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理论书目简介

西方翻译理论经典

一、英国部分：

1．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 1719-1796 ），《四福音的翻译与评注》（A Translation of the Four Gospels with Notes, 1789） 简介：

坎贝尔的《四福音的翻译与评注》是西方最早的翻译专论之一，其理论意义体现在：第一，该论著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宗教翻译研究的重大转折。坎贝尔认为，《圣经》翻译“应为文学和宗教两种不同的目的服务”，这就弥合了哲罗姆提出的“宗教翻译”和“文学翻译”的严格区分，因而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第二，该论著是最早论及“对等翻译”的翻译理论专著之一。坎贝尔在该论著中提出了从词汇、语法和风格方面取得对等的观点，成为20世纪“对等”理论的先导。第三，该论著的问世，意味着翻译理论的探究突破了前人圄于具体文本的界限，标志着系统性、原则性和抽象性的理论研究视角的出现。第四，该论著的问世，标志着认知视角的革命性嬗变。宗教翻译“三原则”的出现，意味着坎贝尔背离了斐洛、奥古斯丁等人所信守的“上帝感召”的无端依从，完全从理性认知的角度提出了宗教翻译“三原则”。因此，在相同的人文主义文化背景下，其“三原则”的具体内容同泰特勒的“三原则”有着惊人的雷同，实不足为怪。总之，坎贝尔的“三原则”同泰特勒的“三原则”一样，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而且二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不可偏废。

2．亚历山大·弗雷瑟·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 1747-1814)，《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1790) 简介：

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一书是西方翻译理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理论意义表现在：第一，泰特勒首次以概念的形式规定了“优秀翻译”的内涵。优秀翻译定义出现，标志着泰特勒的译学主体视角具备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征。这是西方译学史上的认知主体性的重大转折。第二，泰特勒在该论著中系统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思想。但必须指出，翻译“三原则”并非泰特勒独创，而是他将英国译学传统明确化、系统化的结果。所以他与坎贝尔殊途同归的巧遇，也属自然。总之，该论著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泰特勒对英国译学传统的全面归结，而且在于他对译学思想的系统性论述。他结束了当时英国传统译学一盘散沙的状态，标志着英国译学走向了系统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发展道路。因此，该论著的面世，标志着西方译学史上“一个时期的结束和另一个时期的开始”。

3．菲利莫尔（J.S.Phillimore，1873 - 1926），《略论翻译和译者》（Some Remarks o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ors, 1919） 简介：

菲利莫尔的的《略论翻译和译者》一书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翻译论著”，其理论意义在于：一、菲利莫尔对译学问题的探究从对译事本质的寻求转向了对翻译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的把握。菲利莫尔不仅关注到了原语与译语之间的关系，也关注到了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他对翻译要素的关系把握，与英国人文主义文化时期崇尚“准确意译”的折中性译学倾向是一脉相承的。二、在译作的评判标准的阐述中，菲利莫尔也展示出对英国人性文化阶段的传统译学主体性的明显继承。菲利莫尔认为，“判断一篇译作的优劣，最终标准是看文学家是否把译作当作欣赏品，又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读。” 该译学倾向，实际上是英国人文主义文化阶段的活译派代表人物科顿 “使自己译作成为一种真正的原作”的译学思想的复活。由此可

看出菲利莫尔的译学主体性与英国传统译学主体性的承接关系。总之，菲利莫尔的译学思想的发展与形成，既是英国译学主体性传统影响的产物，也是英国当时的认知文化思潮制约的必然。

4．波斯盖特（J. P. Postgate, 1853-1926），《翻译与译作》（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s, 1922） 简介：

波斯盖特的《翻译与译作》一书是译者兼学者论译的典范，其理论意义体现在：一、波斯盖特在该书中对翻译现象所采取的综合性、抽象性的探究视角，是对西方译学认知传统的一脉相承。其译学研究倾向主要表现在对翻译现象的分类研究，即“后瞻式翻译（”retrospective translation）和“前瞻式翻译”（prospective translation）的研究。质言之，“后瞻式翻译”即为“洋化”式翻译，而“前瞻式翻译”则是“归化”式翻译。波斯盖特的翻译分类与英国德莱顿和德国歌德的区分固然不同，但其研究视角是一致的。二、波斯盖特在该书中提出了“词类分类研究”的译学主张。他从语言间所存的思想一致性与表达类同性出发，将词汇分归为四类（即“完全相同的词”、“不同的词”、“部分相同的词”和“假同义词”），并根据不同的分类分别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词汇分类研究法的出现，标志着他的翻译研究已超出了对具体翻译行为和具体译本进行评价的传统译学研究模式，开始走向了系统化和抽象化的科学认知之路。三、波斯盖特在该书中论述的许多其他译学思想是对前人的译学思想进行借鉴吸收的结果。如对译文效果判断、忠实性标准、译文表达习惯、译作更新等观点，皆是对英国或西方译学思想的借鉴。总之，波斯盖特的译学思想不仅体现了时代文化精神与英国译学传统的磨合，而且也体现了英国经验主义译学研究倾向与欧陆特别是德国理性主义译学研究倾向的合流。质言之，波斯盖特在该书中所展示的译学倾向，是由崇尚“准确意译”逐渐转向崇尚“准确直译”的倾向。这是西方现代认知思潮对英国经验主义的译学倾向不断影响的结果，换言之，波斯盖特的译学思想是时代文化和民族传统交互影响的产物。

