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长文传

徐渭是个不幸的大文豪，但他留下的一批书法诗文写意画却是一笔重要财富，是对中国文化的突出贡献，如今每幅都是稀罕文物，身价百倍，如他能活到现在，卖画换钱，身价上亿，身为书坛泰斗，画苑巨擘，豪宅名车不在话下，江山美人名利双收，再也不用过那种凄凉生活了。

徐渭的悲剧是他生在东方，因为在这个国度，谁最有才华，谁最有品质，谁的命运就有可能最不行，在这个国度，才华、美德同他的命运是成反比的；除非他不生在社会最底层。

徐渭有着盖世的才华，他诗文书画无一不精。徐渭称自己“书法第一”，并在《题自书一枝堂贴》中说：“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

然而，徐渭的艺术成就当时不被人承认，艺术价值和美学思想得不到人们的理解与共鸣。直至他死去后20年，袁宏道才拍案叫绝，认为徐渭确实是个天才！袁宏道还写下了《徐渭传》，可以说他是徐渭第一个知音。如果没有袁宏道呢？

从此以后，徐渭名声鹊起，从者如云。“八大山人”朱耷心追手摹，不舍昼夜；郑板桥甘作“青藤门下一走狗”；齐白石更是赞不绝口，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

徐渭是才子，那是天生的，是用来遭人嫉恨的；徐渭是疯子，那是被恶人、小人与俗人逼疯的；徐渭是狂人，飘零酒一杯，长啸复长啸！

徐渭之狂，并非佯狂，实乃真狂！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骨子里嫉恶如仇，对权势从不献媚。当官的来求书画，连一个字也难以得到。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等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就是给得再多，也难得一画。徐青藤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

他题《螃蟹图》云：“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这正是对权贵的憎恨与轻蔑。董卓难道不是严嵩吗？这样的狂生会真正从心底里愿意给严嵩写祝寿词吗？

徐渭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像荷兰大画家梵高那样，生时寂寞，死后辉煌。作为有骨气的天才，他愤世嫉俗，更鄙视官场，但为了生存，他又不得不依附权贵，当他的幕僚、枪手，不得不给严嵩、嘉靖们送上溢美之词；他深深地透视官场的黑暗，但为了出人头地，又一次次地进入考场，而写的文章又率性而为，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牢骚与幽怨。多舛的命运，抑郁的心志，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他怪异的性格，形成了他特有的艺术秉性。他焉得不狂？

徐渭20岁那年中秀才，以后8次乡试科考均名落孙山，仕途不济，只好入闽浙总督胡宗宪的府第做幕僚。此间，他出奇谋，破倭寇，曾因起草《献白鹿表》而

得到嘉靖皇帝的赏识。

胡宗宪被弹劾为严嵩的同党而被捕入狱，病死狱中，作为胡府幕僚的徐渭自然脱不了干系。斧击、穿钉、碎肾，他9次自杀，猜忌继室不贞误杀妻子，度过了7年痛苦难熬的铁窗生涯。

这位疯狂了的天才后经同乡张元汴竭力保救才得幸免一死。出狱时已五十三岁。

出狱后徐渭依然我行我素，与世俗格格不入。老来更是看破红尘，消极遁世，闭门谢客。他以铁斧击颅，血流满面，以利锥刺耳，深入寸许。

他的心志沉沦到这种地步，却没有忘记窗前的那棵青藤。他离别的时候，与他打招呼的是默默的青藤；他出狱后回到家里与他相依为命的也是这棵默默的青藤；他生前或死后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它，和他终生相伴的还是这棵默默的青藤。如此寂寞，如此凄凉，难怪他对着青藤无奈地发出“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呼号了。

命运的困蹇更激发了他的抑郁之气，加上天生不羁的艺术秉性，艺术创作便成了他一泄自己内心的情感的突破口，悲剧的一生造就了艺术的奇人。如果说徐渭的为人可用他自撰的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来写照，那么，他从艺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那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

徐渭死前身边唯有一条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凄凄惨惨泣泣。

我曾在一本书法杂志上看到有人将徐渭骂得狗血喷头，大概在艺术才华与成就上找不出瑕疵了，就从“人格”上咬他。这是不是有点不厚道？抽象地来看徐青藤，是不是有失公允？现在总有一种很恶劣的风气，为了出名，为了出名后的利益，一些“完美的苍蝇”总是在叮咬“有缺点的战士”，寄生名士，嗜血如命。

我想，那些一方面寄生在徐渭身上，另一方面面对徐渭命运若此、又为祖国文化贡献若此，还要对他鸡蛋里面挑骨头吹毛求疵的人，恐怕是极秀颀的楠木吧！

而徐渭只是一株青藤，一株扭曲了的长春藤！

曾经有位文友问我：“《白鹿表》这样的马屁文，与当今华南虎倒有一比。一心想飞黄腾达却屡受打击，于是作《螃蟹图》泄愤。崇尚暴力，竟然致发妻于死地。粗粗看了看，不明白这样的病态文人，有什么值得你尊敬？只是因为他的狂妄和落魄吗?”

