排”的回答。他们尽可能推辞或者选择参加家宴。 10000元的家庭月收入，这样的家庭财政预算是不是太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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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蕾苦笑道：“没办法，都是房子闹的。你看过《蜗居》吧，我们除了没有到每顿吃挂面那么惨，其他的跟电视剧里的海萍夫妇生活水平一样。”房贷是悬在王蕾夫妇头上的剑，他俩关于钱的想法首先是“存”，想赶紧把剩余的贷款还完。

2009年进新房后的一个傍晚，喜悦还未褪去，她丈夫在台灯下算了一笔账。他惊讶地发现，如果按照当时跟银行签的房贷协议，每月还3900多元，20年还完房贷，其利息又可以买一套房子了。“为什么我们要辛辛苦苦给银行打工呢？”她丈夫把笔一扔，两人相顾无言，思来想去后，一家人决定日后的生活消费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房子，其他一切给房贷让道。“今后就是和消费欲望作战。”她对自己说。 房贷之下

房子是王蕾的安慰。在她这个年纪，在北京有自己房产的外地女孩并不多。作为80后，独生子女，她和比她大三岁的同样是独生子女的丈夫来自湖北，毕业后留在北京，成为这个大城市庞大外来定居人员中的两分子。

2008年，在她毕业两年后，和男朋友准备结婚。她父母是湖北一个地级市的政府机关公务员，他父母是一个国企工厂的双职工。在父辈人看来，所谓结婚就是成家立室，没有自己的房子，家不成家，室不成室。

他们跑遍了北京找到了一处价钱合适的新房。房子位于北京宣武区马连道，总价近80万元，8000多元每平米的价格在当时属于中等水平。他父母、她父母再加上王蕾男友工作几年来自己的几万元积蓄，首付24万就这样凑齐了。 两年来，王蕾夫妻除了每月按协议还款外两次提前还款。20多万元是他们当前所剩房贷的总额。现在，他们把每月3900元的还贷协议改成了2000多元。这说明他们是一个“风险厌恶型”的家庭。王蕾丈夫的顾虑在于，由于双方工作都在民营企业，一方可能短时期失业。他们是对的。2008年底，王蕾从上一个单位辞职后曾在家赋闲将近三个月，期间只有她丈夫一人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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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每一笔开销记在本子上，她必须省钱、存钱。如果一些经济学家熟知她的生活，那么，一定会将其作为自己观点的论据。那些专家经常发出这样的论断：在中国，高房价严重抑制了家庭消费。

她身上穿的蓝色毛衣从网上购得，100元。过膝的黑色羽绒服来自网上，200元。唯一让她感到奢侈的花费来自拎包，在复兴门旁边的店里看过三次，“最后一次狠狠心买下来”，279元。

买回来后，她丈夫对此撇了撇嘴，责备她不懂事。“看上去和五十元的包有什么区别吗？净花这不该花的钱。”

结婚不到两年，她和丈夫数度争吵。主要矛盾就是花钱的方式。王蕾的记账、节省的生活习惯都是在和丈夫的争吵中一点点培养起来。“他总嫌我大手大脚，相比以前我已经很节省了。”

王蕾确实注意每个省钱的细节，每个礼拜去超市买有“黄色标签”的特价商品，买最便宜的小菜，学着自己做饭，到现在达到了“过得去”的水平。她们家的菜一般两个，一荤一素。晚餐吃一半，另一半给她丈夫第二天带去单位当午餐。 为什么选择给她丈夫带饭而不是她自己？

她解释，如果不给她丈夫带饭，他是连10元钱的盒饭都舍不得买的，顶多去超市花6元钱买两个饼充饥。而她比她丈夫还大方一些，中午工作餐都“舍得”吃盒饭。

她一个季度会为自己添置几件便宜衣服，不超过500元。她丈夫的衣物则不磨坏不买新的。吃饭、护肤品、衣服、交通等费用综合起来，王蕾夫妻两人月支出在1500元之内。任商家宣传工作做得再好，他们也不买一件没有充分理由的商品。

2009年底，王蕾应聘到一个外语培训机构课程咨询岗位的新工作，还未转正的员工需要自己提供黑色的正装。她竟然对此很开心，因为终于有一个冠冕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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