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时期佛教文化兴盛查考

织的大规模的讲经推动了华严教义在社会上的传播。正是由于武则天的大力支持，才使华严宗得以创立。

她亦极其礼敬禅宗北宗的大师神秀，九十高龄的神秀被肩舆上殿，则天亲加跪礼，时时问道，而王公大臣们也是望尘拜服，日有万记，极大地推动禅宗北宗的兴盛。此外，她也礼敬男宗大师慧能，《宋高僧传》中《慧能传》记载：“则天应神秀请，诏慧能进京，慧能不就，于是赐摩纳袈裟、钵盂等，并遣使往诏”。虽然慧能始终没有进京，但当地的官员对他也是毕恭毕敬，大力支持他的弘法事业，使南禅宗派建立并繁荣起来。

三、武则天时期佛教文化兴盛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隋唐进入黄金时期，从武后执政走向鼎盛阶段。这一盛况出现显然是与武则天分不开，不仅是揭示武则天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可以从中深入了解佛教发展的全过程。武则天执政时期把中国佛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推向了历史的高峰，对唐代佛教的全面兴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积极方面的贡献得到后人的肯定和认可。同时，在兴盛的佛教背后却隐藏着许多祸患，为强大的唐代种下了危机的根源。武则天发展佛教，虽然对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但却给强盛的唐朝造成了许多致命的隐患。

（一）武则天时期佛教文化兴盛产生的积极影响 1、武则天时期的佛经翻译，有力的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武则天高度重视译经，大力提倡佛教，主观上是为政治服务，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历史上，佛经汉译为中国带来了许多新的概念，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的语言词汇。梵夹翻华，为中国文化带来了许多新的思想观念，给中国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命题。武则天时期的佛经翻译，不仅仅是佛经语言上的简单转换，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中外文化交流。武则天时期，义净翻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近代在克什米尔发现了一部分梵文原本，这使汉译本与梵文本的对比研究成为可能；他翻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后来被转译成藏文，汉本、藏本，加上现在尚存的梵本，都是进行对比研究的好材料。这些弥足珍贵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是武则天时期佛经翻译产生的文化硕果，也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成果。因此，武则天时期不仅是唐代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期，而且在中国佛经汉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武则天时期的佛经翻译，有力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华严经》的传译，直接促成了华严宗的形成，为中国佛教史及中国文化史增添了新的重要的一章。

2、武则天时期独创的一些法事活动影响有唐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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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时期独创的一些法事活动影响有唐一代。其中以迎奉法门寺指形佛骨最为典型。武则天别出心裁，参照印度浴佛节行像瞻礼的做法，结合中国实际，创意进行迎送佛骨活动。从法门寺至东都洛阳，抬着佛骨沿着通衢大道，日夜前行。遇有大的寺院便停留供信众瞻礼。人们在瞻礼佛骨时，都倾力供养，上至帝后下至百姓，以能见到佛骨为荣，不惜财物。不仅如此，高武二帝还巩固了太宗以来关于佛骨的传说\三十年一开（地宫），则岁丰人和，兵弭消\。武则天一生两次迎奉佛骨，赐施也最为丰富宝贵。这两次迎奉佛骨的朝官级别也最高，长安四年的迎奉由鸾台凤阁侍郎崔玄暐总勾当。依循此故例，唐诸帝继续进行了四次迎奉，基本贯穿有唐一代。作为弘法的大手笔，迎送佛骨仪式的形成和确立，武则天起了无以替代的历史作用。我们看到，这一法事仪式一直影响至今。

3、武则天时期所培养的僧才，为佛学和佛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人员保障。

著名的主要以一行、鉴真最为突出。我们前述的义净在睿宗朝的译经活动的所有高级僧才都是武周时期培养发达起来的。在酷吏横行的特殊情况下，一行洁身自爱，出家为僧。他不仅是杰出的佛学家，为密教在中国的传布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鉴真（688-763）在经过前后五次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后，终于天宝十二年（753）十二月七日达到日本九州西南的益救岛。为日本带来了24位高僧，带来了《华严经》、《止观法门》、《西域记》等48部佛教经典。同时带去了建筑技艺和造像技艺，还带去了医学知识等。

4、武则天时期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武则天时期以行政命令的办法宣传佛教，虽然有违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客观上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这一进程在武则天时期全面完成，两个事项是其标志。一是佛教的核心著作在此阶段都已汉译。二是中国的佛教宗派在大体上已经形成。中国密教虽然还未成气候，但密教经典的翻译已经进行。这一阶段储备的僧才，为密教的繁荣提供了人才基础。