我是这样回答他的：“对那些世界级的文化大师，我永远是高山仰止的。我尊敬徐渭，是因为他是个天才，因为他对祖国、对世界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当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徐文长，像荷兰画家梵高一样，是天才也是疯子。他的非理性的行为，有环境的因素，他是被世俗社会逼疯的，扭曲的，也有他性格缺陷的因素。我并不会去赞同他那种变态与扭曲，我只是想说我们不能脱离他的时代与环

境去看待他。”

文友的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是的，我们文人应该以怎样的风骨站在时代与历史之中？高大挺拔的乔木就一定有脊梁骨吗？一根苍凉的青藤，难道不也是一种傲然风骨吗！

徐渭70岁生日时，曾自题画像有诗云：“吾年十岁栽青藤，吾今稀年花甲藤。写图写藤寿吾寿，他年吾古不朽藤。”是的，徐渭的心愿与预言已转化成了现实，笔底明珠终究闪耀出了璀璨夺目的光华，徐渭是一株不朽的青藤！ 、“文章点评”最后分析说：“把徐文长的不幸遭遇归之于天，也不能不说是可悲的想法！”你认为这一对本文的评介正确与否？你如何评价徐文长不幸遭遇的原因？

答：性格即命运。像徐文长这样的人你不让他疯狂也是不可能的。一个才大的人，总有其桀骜不驯的性格，有的人强些，有的人弱些，但大部分天才也可能是不疯狂的，至少不像徐文长一样疯狂，如苏轼，但他的遭遇也很坎坷，虽然看上去不如徐文长的遭遇那么可悲，也并不能就此证明苏轼的才能不及徐文长。由此可见，徐文长的才能加上他自身的生理因素，导致与时代的更加格格不入。如果他不是一个真狂者，那么，徐文长也就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徐文长了。天才往往都是偏瘫的。如果说时代与环境迫使人发狂，那么，在那个时代里的大部分人都是“正常”的。作者把他的遭遇归之于天，应该说有相当的道理。此处所谓“天”，也就是命运。因为性格越特别的人，与环境的冲突越强烈，其遭遇也就越特别，一般来说，也就是特别的悲惨。

3、本文作者对徐文长的评价如何？

答：作者对徐文长的评价很高，赞其才，而叹其悲惨的命运。

《原君》

1、作者认为为君之道应如何？作者又是如何论述为君之道的？

答：参见课文后“文章点评”第二段。

2、在论述为君之道前，作者指出“人各自私自利”的现象，并认为是人之常情。作者写此文的本意是否为了批判自私自利？你如何看待“自私自利”？

答：作者在文章开头论述“人各自私自利”这种人之常情，并非为了批判自私自利，恰恰相反，他认为“自私自利”是人的常态，但为君者却不能自私自利，为君之道应“天下为公”，也就是作为君王，要尽可能地满足百姓的自私自利，让百姓能够得利，这样，天下就会太平。如果君王一味满足自己的私欲，那么，百姓就不能满足他们的私欲，而百姓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私心，得到一定的利益，天下就会大乱。自私自利这个问题向来是个有关道德高尚与否的问题，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大公无私”的氛围中长大的中国人，对这“私”字敏感到恐怖的地步，仿佛一与“私”字沾边，就是道德败坏。实际上，自私自利要看是否损害别人的利益，损害别人利益的自私自利当然要批判，否则，就是合理的自私自利，这也正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是从土地承包（也就是私有化的第一步）开始的原因。在公有化还不完善的制度中（这种不完善最主要的方面是没有足够考虑满足员工的私利，干多干少一样，干好干坏一样），人的私利得不到满足，而在个人承包及私营企业中，人的私利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干活的劲头就大得多。这就是不损害别人利益的自私自利的好处，也可以说，自私自利正是一种动力，个人人生目标大都赖此实现。所谓自我实现，正是按个人的私愿做自己愿做的事情，才有可能实现自我，也就是一种私心的满足。至于私心私利满足之后，是否还要为他人为社会做点事，这是每个人对自我的要求，绝不能靠宣传或强加。因为他不做利人之事，并不违法，不违法是一个公民的底线。很多人认为要“舍小家，为大家”。这种冠冕堂皇的道德高标准，其实是逻辑不通的：如果每个人都舍弃小家不管，那么，小家岂不是乱得一团糟了？社会这个大家还有什么安定可言？所以，小百姓只要把自己的小家搞安定了，就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而需要“舍小家”的主要是为官者，统治者。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舍弃，否则，小家不安定，他们又有什么心情去管大家？因此，合理的自私自利，正是社会稳定、人类前进的保证与动力，如果人的起码的私利都不能保证（比如要求为官者一心为

公，还要为官清廉，又不给他们相应的高工资，他们不贪污受贿才怪呢），还要他们去为大家，这种只有少数道德标兵才能做到的事情，拿来去要求普通百姓，只会引导百姓为讨好舆论或上级领导而虚伪做假，口是心非。一方面说得动听，一方面变本加厉做满足自己私利的事情，甚至自私到损人利己。如果正常的私心不能满足，只能偷鸡摸狗地自利，那么，还怎么奢望人会无私地为别人为社会呢？不让人满足“自私”这种正常的欲望，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