5．斯图尔特·贝茨（E. Stuart Bates，生卒年不详），《现代翻译》（Modern Translation, 1936） 简介：

贝茨的《现代翻译》一书，似乎是为反对波斯盖特的译学观而撰写的，在对“翻译的忠实性”、“译作的生命力”、及“判断译本优劣成败的因素”等问题上，贝茨皆与波斯盖特观点相左。贝茨与波斯盖特共居一国，同处一时，而且同为古文学家、古典作品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但其译学见解却如此针锋相对，若将二人著作对比研读，自会交互发明，相得益彰。

6．弗斯（J. R. Firth, 1890-1960），《语言学与翻译》（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1957）；《语言分析与翻译》(Linguistic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1968)。 简介：

弗斯严格来讲属于语言学界人士，但又是英国翻译理论界无法忽略的人物。其译学见解主要体现在《语言学与翻译》和《语言分析与翻译》两部著作中。该书的理论意义在于：一，弗斯从语言学的认知视角入手，出了“完全翻译”的概念。所谓“完全翻译”，是指“在语音、语法、语义、话语结构以及风格等层次上，经过全面分析的翻译”。可见，弗斯将语言分析作为翻译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这是他现代语言学的结构主义认知视角审视翻译问题的表现。二，弗斯对翻译问题的审视也开始产生了后现代主义的“他者”认知视角。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他放弃了语言学派追求“对等”的翻译观。他断言，任何两种语言的某些表达方式不可能是完全对等的，其语言结构也无法全盘移植。他虽未将自己的表述绝对化，但实际已认定，完全“对等”的翻译是不现实的。这实际已“解构”了结构主义的“对等”翻译观。另一方面，弗斯对译本的评价也呈现出德里达式的“延异”倾向。他指出，“任何翻译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不可更改的，??再好的译文也可以进行修改，直至重译”。这意味着，从解构主义的认知视角看来，译本一出，译者就“死了”，为了满足译文读者的不断“延异”的需要，无数“他者”译本自然须应运而生。弗斯在当时不会采用这样的辞藻来故弄玄虚，他只是很平实地指出“完全的翻译不等于完美的翻译”而已。尽管如此，我们不难看出，解构主义的认知视角，已经象剖刀一样切入了弗斯的译学探究。总之，弗斯的“完全翻译说”与其说是对英国译界的贡献，毋宁说是将语言学研究模式引入翻译研究的一种尝试。质言之，这不仅是大陆理性主义的认知模式对英国经验主义的认知模式进行浸润的结果，同时也是西方时代文化认知主体性演化制约的表现。

7．西奥多·萨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 1896-?），《翻译艺术》（The Art of Translation, 1957） 简介：

萨瓦里的《翻译艺术》一书，将对译学传统的继承、对现代译学认知视野的认同和对后现代探究视角的探索集于一体，故被誉为“英语中论述翻译的最佳之作”。其理论意义具体表现在：萨瓦里在该书中的译学倾向不仅表现了他对英国译学传统的继承，而且表现了他对“现代性”的译学认知视野的认同，而且还表现了他的译学研究的后现代认知视角。因此，萨瓦里断言，翻译不仅是“一门源远流长的艺术”，而且还是一门“选择的艺术”。他的12条自相矛盾的翻译原则的提出，开辟了描写性翻译研究的先河，正是该译学观的产物。这意味着，在萨瓦里的翻译研究中，翻译原则的绝对性被初步解构，“他者”的翻译策略应运而生。总之，从萨瓦里的“选择艺术观”、“翻译原则矛盾分类法”，包括“读者分析法”所展示出的译学倾向可以看出，萨瓦里的翻译观虽然“基本上没有脱离传统译论的范围”，但是其将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融为一体的译学认知倾向，已经明确展示出其译学认知的视角在文化转型期的嬗变，因此，可以说，萨瓦里的译学倾向，同样是时代文化精神、民族认知传统和个人认知结构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不过，遗憾的是，萨瓦里颇具超前色彩的解构主义的“他者”认知视角，在浓厚的英国人性文化译学传统的气息下，显得“和其光同其尘”了。于是，保守务实的英国人只是给萨瓦里说上几句不痛不痒的夸赞，然后惊喜地关注着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给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理论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

8．约翰·卡特福德（John Catford，1917- ），《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1965）

