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地上的钞票为什么没人捡99第1期

掉地上的钞票为什么没人捡？兼谈“反公地悲剧” 作者：陈抗 本站发布时间：2004-4-29 20:51:52

美国经济学界多年前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

有一天，一位学富五车的经济学老教授和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助理教授一起外出吃午饭。走在人行道上的时候，眼尖的年轻教授发现地上有张100美元的大面额钞票，便弯下腰准备把它捡起来。不料，那位老教授立刻出手拦住他说：“别捡了，这钞票是假的。”年轻教授不服气，问道：“你如何断定这钞票是假的?”老教授随口回答：“如果这100元的钞票是真的，早该被人捡走了。”

老教授的答案虽然书呆得可笑，但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答案。市场的高效率保证它时时出清，谈判桌上没有剩下的钱，人行道上也不可能有还未被捡走的钞票。在老教授看来，年轻教授是经济学修养不够才会伸手去捡那掉在地上的钞票。

掉地上的钞票之所以没人捡，当然还有捡不来、不让捡、捡了也白捡等其他原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种种浪费现象，其实就和钞票掉地上没人捡一样。我们的无奈等待，其实还是和“捡不来、不让捡、捡了也白捡”分不开。

奥尔森1996年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题为《大面额钞票掉在人行道上没人捡：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的文章。他认为，能够在国家这一层次上解释贫富差别的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资源的秉赋不同，二是公共政策和体制不同。奥尔森在文章中重点排除前一种可能性。

首先，生产技术和知识的缺乏不是国家贫穷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购买技术、知识的成本并不高。例如，韩国从1973年到1979年仅将国内生产总值的1‰用于购买专利和技术使用权。即使将所有外来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利润也计算为技术、知识购买费，总数也不超过同期韩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量的1．5％。

其次，土地贫乏和人口过剩也不是国家贫穷的主要原因。如果是，那么从穷国向富国的大规模移民就会明显地缩小两国间的收入差别。可是，虽然爱尔兰在1821年与1986年之间大量向外移民，其人口密度由高于英国下降到仅是英国的1／5，爱尔兰的人均收入在1986年仍然只有英国的5／8。同样，从中南美洲向美国的大量移民并没有缩小这两个地区的收入差别。分析人口密度也可以使我们看到人口过剩、土地贫乏不是国家贫穷的主要原因。富国里人口密度高的有不少(比利时每平方公里322人，日本325人，荷兰357人，都比印度的233人来得高)，穷国里人口密度低的也有不少(巴西16人，肯尼亚25人，扎伊尔13人)。阿根廷在上一世纪初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但后来人均收入不断下降，现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期间阿根廷的人口密度一直很低，每平方公里只有11个人。

第三，资金缺乏也不是国家贫穷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资本应该是从回报率低的国家向回报率高的国家流动。一般来说，富国的资金充裕，资本回报率比较低，

而穷国资金贫乏，资本回报率比较高。因此，穷国可以在国际资金市场上向富国举债进行投资，借贷双方都因此受益。研究显示，如果一个印度工人具有和一个美国工人同样的生产力并且提供同样的劳动，那么印度的资本边际产出应该是美国的58倍。即使由5个印度工人来提供与1个美国工人相同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印度的资金回报率仍然数倍于美国。当今世上有多少投资家、多少跨国公司无时不刻地关注着赚钱的机会。印度和美国之间如此巨大的资本收益差别必定会吸引许许多多的投资者把资金带到印度去。如此一来，印度就不愁资金缺乏了。问题是，投资者并没有从富国蜂拥到资金贫乏的穷国去，国际资本流动更多的是在资金充裕的发达国家间进行。由此可见，资本边际收益的落差是掉地上捡不起来的钞票，有其他原因使投资者在穷国中无法享受资本应得的高回报率。

最后，人力资源缺乏也不是国家贫穷的主要原因。奥尔森将人力资源分成两种类型：一是市场交易型人力资源，它包括个人拥有的生产技术、勤奋的劳动态度、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以及创业、冒险的企业家精神。这一类型的人力资源在给定的社会体制和公共政策下能够提高个人的市场收入。二是公共物品型人力资源，它包括公德心、诚信、对公共政策的贡献以及为了做贡献而学习的知识。有关公共政策的知识和为制定正确政策做出的努力是公共物品，是无法在市场上交易的。公共物品型的人力资源只能通过影响公共政策和体制间接地影响个人收入。奥尔森发现，从穷国向富国的移民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因为从移民身上我们能够分离两类人力资源的效果。新移民虽然带有两种类型的人力资源，但由于其人数少，一般不足以对接受移民国家的公共政策和体制产生影响，因此对其个人收入起影响的只是市场交易型人力资源。研究发现，美国的新移民，无论移民前国家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5还是1／10，其收入是同等条件(同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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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性别、学历)美国人的55％。另外，根据美国198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海地移民的平均工资是西德移民的一半。但是，海地的人均收入却只有西德的1／10。可见移民前的低收入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些移民的市场交易型人力资源太低造成的。同样，市场交易型人力资源的差别不足以解释许多国家和地区之间个人收入和经济表现的差别。奥尔森应用排除法使我们看到，决定国家贫富的主要因素不是包括技术、知识、土地、资金和市场交易型人力资源在内的资源秉赋，而是一个国家的体制和公共政策以及影响体制与政策质量的公共物品型人力资源。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有亿万元钞票掉在地上没人捡!要捡起这巨额钞票，必须靠千万人的分工、合作，必须有对私人产权的绝对保护以及对合同的公正

实施。好的体制和政策能够保证对产权长期有效的保护，杜绝任何形式的掠夺，激励人们从事分工、合作的创新生产活动，特别是“产权密集型”的生产活动。“掉地上的钞票”之所以“捡不来”、“不让捡”或者“捡了也白捡”，关键是体制不行、政策不好。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钞票掉在人行道上没人捡的事确实也不少见。莫斯科街道上前些年就出现过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沿街的店铺大量空置；另一方面，街道旁涌现出许多金属做成的箱型销售摊。在高峰期的1993年，莫斯科街道上有1．7万只这样的金属箱子，一眼望去就像是置身于金属森林之中。为什么在莫斯科寒冬里沿街叫卖的商贩不搬到温暖的店铺里去?为什么沿街店铺的拥有者要放弃可观的租金收人?为什么掉在街边的钞票多年没人捡?密执根大学一位叫黑勒(Michael Heller)的年轻教授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于1998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反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的概念。 大家也许对“公地悲剧”的概念较为熟悉。“悲剧”的产生是由“公地”的产权特性所决定的。“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而且没有人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结果是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枯竭。过度放牧的草原、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以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它们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黑勒的“反公地”正好有相反的产权特性。“反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也有许多拥有者，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资源，而没有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反公地”的产权特性是给资源的使用设置障碍，导致资源的闲置和使用不足，造成浪费。就像在一间房子的大门上安装需要十几把钥匙同时使用才能开启的锁，这十几把钥匙又分别归十几个不同的人保管，而这些人又往往无法在同一时间到齐。显而易见，打开房门的机会非常小，房子的使用率非常低。黑勒发现，莫斯科的沿街店铺和这间房子十分相像，具有“反公地”的产权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