5、以佛教为核心的中外文化交流局面，高武之后继续进行

武则天时期以后以佛教为核心的中外文化交流局面继续进行，其中以日本的入唐八家最为有名。由于与朝鲜半岛的特殊关系，新罗、百济、高丽僧人在中国内地的人数要比日本人多得多，而且来中国内地求法的时间也早。如新罗国玄光就曾往南朝陈国的衡山求法。最为中国人熟悉的新罗僧人当属德宗时的释地藏，人们至今将他视为地藏菩萨的化身，将九华山视为地藏菩萨的坐化地而荣列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高武以后，来自中亚昭武九姓的僧人活跃在唐朝的各个地方。

（二）武则天时期佛教文化兴盛产生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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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寺和僧尼数量的不断增加，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

禅宗提倡农禅并举是人民负担加重的曲折反映。特别是功德主为皇亲国戚的寺院拥有更多的僧人和杂役。例如释法琬在出家时，家人中有21人陪她出家，像她这样的人出家无疑成了变相的贵族，过着另一种贵族生活。爱好宏大场面，注重礼仪、形式的武则天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了营建佛寺、雕造佛像、举行佛教法事上。僧人、寺庙侵占了大量的田产，造成了大量的农民无地可耕、无家可住，成为社会动荡的爆发点。对此，以狄仁杰为代表的政治家在当时就强烈地提出了不同意见。后来李炎的毁佛法令正是以僧寺大量占有土地耗蠹资财为出发点，从而得到了大批朝官的积极响应。因此，佛寺的大量存在和僧尼数量的不断增加，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

2、佛教的精神崇拜是酿成邪教的政治土壤

佛教的精神崇拜是酿成邪教的政治土壤，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各种道门暴乱，基本上都与佛教有关，不是观音下凡，就是弥勒再世，全国各地到处狼烟蜂起，暴乱不断。政权统治者面临着来自佛教的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动用政治手段镇压佛教，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打击最重的是唐武宗的“会昌法难⑥”，佛教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它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消极的影响。

3、帝王干预内道场的辩论，有碍于学术的进步

在儒释道斗争激烈的时候，帝王往往出面圣裁。此例由高祖李渊开启，历代帝王都沿袭不改。内道场辩论往往集中了当时儒释道三教的精英人物，帝王出面，他们并不能尽情发挥，扼杀了学术文明的进步。高武概莫能外。在热热闹闹的译经背后，掩盖的是一般僧人佛学修养的退化。这其中以薛怀义最为典型。后来的会昌法难中，政府将背颂经文作为一道硬性标尺，说明了僧尼队伍中确有不少人在滥竽充数。

4、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学显得过于沉寂

武则天时代几乎是独尊佛学，虽没有禁断道教，但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学显得过于沉寂。如果说这种局面的形成是政治上的胜利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是文化上的败笔。至少说是很不正常。如果说，高武时期对佛教和\三夷教\采取宽容并蓄的政策是一种自信、大度和进取、开放的精神的体现的话，那么对其粗放式的管理简直是一种失误。对其在人们的思想、精神上可能引起的异化能量估计不足，特别对摩尼教而言。这种政策对后来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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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

指周世宗柴荣。唐武宗灭佛就是指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的毁佛活动。唐武宗灭佛是佛教与封建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上的地位的斗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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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历史的不良影响无疑是一枚大大的苦果。当唐明皇在“开元盛世”的无限光辉里，想振作一下儒学的时候，只能是望外教以兴叹，无可奈何，只好三经同注。它们的存在与传播，也使传统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提防越来越脆弱了，思想武器的射程和威力有限，只好借助于国家机器，万不得已，会昌皇帝动了杀戒。不论怎样评价会昌法难，从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和消耗，社会气氛的陡然肃杀，对人民和社会来说是一种摧残。

5、佛教文化使经济处于一种相对落后状态

佛教的宽仁忍让思想具有化解矛盾、包容一切，完成政治平稳变革的作用。但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有真正的立。自佛祖以后，佛教在印度得到空前的发展，在这种思想文化影响下，丧失了抵御外族入侵的能力，整个国家和佛教文明遭到了毁灭。再来看看今天的印度，它倒很少有来自自身的大的政治变革，也就难以获得新的生命力。所以，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经济发展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状态，那么在政治制度方面呢？最早提出众生平等思想的是印度的伟大思想家，可是它没有惨烈的变革，至今还存在着富人阶层与贱民阶层的社会现象，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今天，不能不说是一种怪胎。而在西方等国家，由于经过剧烈的政治变革，真正的打破了等级制度，实现了在政治上的人人平等。

结 论

武则天时期，佛教的兴盛对中国的发展及佛教徒在社会上的力量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对佛学具有较为深刻的造诣，对佛教的认识起到正面作用，总体上是将佛教作为进步的思想体系或社会思潮来对待。武则天重视对外交流，对中外交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外交流进而发展为以中国为龙头的国际交流，长安、洛阳成为国际交流的中心。这一交流中的精神文化的核心是宗教，其中佛教文化交流占主导地位。以佛教为代表的宗教文化在这一时期更多得展示了进步性，为建立中国化的佛教哲学体系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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