简介：

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在西方语言学界和翻译理论界同时引起巨大反响，其理论意义在于：卡特福德在该书中近乎偏激地展示了翻译探究的现代语言学的视角。他公然宣称：“任何翻译理论都必须采用??普通语言学的理论。” 这样，卡特福德就把翻译探究的认知视角片面化了。但值得一提的是，卡特福德借助韩礼德的“级阶与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将翻译研究的“模式化行为”和“描写式方法”结合在一起，以求“科学地”探究和阐述“翻译过程中的转换规律、翻译等值，以及达到翻译等值的方法和条件”。可见，卡特福德对翻译问题的探究，最终变成了对翻译过程的阐释和描写，这是卡特福德译学研究的“后现代转向”的重要标志。另外，卡特福德认为，对等形式的存在，不可能是绝对的一对一的存在，而有可能是一对多的存在，因此，对等形式的寻求过程，往往又是一种“他者”的选择过程。一言以蔽之，翻译的目的，就是“选择语境范围有最大的重叠可能性的译语等值成分”。可见，卡特福德译学研究的认知倾向，与萨瓦里的“选择艺术观”不谋而合了。

总之，通过以上探究可看出，卡特福德的译学主体性倾向同萨瓦里一样，同样展示出文

化嬗变时期由现代性认知主体视角向后现代性认知主体视角的过度。所不同的是，萨瓦里的后现代“他者”的认知主体性，被“延异”在浓浓的传统信守之中；而卡特福德的后现代“他者”的认知主体性，则被埋没在他的现代语言学认知视角的狂热与偏激里。

9．彼德·纽马克（Peter Newmark, 1916-?），《翻译问题探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981） 简介：

纽马克的《翻译问题探讨》一书，对翻译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几乎是面面俱到的审视，对中国译学界影响甚大，其理论意义在于：一，纽马克的译学倾向展示了科技文化思潮对英国认知传统的浸润。就纽马克而言，所谓“翻译理论”，即“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可见，纽马克对翻译理论的认定已有所偏颇；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纽马克对翻译问题的认知，已经逐渐摆脱了培根式的散论，开始产生了带有明显科学认知色彩的“语言学转向”。二，纽马克的译学倾向也展示了英国认知传统对时代认知倾向的接纳和吸收。该倾向在纽马克对翻译本质的阐释中一览无余。纽马克认为，翻译不仅是科学（science）和技术（technique），而且是技巧（skill）、技艺（craft）和艺术（art）。值得注意的是，纽马克认为翻译是一门技艺的理由之一，在于“译者对文本的语法语义要素的直观把握须以经验的知识为后盾”。可见，纽马克将“翻译技艺观”融会于奈达的“翻译科学、技术、艺术和技巧综合观”，是英国经验主义认知传统对纽马克译学主体性施加影响的必然结果。换言之，这也是英国认知传统对时代认知主体性的接纳和吸收的重要标志。三，在纽马克的译学倾向中，还存在着其认知视角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嬗变。这主要表现在纽马克对译法问题的探究中，纽马克一边含蓄地回避了语言学派一味追求“对等”的倾向，一边采用了萨瓦里的多项选择的“他者”策略；几经“延异”，纽马克最终采用的，是介乎“对等”与“选择”之间的折中译法：“有限选择”（limited choices）的翻译。同时，他承认，翻译理论“既非理论也非科学”，并“不能帮助译者提高翻译技能”，甚至“只能自得其乐”而已。另外，在论及对翻译因素的关注时，纽马克主张不仅要关注语言学方面的因素，而且还要关注文化方面的因素。这意味着，在纽马克的译学研究视角中，已经出现了由“语言学转向”向“文化转向”过渡的端倪。可以看出，纽马克的译学主体性倾向，已经呈现出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 的过渡。总之，透过纽马克的译学主体性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纽马克的译学主体性倾向的最大特征，就是在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译学思潮中漂流。这就是为什么这位翻译理论家虽然对译学问题进行了面面俱到的严肃研究，却既“没有创建过重点的翻译思想”、“也没有提出过具有轰动效应的系统的翻译理论”的原因。

10．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1929- ），《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1975）

简介：

1975年，随着《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的发表，斯坦纳成了“凭一部独特的著作而蜚声西方译论领域”的翻译理论家。该书的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

首先，斯坦纳在该书中，借助“现代的”话语结构解构现代翻译理论，对翻译研究模式达到了后现代之后的重构。一方面，斯坦纳的译学研究中的“现代性”倾向，体现在其译学探究的认知视角中。主要表现在：其一，斯坦纳对译学问题进行的审视，采用了“哲学、语言学、诗学、文艺批判、西方文化结构等诸角度”。其二，他对翻译与语言的辨证关系所进行的探究，采用的是达尔文进化论研究中的类比法，试图通过对语言与翻译的关系类比，在“语言——翻译——文化”的类比系统中探究翻译的真谛。其三，他对翻译类型的阐释采用了雅各布森的翻译分类方法，并“具体阐发了雅各布森分类中的第一类：语内翻译”。其四，他对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